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第四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1〕，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2〕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3〕蚌蛤，腥臊恶臭〔4〕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5〕。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6〕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7〕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8〕，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9〕，兔走触〔10〕株，折颈而死，因释〔11〕其耒〔12〕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注释】

〔1〕作：兴起，出现。〔2〕王（wàng）：动词，称王。〔3〕果蓏（luǒ）：瓜果的总称。〔4〕恶臭（xiù）：难闻的气味。〔5〕决渎：疏通河道。〔6〕今：若。〔7〕新圣：作者观念中能实行法治的统治者。〔8〕常可：永远适宜的方法。〔9〕株：树桩。〔10〕触：撞到。〔11〕释：放下。〔12〕耒（lěi）：农具。

【译文】

在上古时代，人口稀少，禽兽众多，人们受不了禽兽蛇虫的侵害。这时出现了一位圣人，他教人们在树上搭窝棚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伤害，众民因此很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人们食用的是野生的瓜果和河蚌蛤蜊，腥臭难闻，伤害肠胃，民众因此经常生病。这时又出现了一位圣人，用钻擦木燧的方法取得火种烧熟食物，除去腥臭臊气，人民因此很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在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鲧、禹疏通河道。在近古时代，夏桀、商纣残暴昏乱，而商汤、周武王征伐了他们。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搭窝棚居住和钻木取火的办法生活，那必然就要被鲧、禹耻笑；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人整天疏通河道，那就必然要被商汤、周武王所耻笑了。既然如此，如今还有人推崇尧、舜、商汤、周武、夏禹的政治措施，用在当今之世，那么必然就要被现代的圣人所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指望学习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措施。宋国有个耕地的人，田里有一个树桩，兔子在奔跑时撞上了树，颈部撞断死了。从此他放下木锹而守在树旁，希望再捡到撞树而死的兔子。兔子当然是不可能再得到了，他自己却成了宋国的一个笑话。如今还要用古代帝王的政治措施来治理当代的民众，这就是守株待兔之类的笑话了。

古者丈夫〔1〕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2〕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3〕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4〕罚而不免于乱。

【注释】

〔1〕丈夫：成年男子。〔2〕事力：从事体力劳动。〔3〕大父：祖父。〔4〕累：屡次。

【译文】

古时候，男子不耕种庄稼，野草树木的果实足够吃了；妇女不纺织，禽兽的皮足够穿了。不从事耕种纺织等体力劳动而给养充足，人口稀少而财物有余，所以民众不互相争夺。因此不必推行优厚的奖赏，不必使用严重的惩罚。如今的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口众多而财物缺乏，费力劳动，给养却很微薄，所以民众就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奖赏、屡次处罚，仍然不能避免祸乱发生。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1〕不翦〔2〕，采椽〔3〕不賙〔4〕，粝粢〔5〕之食，藜藿〔6〕之羹，冬日麑〔7〕裘，夏日葛〔8〕衣，虽监门之服养〔9〕，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10〕以为民先，股无胈〔11〕，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12〕臣虏之劳也，古〔13〕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14〕，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瞜腊〔15〕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16〕而决窦〔17〕。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18〕；穰〔19〕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20〕异也。是以古之易〔21〕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22〕橐〔23〕，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24〕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注释】

〔1〕茅茨：用茅草盖的房屋。〔2〕翦：同“剪”，修剪。〔3〕采椽（chuán）：柞木做的椽子。采，通“棌”，柞木。〔4〕賙（zhuó）：砍削。〔5〕粝粢（lìzī）：粗劣的食物。〔6〕藜藿：泛指野菜。〔7〕麑（ní）：小鹿。麑裘，泛指裘皮。〔8〕葛：粗布麻衣。〔9〕服养：指吃穿。〔10〕臿（chā）：锹。〔11〕胈（bá）：腿上的毛。〔12〕离：通“罹”，遭遇。〔13〕古：通“故”。〔14〕絜（xié）驾：套马驾车。〔15〕瞜腊：皆祭祀节日。〔16〕买庸：雇佣劳力。〔17〕决窦：开沟排水。〔18〕饷：供给食物。〔19〕穰：丰收。〔20〕实：实际情况。〔21〕易：看淡。〔22〕土：当作“士”，通“仕”。〔23〕橐：通“托”，依附权贵。〔24〕称：相称。

