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类本质”出发

二、从“人的类本质”出发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三个阶段，还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费尔巴哈哲学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一个反拨，是一种重建唯物主义的企图。但费尔巴哈作为黑格尔的学生，其哲学不是简单地向法国唯物主义回复，而是仍然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某些内容。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异化论，又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以人的类本质异化论的形式得到了复活。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是“人的类本质”，这与英、法唯物主义从感性的个体出发是颇为不同的。尽管费尔巴哈也特别强调感性，但他在“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9]中，却将人的本质规定为与动物的以个体为对象的感觉根本不同的“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意识或理性。^[10]以人的类本质为出发点，费尔巴哈认为，正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导致了剥夺人的自由的宗教。他写道:“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11]而哲学通过把神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就能够克服宗教的异化，实现以人为基础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的克服，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是沿着费尔巴哈的思路向前推进的。但与费尔巴哈把人的类本质归结为类意识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改造对象世界”的物质生产劳动。他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12]这种作为类本质的生产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因而它不似动物般地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的片面生产，而是一种能够按照任何尺度进行的全面的生产，亦即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生产。^[13]但人的这样一种类本质在某种条件下却可能导向相反的东西，使人失去其自由的本质，而陷入被奴役与被支配之中。这种条件便是“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即私有财产的状态。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4]。于是，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这种异化劳动进而导致“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最终造成“人同人异化”，亦即造成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造成私有财产的产生。至于“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5]，它们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也必然是异化的。这就是说，异化劳动是造成人与自然之间、思维与存在之间、自由与必然之间等在全部历史中对立的根源。因此，马克思认为对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是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而共产主义则正是这种积极的扬弃的历史形式。“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6]，而“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17]。

这里，可注意之处，首先在于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精神异化理论——当然还有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必然的对立及其克服理解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即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论证异化、对立存在的必然性中去论证异化、对立扬弃的必然性。其次，马克思在此把异化劳动的扬弃、人的类本质的恢复与共产主义直接联系起来，将共产主义视为解决人与自然、自由与必然之间对立的历史形式，是有着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的。在这里，作为人类存在之本原性矛盾的理论解决的哲学，与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与社会运动的共产主义直接地相关了起来。这一方面使得哲学走向了现实的历史，另一方面则将共产主义提高到哲学理论的水平，从哲学上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两个方面结合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此后，马克思哲学的每一进展都是以这种结合或统一为核心的。再次，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此把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改造对象世界”的生产劳动，并用这一本质去说明宗教、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这实际上是初步提出了物质实践的概念，并力图把人的本质、社会生活的本质归结为实践，从而跨出了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重要一步。此外，用人的这一类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去说明全部历史，说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消灭，说明历史发展过程的矛盾对立性，把全部历史归结为生产劳动的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辩证运动过程，这就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现实的生命，使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唯物主义的历史的辩证法。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构成了一个新世界观的雏形，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但是，在这里仍有某种不成熟之处。马克思在此仍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的，这就把人的类本质看成了一个现成的东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抽象的。因为这样一来，人的类本质就被当成一个不变的、理想性的东西了，它既是人的原始本质，又是人类预选的理想目标，而历史向理想的发展也就成了向这原始的东西的回复了。与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密切相关，作为人的类本质之规定的生产劳动也具有某种抽象性，即这里只强调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而未确认物质生产的首要目的乃在于生产满足人们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的资料这一事实。这样一来，人的类本质作为一种总体性、理想性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现实存在的个体不同的东西，是一种超个体的东西，因而这种作为类本质的活动的目的便只在于为了类本质的实现，而无关乎个体的现实存在。易言之，生产劳动在这里首先是为了人的类本质的确证，而不是首先为了个体的生存，只是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劳动本身才“成为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因此，这种类本质就不是与人的自然特性直接相关的，而毋宁说是超乎自然之外的理想之物。由于这种类本质的超自然性，以它为出发点去解决问题，便导致了无以说明劳动异化的原因的困难。异化劳动本来是用于说明私有财产和种种矛盾对立而产生的，但这里又以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前提。这在逻辑上是一种循环论证。这种逻辑上的循环性表明了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并未能合理地解决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

无以说明异化发生的原因，其实是以往一切异化理论都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既然未异化的原初本质是圆满的，那么，这圆满的东西为何会异化自身便是难以理解的。这一困难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那里同样存在，只是为思辨的语言所掩盖了。如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借用席勒的诗句，把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原因解释为上帝或绝对精神由于没有朋友，孤家寡人，寂寞难耐，便创造出诸多精神形态来，作为其幸福完满的象征，以求心赏意悦。^[18]这当然算不得是一种解释，而只能说是一种神秘的寓言故事。这一理论上的困难在马克思对于人类现实存在的分析中却是无可回避的，当然也容不得诉诸任何神秘的寓言故事去搪塞。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本人已意识到了这一困难，因而在探索着新的解决方式。马克思在其中讲过“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19]，意欲从分工与交换入手解决上述困难。这预示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一方向却未能展开，因为这里仍然视“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而未达到视分工为私有财产之原因的理解。但要能达到这种理解，从分工的后果上探讨私有财产的起源，就必须对生产劳动的实质有新的理解，看到生产劳动首先作为人类为维持自身生存所不得不从事的活动的自然必然性，而这又需要一种不同于人的类本质的新的出发点，这一出发点应当能指明劳动对于维护人类生存的首要性。这一出发点的转换，也意味着突破德国哲学的传统，从另一视角审视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