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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时间:2022-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总之,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紧密结合,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实践证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为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供了物质基础。国际环境和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产生重要影响。

13 如何理解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要点分析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中国在经过民主革命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中间阶段,是一个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性的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又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因而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

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具有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

政治上: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

经济上: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

文化上:实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3.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指出建国后头三年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同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同时部分地、初步地开始社会主义的改造;在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完成后,在彻底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就阶级矛盾而言,无疑是主要的革命对象。因此,他断言:“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要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党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构想,它的提出不是领导人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科学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认真总结国内革命的实践,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而提出来的,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必然产物。

1.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

旧中国由于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中国社会的先进生产力一直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在经济方面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世界水平,也没有办法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个真理,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目标,才能真正地保证国家的独立。

2.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必要的条件。

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又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亟待解决。如资产阶级用哄抬物价、扰乱金融的手段来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为谋求全中国的富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大方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大规模的工业化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这就需要对城市与乡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进行重新划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无计划性与全社会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性也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党和政府倡导的合作化运动与限制城市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也加剧了矛盾。另一方面在城市中推行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措施,既帮助私营企业克服了面临的困难,扶植了其生存和发展,又加深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依赖,引起了他们在生产关系方面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步骤。

3.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满足工业化需求,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需要。

遍布城乡的个体经济已不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个体小农经济不利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其自身抗拒灾害能力的软弱特点,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工业原料、资金和市场。经过三年的实践,党中央已经积累了在农村和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经验。早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和城市的手工业中便开始推行建立各种互助组织,既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又防止了农村的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的自发形成,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做了铺垫。

总之,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紧密结合,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实践证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正确的。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1.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在华企业而形成的,它占据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中,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以国家的财政作为后盾,企业中的工人处于主人翁地位,荣誉感和工作积极性很高;由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支持,国营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高、生产能力强,代表着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体现了相对于其他经济成分的优越性,是一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依靠力量。这为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供了物质基础。

2.土地改革完成后,为发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广大农民具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在一些老解放区大力推广农业互助组,并着手组织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党总结这些经验,认为这些互助合作形式是帮助贫苦农民战胜自然灾害、克服困难、增加生产、避免农村重新出现两极分化、引导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适当形式。这也为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

3.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合理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这些措施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生产困难,不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有效的利用和限制,也很自然地加深了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的联系,引起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国家在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

4.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

国际环境和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产生重要影响。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保卫了朝鲜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和新中国的安全,维护了世界和平,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气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为我国经济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案例呈现

建国初期的国内国际形势[2]

建国伊始,新中国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在军事上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在国内,解放战争并未结束,除台湾外,沿海岛屿还有舟山、马祖、金门、海南尚待解放;国民党还有上百万的军队残留在西南、华南等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的地区进行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国民党在溃逃时遗留下来的大批残余力量,同当地反动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对我进行捣乱破坏,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经济上,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全面崩溃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从工业来看,1949年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主要产品同历史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48%,铁减少86%,钢减少83%,棉纺织品减少25%以上。由于农业生产没有恢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维持正常生产都很困难,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了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极为混乱。从农业来看,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产量为2800亿斤,而1949年大约只有2240亿斤。1950年计划增产100亿斤,距离战前最高水平还差很远。棉花生产的情况更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当时农村每人每年的收入约400斤粮食,需要向国家缴纳80斤公粮,这个负担是相当重的。对外贸易由于国民党封锁海岸已陷入瘫痪。新政权控制的所有港口,只有天津还有进出口业务。其贸易额不超过300万美元。1950-1951年期间,中美贸易已完全停止。1946-1948年间中国同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平均分别为27%和51.9%,即使在1949年,其比重也分别占13.7%和24.3%。交通运输亟待恢复。当时全国有铁路2万多公里,除了东北(占40%左右)因解放早得到恢复外,关内的铁路尚在逐步恢复之中。解放初期水旱天灾相当严重,全国有1.2亿亩耕地4000万人受灾,对这些灾民,人民政府不能置之不顾,必须采取紧急救济和生产自救等措施,这也要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在国际上,妄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之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还竭力阻挠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妄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在军事上实行包围。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把生产迅速恢复起来,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从而在政治上站稳脚根,这在当时是比进军和剿匪更加困难的新的严峻考验。全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于经济建设之中。三年之中,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从根本上扭转了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许多生产项目取得超过预期的成就,国民经济的恢复提前实现了。

案例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阶段。但是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幅繁荣昌盛的景象,而是一个烂摊子,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经受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考验,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奠定了基石。

红色链接

七届二中全会[3]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报告对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做了估计,号召全党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还作出了不祝寿、不送礼、不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地名等项重要规定。这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作好了充分准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4]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怀仁堂隆重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主持会议的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和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新阶段。

会议通过《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拟定了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

11月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国务院设立国家统计局等20个直属机构。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逮捕拘留条例》《195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12月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31页。

[2]摘编自大连理工大学组编《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学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页。

[3]人民网,http://www.cpcnews.cn/GB/33837/2534639.html.

[4]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28320/35193/35195/27048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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