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分析与“未来构想”的“同步性”

一、“问题”分析与“未来构想”的“同步性”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异化劳动学说，揭示了相互联系的四种异化状态: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4]在此，我们可以推知，此时的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当时的“未来构想”是:作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这一“未来构想”的着眼点在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第一，它是通过人并且为人对人的全面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5]第二，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在共产主义的前提下，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它还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6]第三，它本身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而只是一个“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7]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是联系生产力与分工来分析所有制的。他们认为，三者的关系是这样的:第一，生产力决定分工，分工的发展程度是生产力水平的表现:“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第二，分工决定所有制:“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8]也就是说，一定发展程度的分工，是一定发展水平的生产力与一定形式的所有制相互联系的中介，并且分工直接地决定所有制形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了“消灭分工”^[9]的“未来构想”。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消灭分工”并非泛指消灭人们社会活动的一切差异，而只是消灭财产占有差异和阶级分化（此时，马克思恩格斯甚至把它们也看作一种“分工”）等等旧式的分工；不是否定人们的社会职能的相对专业化，而是消灭人们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消灭分工”的设想，实际上着眼于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0]

在《共产党宣言》中，“剥削”作为一个“问题”被马克思明确提出:“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11]“剥削”、私有制、阶级斗争是密切相关的三大“问题”。而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所以，“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主张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对于“消灭私有制”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在下文中说得明白:“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13]剥削的消灭，私有制的消灭，也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剥削社会，而且是一个拜物教现象（“社会关系物化”）普遍化的社会。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但是，这一“关系”被“掩盖”起来了。在社会的现象层面，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是“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工资是雇佣工人的全部劳动的报酬，剩余价值是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利润是作为“物”的资本的“本性”的产物，地租是土地的自然生产力的结果，如此等等。只有运用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还原”被“掩盖”的“关系”，才能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在于资本家无偿地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而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地租是超额利润的“转化形式”。^[15]以对资本的拜物教性质的分析为基础，马克思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一“联合体”中，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成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联合体的总产品，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依旧归社会所有，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直接按照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的份额分配给个人；在这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关系，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16]而且，劳动条件和实际日常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以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并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17]

《资本论》中“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并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社会的构想的简单延续，两者有着侧重点的明显差异:前者侧重于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直接化，后者的侧重点在于剥削和旧式分工的消灭。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时段马克思对现存世界中的“问题”的深层逻辑的不同分析来寻找这种差异出现的缘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从分工、私有制、剥削、阶级等视角分析现存世界的“问题”，从而其未来构想着眼于这些“问题”的消灭；在《资本论》中，从劳动力成为商品、社会关系物化的普遍化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方式和剥削的特殊实现形式，因而其未来构想着眼于消灭社会关系的物化，亦即诉诸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下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直接化。

《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的“未来构想”是建立在《资本论》的相关研究成果之上的。基于《资本论》对商品交换、价值的存在条件及其历史性质的透彻分析，马克思提出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下述“构想”:“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18]因为没有了商品交换，所以，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不再表现为“价值”，个人劳动直接“证实”自身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不再“迂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