【译文】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是没经修整的茅草房，连柞木椽子都不曾刨光；吃的是粗糙的饭食，喝的是野菜豆叶的羹汁；冬天穿小鹿皮衣，夏天穿葛布的衣衫，即使现在看门人的衣物给养，也不会比这差。大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木锹铲带领人们干活，累得大腿消瘦，小腿上的汗毛都磨没了，即使是奴隶们的劳动，也不比这样苦。这样来说，古代谦让天子之位的事，不过是逃避看门人的给养，脱离奴隶般的劳役，所以把天子位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如今的县令，一旦自己死了，他的子孙接连几代都享受出门乘车的特殊待遇，所以人们才看重这个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辞让职位这件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的天子，却难以舍弃如今的县令之位，这是因为待遇上的微薄与优厚不一样。在山上居住而从山谷中取水的人们，每逢腊祭就把水作为礼物互相馈赠；在洼地居住而被饱受水涝灾害的人们，却要雇佣劳力来开沟排水。所以在荒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是自己年幼的孩子也吃不上饭；在丰年的秋天，即使是关系疏远的过客也要请他吃饭。这并不是要疏远自己的骨肉而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粮食的多少不一样。因此古代人看轻钱财，并不是心地仁慈，而是财物多；如今的人争夺财物，并不是因为卑鄙无耻，而是因为财物很少。古人轻易地辞去天子，并不是因为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天子的权势很小；如今争着当官或依附权势，并不是因为品德低下，而是因为权势重要。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权势大小的实况制定政策。所以刑罚轻微并不是因为仁慈，惩办严厉也不是因为残暴，而是适应社会习俗来办事而已。所以政事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政治措施就应该适应变化的社会。

古者文王处丰、镐〔1〕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2〕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3〕处汉东，地方〔4〕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5〕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6〕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7〕舞，有苗乃服。共工〔8〕之战，铁铦〔9〕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10〕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11〕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12〕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注释】

〔1〕丰、镐（hào）：周文王的都城在丰，周武王的都城在镐，都在今陕西省境内。〔2〕怀：怀服。〔3〕徐偃王：西周穆王时期徐国国君。徐国在当时为强国，汉水以东的小国都归附于徐。〔4〕方：方圆。〔5〕荆文王：即楚文王。楚文王为周庄王时期楚国国君，生活年代与徐偃王相差三百多年。因徐国灭于三百年后的楚国，故言。〔6〕有苗：古代活动于长江中游的少数民族。有，名词词头，无实意。〔7〕干戚：干，盾；戚，战斧。这里指拿干戚做舞具。〔8〕共工：相传为尧时的水官。据《尚书》言，则为古代四凶之一，与颛顼争夺帝位。〔9〕铦（xiān）：兵器名。〔10〕门：鲁国都城城门。〔11〕持：保有，保全。〔12〕敌：对抗。

【译文】

古代周文王地处丰、镐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的政策抚慰了西戎，进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地处汉水东面，方圆有五百里，他也施行仁义的政策，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到自己，便出兵伐徐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得了天下，而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了国，这证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政事就会随之不同。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驯服，禹主张用武力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行德教还不够深入就动用武力，不合乎道理。”于是便用三年时间加强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族终于归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会被敌人击中，铠甲不坚固的便会伤及身体；这表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只能适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今日。所以说：形势情况变了，应对措施也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候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候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们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这套空话。”于是出兵攻打鲁国，把齐国的国界推进到距鲁国都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所以说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亡了国，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失了地。由此说来，仁义道德、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如果当初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巧辩，而是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力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楚的野心也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里得逞了。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1〕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2〕马，此不知〔3〕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4〕；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君虽厚爱，奚遽〔5〕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6〕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7〕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8〕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9〕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10〕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11〕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12〕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13〕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14〕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15〕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16〕，此必不得之数也。

【注释】

〔1〕急世：急剧变动的时代。〔2〕駻：音义同“悍”。〔3〕知：同“智”。〔4〕举乐：演奏音乐。〔5〕遽：就。〔6〕过：超过。〔7〕效：显示。〔8〕胜：任用。〔9〕怀：被感化。〔10〕说：同“悦”，这里指心悦诚服。〔11〕服役者：孔门弟子三千，其中的七十二贤者。〔12〕能义：能依义而行。〔13〕君：作动词，统治。〔14〕顾：反而。〔15〕臣：使……为臣。〔16〕列徒：指上文孔夫子七十子之徒。

