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有哪些成果与经验

1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有哪些成果与经验？

要点分析

(一)初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成果

1.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

《论十大关系》中的前五个关系，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即：农、轻、重关系——产业结构问题；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生产力布局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管理体制问题；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的关系——经济体制问题。以上五种关系是我国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矛盾。后五个关系，论述了关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以及处理好对外关系等问题，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与非党的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等。

2.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理论成果。

大会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正确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大会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第二，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第三，总结党的建设经验，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出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的原则，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第四，提出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中共八大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从全体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

4.其他成果。

1957年8月，毛泽东提出要造就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思想；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步探索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尽管有的还是不够成熟的设想，有的并未付诸实施，有的在实践中没能坚持下去，但它们都为后来的探索做了开创性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道路

从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被称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发展阶段，也就是说这个阶段的探索既遭到了挫折，又在向前发展。其突出特点是：出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两个趋向并存的局面，一个是比较正确的趋向，即党的八大趋向的继续；一个是错误的趋向。

1.比较正确的趋向。

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纠“左”努力、1960年冬提出的“八字方针”、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以后调整经济的努力。这期间，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主要有：

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提出了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应当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等。

同时，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1]所有这些，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然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他提出了党际关系不应影响国家关系；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提出了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等。

2.错误的趋向。

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从反右派斗争到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产生的错误理论观点有：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上盲目冒进的“左”的错误，用所谓“三面红旗”取代了八大路线和正确的方针政策。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在政治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指导思想上犯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个人专断和过火斗争的错误；在经济上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从而使党和国家，使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深刻的反面教训，这种剧痛促使人们反思和改革以寻求新的出路。

案例呈现

文化大革命^[2]

1966年，正当我国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

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从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从十大到1976年10月结束这样三个阶段。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极度膨胀，加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严重忽视民主化、法制化的要求，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敬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受到限制，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分子能够得势横行。中共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1971年9月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中共十大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终止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案例点评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之所以会走这样的弯路，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错误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脱离实际，超越国力，结果欲速则不达。可见，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国情，也就是不但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还必须搞清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哪个阶段，搞清楚什么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在现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红色链接

中共八大^[3]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党的七大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召开之前，党曾在多方面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准备。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同年8月30日至9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指出八大召开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在大会上，毛泽东致了《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会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

七千人大会^[4]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不少与会者认为会议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重视不够，要求给他们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与会者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发言中对党的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大会主要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次大会是“八大”之后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一些错误观点也没有认真清理。尤其是林彪在会上别有用心的发言也妨碍了与会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纠正错误。

庐山会议^[5]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负责人。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要改过来。他还提出读书、形势、工作任务等19个问题要大家进行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出现了意见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和1958年工作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印发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时，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许多人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此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此后，会议发生转向，开展所谓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不但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一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反右派斗争^[6]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斗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从1959年到1964年，党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

大跃进运动^[7]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全国开始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这就使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开来。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止。“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8]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

关于在我国农村建立“大社”的思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已初见萌芽。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1957年冬和1958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又出现了联队、联社。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注释】

[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摘编自新华网(共和国的足迹)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8/22/content_11926411.htm

[3]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6708.htm

[4]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33837/2534794.html

[5]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33837/2534789.html

[6]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33837/2534778.html

[7]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33837/2534783.html

[8]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814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