中共八大前后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探索

中共八大前后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探索

傅　明　雷桂贤

中共八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为此，在这次会议上党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建设的方针，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都有许多正确的思考和理论建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八大的正确路线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本文试图从执政能力的角度来探讨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为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借鉴。

一、中国共产党角色的转换与执政能力建设的初探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所谓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建设，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八大前后，中国正处在从革命到全面建设的重要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在实践中对如何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索。回顾这段历史，作者以为八大在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探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准确分析了国内形势，这是提高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前提条件。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形势的变化，做出了正确的分析。一是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八大政治决议中指出，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社会已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面貌。二是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八大指出，三大改造的完成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还有两个剥削阶级正处在消灭的过程中，那就是富农阶级“正在消灭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这一论述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已经把生产资料交出来，实行了公私合营，但是他们还拿着定息，对劳动人民还保持一定的剥削权利，富农也还需要在劳动中加以改造。八大指出，农民和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这就是我们党对当时国内新形势的基本判断，它从宏观上对我国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作了深入的剖析，为党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的领导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其次，确立了经济建设任务和方针，初步展现出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能力。八大根据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做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确立了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八大制定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规划，就是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的优势，使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等能够保证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八大的党章又明确地提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国防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这些经济目标和任务的制定，保证了我国在十年建设时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最后，总结了建国后执政党建设的新经验，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建设方向。八大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加强党的建设就显得更为重要，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执政党的地位一方面使党员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结果就必然会发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容易使党员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导致脱离群众的倾向。因此，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同时，八大汲取了苏共二十大的教训，重申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坚决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加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党的民主集中原则和党的群众路线在八大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八大召开前后，我们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角色转换，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党根据客观形势需要，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的能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初步的探索，从而领导新中国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二、执政能力建设在角色转换中出偏

执政能力是一种流动的政治资源。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随着执政党整体素质和领导者个体素质、团体素质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新中国成立伊始，作为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掌好权，用好权，的确存在经验不足的问题。八大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修正主义的思潮，中苏关系趋于恶化;波兰、匈牙利发生了反共产党的暴乱等。这些事件对中国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1956年我国也出现了罢工、罢课事件。面对复杂局面，执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经验，在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的判断，以及在如何处理好政治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的关系等问题上开始出偏。

首先，在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八大虽然明确提出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没有提及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这就为以后重提阶级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埋下了伏笔。加之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认识不足，当国际上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国内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兴风作浪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党对国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苗头，就估计得过于严重了，甚至有些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比如，把部分地区由于管理不善，农民要求退社，以及党内关于建设速度上的分歧，都视为阶级斗争，并无限上纲，从而轻易否定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政治上的反右倾，必然导致经济建设上左倾错误，甚至出现了政治工作取代经济工作的做法。这些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导致了错误的实践，错误的实践又使得理论更加脱离实际，党的工作从此陷入了阶级斗争理论无限扩大的怪圈而难以自拔。

其次，在经济建设中偏离了八大制定的正确经济方针。八大虽然规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是由于党的实践经验不足，在胜利面前滋长起来的骄傲情绪，这就使得当时在党内，特别是当时的领导核心内部，对经济建设的方针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问题上。在八大决议中，虽然经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建议，加进了反冒进的内容，从而坚持了五月党中央提出比较稳妥的建设方针，但当时把反冒进同反保守问题同时提出，实际上是以反保守为重点，这就说明当时全党同志并没有认识到建设工作中的主要倾向是急于求成的冒进问题。从1955年错误地批判邓子恢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党内部分同志由于担心被动辄批为右倾保守也就随大流，左倾冒进倾向在实践中愈演愈烈。其实，围绕着批判右倾保守的争议，其实质问题还是过多的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忽视了我国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忽视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这种急躁冒进情绪一时间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蔓延着，从而使八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没有能够在实践中贯彻下去。

再次，八大确立的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在实践中遭到否定。八大虽然做出了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党的自身建设的思路，由于我们党缺乏自己亲身的实践经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随着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日益升级，原本对坚持党内民主，坚持社会主义的法制思想在日益突出的个人崇拜的氛围中被淡化了。与此同时，个人崇拜现象被解释的更加合理化。1958年成都会议上就把个人崇拜分为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由此以来，继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一方面民主法制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个人崇拜日益盛行，八大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实践中遭到否定，由此发展下去“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就是必然的了。历史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的原则，不断在实践中总结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总结和研究执政规律，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尤为重要。