【译文】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像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就是不明智的祸害。当今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博爱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是这样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就不会存在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从人的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民众何以就能治理好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爱罢了，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是国家的法令。先王要优先实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用仁爱不能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况且人们一向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所以天下之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不服从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称臣。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道德就可以统一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这实际上是肯定办不到的。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1〕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2〕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3〕之城，楼季〔4〕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5〕易牧者，夷〔6〕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7〕，庸人不释；铄金〔8〕百溢〔9〕，盗跖不掇〔10〕。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注释】

〔1〕谯：同“诮”，责骂。〔2〕州部：当时的基层行政机关。〔3〕仞：古代高度单位，周制七尺为一仞，一说八尺。〔4〕楼季：魏文侯之弟，善攀登跳跃。〔5〕牂（zāng）：母羊。〔6〕夷：平。〔7〕寻常：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两寻为一常。〔8〕铄金：熔化成块的金子。〔9〕溢：通“镒”，一镒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10〕掇（duō）：拾取。

【译文】

现在有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却始终不受触动，丝毫不肯改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执行公令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习，纠正恶行。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千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所以明君总要使立法严峻并用刑严格。十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成块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跖也不会伸手去拿。不一定受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一定要严格执行刑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有信用，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肖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1〕之，而卑其士〔2〕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3〕其家业也；以其不收〔4〕也外〔5〕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6〕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7〕也；知友被辱，随〔8〕仇〔9〕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10〕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注释】

〔1〕爵：作动词，授予爵位。〔2〕士：通“仕”，作动词，授予官职。〔3〕少：轻视，与“高”相反。〔4〕收：接受官爵。〔5〕外：疏远。〔6〕缪：通“谬”。〔7〕廉：方正，刚直。〔8〕随：随即。〔9〕仇：作动词，复仇。〔10〕程：通“逞”。

【译文】

现在就不是这样。因为有功劳才授予爵位，却又鄙视其做官；因为从事耕种才奖赏，却又看不起其经营家业；因为不接受官爵才疏远他，却又推崇其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违犯禁令才定罪，却又称赞其勇敢。是毁是誉，是赏是罚，执行起来竟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现在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方正；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随即就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方正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侵犯了。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方正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不从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说其有本事；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人，说其有才能。这种本事和才能养成了，就会导致国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芜了。君主赞赏这种本事和才能，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结果谋私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要落空。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1〕法者罪，而诸先生〔2〕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3〕、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4〕，其父窃羊，而谒〔5〕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6〕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7〕，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8〕社稷之福，必不几〔9〕矣。

【注释】

〔1〕离：通“罹”，犯法。〔2〕诸先生：众儒生。〔3〕趣：通“取”。〔4〕直躬：人名，为人正直而得名，或为韩非所虚拟之名。〔5〕谒：告发。〔6〕曲：不直，这里指忤逆不孝。〔7〕北：败北。〔8〕致：获。〔9〕几：庶几，希望。

【译文】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遇，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众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令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供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供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供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虽然对君主正直却对父亲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会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肯定是没希望的。

古者苍颉〔1〕之作书也，自环〔2〕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3〕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4〕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5〕信，见信则受事〔6〕；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7〕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8〕之饰；富国以农，距〔9〕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10〕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11〕养儒侠，难〔12〕至用介士〔13〕，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14〕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注释】

〔1〕苍颉：又作仓颉，传说中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2〕自环：自营，为自己打算。〔3〕以：通“已”。〔4〕行义：德行和道义。〔5〕见：被。〔6〕事：官事。〔7〕高：推崇。〔8〕荐绅：又作搢绅、缙绅。搢，插；绅，宽大的衣带。搢绅，即古代官吏上朝时把朝笏插在衣带间，以此代指儒学之士。〔9〕距：通“拒”。〔10〕举行：举止行为，这里指政治措施。〔11〕平：太平。〔12〕难：战乱等灾害。〔13〕介士：即甲士。〔14〕简：简慢。

【译文】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的了。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没有仔细考察的祸患。但如果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为政到这样的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拔寨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仗对敌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执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日渐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1〕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2〕，短褐〔3〕不完者不待文绣〔4〕。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5〕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6〕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7〕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贵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8〕，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9〕术之所烛〔10〕，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11〕。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12〕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注释】

