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产业的发育特点

对于中国来说，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已经是20世纪末的事情了。中国文化历史久远，长期以来，文化的传承、延续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中国的固定模式——那高度的集权化和意识形态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位序乃是士、农、工、商，进而形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行为习惯。将文化与商业结合起来，实属对于传统价值的悖逆甚至颠覆。中国文化产业虽然是在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大潮中起步的，是主动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潮流。但是中国文化产业注定不能脱离中国文化所固有的传承、延续和发展方式，因而也注定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中国自身的特色，而且这种特色仍然会影响着中国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因此，解读中国文化产业的发育特点也就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中国文化产业的发育特点是与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相比对而言的。应该承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虽然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受到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冲击，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儒学的清算，其影响已经式微了。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的高度集权化和意识形态化仍然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模式。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仍然由国家控制，形成了新中国文化发展的特色。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事业基础上的。这样一个基础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

1.鲜明的计划经济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化在我国纯粹作为公益事业来看待，投入、运作和管理都是由政府部门统一计划，统一进行。文化事业是社会的公益事业，是由政府、社会团体、民间福利单位进行投入、管理、扶植或创造的重要事业，是计划性的社会发展项目，它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的发展目标。这是人们对计划经济下文化事业的普遍认识。由于文化事业高度追求社会效益，所以它呈现出与市场经济下文化产业化发展迥然不同的特点。首先，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高度的意识形态化左右大众消费观念。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事业以追求社会效益为主要目的，所以文化不能构成商品。相应的，文化的商品属性也被意识形态化所代替。文化产品（广播、电影等）的内容都由文化主管部门确定。文化主管部门将文化产品（作品）作为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主要渠道，强调文化作品内容对于文化受众要有教育意义。这样，普通民众其实是无法选择文化产品的。在改革开放前，每年的文化作品屈指可数，大众对每一部作品都耳熟能详。全国范围内，普通民众的文化生活千篇一律。而作为对文化生产部门的回报，其所有的创作和生产费用都由国家统筹。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文化部门倡导什么样的文化作品，老百姓就只能欣赏什么样的作品。老百姓在文化产品面前，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真正的消费者。其次，从文化事业的角度看，文化产品只注重教育意义和娱乐功能，而不考虑经济效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事业是不考虑经济效益的，其生存是由国家决定的。作为文化实体来说，每年只是按照国家的政策，组织完成计划中的任务就可以了，其他环节一概不管（如销售、市场影响力、受众对文化作品的反映等）。这一点，文化生产部门像文化受众一样，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主动的参与者。他们的生产和创作都是非常单一的。他们生产文化产品的目的，就是配合宣传部门对大众进行教育，或者为大众带来娱乐，而不考虑经济利益（国家也不允许考虑）。再次，国家政策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怎样发展是国家政策决定的。而真正的主动权全部集中在国家手中，形成国家统一决策，文化部门和大众被动接受。这样一个高度集权和统一的文化体制下，文化实体的调度、决策的执行、宣传口径的统一等无疑是非常方便的。但是这种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也使文化事业死气沉沉，创造力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三十多年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的文化部门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和办事的方式——一切依靠国家，一切来源于国家。当改革开放后，文化逐渐推向市场化时，特别是21世纪中国确立文化产业化发展时，许多文化部门仍然依靠国家，不敢放手到市场中拼搏。

2.文化资源丰富而开发不足

中国有着丰富、优秀的文化遗产，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如商周青铜器、秦代陵墓、汉代金缕玉衣、唐宋陶瓷、明清丝绸以及杂技、风筝、京剧、木偶戏、书法、民间剪纸、紫砂茶壶等，极具中国民族文化的特色。在文化产业化过程中，如何充分挖掘丰富的文化资源，同时又保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灿烂辉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的京剧、民歌、杂技、风筝、服饰（如旗袍、唐装）等越来越在国际上受欢迎，得到广泛的赞誉和推广。这说明，经过开发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会走向世界，为世界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化也必然走向文化的国际化，但国际化不等于消除民族文化的特色，文化走出国门不能以牺牲民族特色为代价。实际上，越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越是能够走向国际，文化的民族特色是文化走向国际化的持久生命力，只有真正的民族化才能有效的国际化。”^[39]然而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博大精深，所开发的尚不足万分之一。其中的古迹、文物、旅游、生活艺术、民间传说、文学作品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甚至于至今仍然没有被开发。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应该算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是我们的文化产业，在产业规模、产品质量、资源绩效、市场竞争力上和美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文化资源相对缺少的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对于我们无异是一个很好的警示——文化资源大国并不等于文化产业强国。文化资源的存有量不论多大，也不能直接带来文化产品的丰富，更不能直接促成文化产业的规模发展。历史文化积淀中的有些方面和部分，对消费者可能具有一定的文化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只是文化产品的要素之一，不等于完整的文化消费产品。在文化资源呈散落状分布的基础上进行的单一文化产品开发，无法集成系统性的文化产品群，也不能形成产业规模及规模效益。文化产业的出发点和聚焦点是现代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无论呈现出怎样的多样性，它的文化归属和基本趋向都只能是现代生活期望的满足和补充，而不可能是整体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回归。因此，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为文化产业资源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但我们不能以传统的价值标准来认定和评估这一现代产业意义上的资源。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从消费市场和现代产业角度提炼文化资源的市场价值要素，并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中国文化产业的未来，最终将建立在对文化资源进行产业整合的基础上。”^[40]

3.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技术力量十分薄弱

文化之所以成为产业，就在于一些高技术的应用，如印刷复制、录音录像、电子排版、网络传输、数字化等。现代科学技术批量复制和无障碍传播的手段为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今天，文化产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高新科技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支撑工具。高科技在文化产品生产领域——从内容到形式、从生产方式到传播方式都被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文化产品生产的发展和创新。由于发达国家文化产品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和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因此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对科学技术的运用是主动的和积极的，并希望通过科技在文化产业的应用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和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图书出版公司、音像出版公司就开始把网络技术应用于销售，极大地方便了消费者的选购，从而推动了图书和音像出版业的发展。迪士尼把高新技术应用于文化娱乐业，1993年的销售额为85亿美元，到1997年仅仅4年的时间就达到了225亿美元；百老汇音乐剧生产中的科技含量之高，是许多传统表演艺术无法比拟的，其表演场景美轮美奂，辅之以高品质的灯光、音响效果，使人犹如身临其境，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41]与美国相对照，中国的电影业和演出业不仅在制作、加工、欣赏都还停留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技术水平的差距，而且这一差距也广泛体现在文化产业的各个部门，以至于中国的大多数文化产业在生产过程中（比如音像制品生产），使用的都是发达国家淘汰下来的生产工具。因此，技术水平低下一直是制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进入21世纪以后，以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为代表的当代信息革命，不仅带来了崭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和网络经济，而且带来了崭新的文化形态——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些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中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中国能否把握时代的脉搏，顺应高新科技发展的趋势，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创新，是中国文化产业走向世界正在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