三、启示与思考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中共八大正确路线在实践中没能贯彻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也一步步走向曲折。这段历史留给了我们太多的遗憾，也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我们需要的是在客观、冷静的追问之后的理性总结和概括，需要的是联系我们现实中所面临困惑与成就的对比中，找到更好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首先，理论准备不充分，奋斗目标不明确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需要有一个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的过程。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估计需大约10年、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952年时又认为从现在开始用10到15年时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转变，一方面说明了党中央对迅速摆脱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愿望，一方面也表明党还没有从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把马列经典作家所描述的未来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当成是很快可以实现的事实。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错误的实践。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把主张稳步发展的思想称为“小脚女人走路”，被当成“右倾保守”思想进行批判，并号召其他战线上也反对“右倾保守”。这种批“右”实际上是“左”的错误，反“右”使党在政策上更“左”，从而使1956年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冒进倾向。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马列经典作家也并未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中共曾一度认为剥削阶级在我国基本消灭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长期存在，但这种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整体上还是不够成熟的。因而，八大虽然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八大的正确路线逐渐被否定，代之而起的是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错误政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实际上是八大前冒进错误的继续和发展。1975年9月，在距八大仅仅一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八大的正确路线在实践中也没能真正贯彻下去。

其次，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角色的转换和执政能力的提高。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并成为执政党的。在长期的革命与战争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然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革命党和执政党的一个重大分别在于革命党强调阶级分化、阶级对抗;而执政党则强调阶级力量的整合，强调代表社会最大多数的利益，把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因此，执政党应根据社会客观形势的变化转换自己的执政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应当是全党的共识。然而，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出现的新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并从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出发，重提阶级斗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战争年代，党强调阶级斗争、革命理论，目的是为了削弱旧政权的统治基础，推翻旧政权。当革命胜利，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党的历史任务就是要维护本阶级的执政地位，使民众认同执政党的主张，就是要集中精力去发展生产力。因此，党在执政时期的一项主要功能就是要进行社会整合，即把社会中各个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众的利益整合起来，经过筛选、调节、平衡、综合，反映到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中，并通过国家法律机关，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然后引领群众朝既定目标奋斗。为此，全党同志必须转变思想方法，实际上领导经济建设比在战争年代指挥千军万马更具风险性，更需要党内民主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及娴熟的工作方法。遗憾的是我们党却没能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而是沿用了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和阶级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党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分歧，必然会在实践中遭受挫折。

再次，制度的不健全影响了党执政能力的发挥。制度不健全往往是与以党代政、以个人代替党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为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实践证明，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初期阶段是必要的和有效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体制也应当随着经济建设的实际进行调整和改革。在五六十年代，党在治国理政问题上，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但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和人们对法制社会的认可程度，以及全社会的公民素质等因素，法制社会也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来。加之，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导致领导体制不断地向极权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党对于建立和完善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及社会主义法制制度缺乏实践经验，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党规和法规，但是在个人崇拜的环境下缺乏可操作性。个人崇拜之风和党的民主优良传统的缺失，造成了这样的情形:一是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敢提出自己的怀疑，二是即便是有所怀疑和思考也不能在舆论“一边倒”和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风气条件下引起重视。这就为党内把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提供了条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最终在实践中没有能贯彻下去。

最后，没有形成崇尚科学的领导方法和社会风气。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常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强调的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经济强调的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八大召开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忽视经济规律，对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脚踏实际地稳步前进的同志“上纲”，说是对群众积极性“泼冷水”，犯了“方向性”错误。由于受当时政治体制的影响，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在领导方式上也不能广泛听取党内党外的呼声，集思广益。从而造成了上行下效和地方上违反科学的、不民主的风气也日益盛行。农业生产上的深翻、密植等反科学的行为竟被广泛推广。更为严重的是经济上过高、过急的要求，以势压人的领导方法导致严重的浮夸风的出现，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民主、公平、公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风雨多经人未老，关山初度路犹长。”由于中共八大前后复杂的国际环境，更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也正是在执掌政权过程中的曾有过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积累，才使我们的党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十分重视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确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