〔1〕微妙：深奥玄妙。〔2〕粱肉：上等的米和酒，泛指精美的食物。〔3〕短褐：短，当作“裋”。裋褐，僮仆所穿的粗布衣服。〔4〕文绣：有刺绣的华丽服装。〔5〕夫妇：犹言匹夫匹妇，指平民男女。〔6〕知：同“智”。〔7〕贤良：良因“贤”字衍。贤，推崇。〔8〕交：交往。〔9〕修明：修习并巧妙地运用。〔10〕烛：洞察。〔11〕官：作动词，任用为官。〔12〕一法：专一地实行法制。

【译文】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所以民众就无从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追求精美的饭菜；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不会期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事还没有做好，那么可以放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做。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追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笔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重大权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现在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是不敢欺诈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的人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够；合格的人不够，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一地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慧的人，牢牢掌握使用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1〕其辩〔2〕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3〕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4〕务为辩而不周〔5〕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6〕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7〕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8〕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9〕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10〕为师；无私剑之捍〔11〕，以斩首为勇。是〔12〕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13〕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14〕王资而承〔15〕敌国之衅〔16〕，超五帝，侔〔17〕三王者，必此法也。

【注释】

〔1〕说：同“悦”。〔2〕辩：言论。〔3〕声：虚名。〔4〕谈言者：游说之士。〔5〕周：切合。〔6〕术：道，方法。〔7〕商、管之法：指《商君书》《管子》。〔8〕孙、吴之书：指《孙子兵法》《吴子兵法》。〔9〕被：通“披”。〔10〕吏：执法之官。〔11〕捍：通“扞”，干犯，指上文的“侠以武犯禁”。〔12〕是：则。〔13〕轨：作动词，遵守。〔14〕畜：通“蓄”。〔15〕承：通“乘”，趁。〔16〕衅：间隙，破绽。〔17〕侔（móu）：齐，并列。

【译文】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的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欣赏其名声而不责求做出功效。因此天下众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称颂先王、高谈仁义学说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遇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使用民众的力量，而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不切实际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卖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干，是因为他们认为由此可以富足。打仗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做，是因为他们认为由此可以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那么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所以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情况。从事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损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当今社会混乱的原因。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没有关于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没有先王的言论，而以执法的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干犯，而只把杀敌立功视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一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王天下的资本，又善于利用敌国的破绽，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今则不然，士民〔1〕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2〕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3〕于从衡〔4〕之党，则有仇雠之忠〔5〕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6〕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7〕，则举图而委〔8〕，效〔9〕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10〕，有疏则为强国制〔11〕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12〕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13〕之说而徼幸〔14〕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15〕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16〕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注释】

〔1〕士民：儒士和游侠。〔2〕称：并行。〔3〕分：名分。〔4〕从衡：即纵横，合纵连横。〔5〕忠：通“衷”。仇雠之忠，报私仇的个人打算。〔6〕事：侍奉。〔7〕实：实际效果。〔8〕委：托付，交付。〔9〕效：献出。〔10〕疏：疏忽，闪失。〔11〕制：挟制。〔12〕士：通“仕”，做官。〔13〕矰缴（zēng zhuó）：一种带丝线的箭，射出后可以收回。〔14〕徼幸：同“侥幸”。〔15〕必：坚定。〔16〕有：取。

【译文】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制造声势。内外都在做坏事，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横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横，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主张连横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依附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果，却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的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图就缩小了；呈上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图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依附大国实行连横，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就已丧失了国土，混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而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却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它保存，而进攻大国未必就没有闪失，一有闪失，就要被大国挟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依附强国，只能使搞连横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做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但臣下的地位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但私家却变得富裕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如果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财富引退。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又得不到处罚，那么游说的士人谁不愿意用华而不实的言辞不断去进行猎取利禄的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否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予以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大的方面可以统一天下，小的方面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一天下，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证安全，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家得到治理就不可能被人侵犯。国家的强盛和安定不可从外交上求取，而只能从内政中得到。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在外交上花费心思，就必然达不到国家的安定富强。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1〕。”此言多资之易为工〔2〕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3〕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4〕；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5〕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6〕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7〕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8〕也。

【注释】

〔1〕贾（gǔ）：经商，做买卖。〔2〕工：功，功用。〔3〕希：同“稀”。〔4〕举：被攻取。〔5〕严：加紧。〔6〕顿：困顿。〔7〕裁：判断。〔8〕振：救济。

【译文】

乡谚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条件越充裕，事情就越容易办好。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就一定高明，被燕国任用的人就一定愚昧，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与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灭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横，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所以说，合纵灭了西周，连横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策，而加紧整顿国内政治，明确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好处很少；进攻这个国家，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困顿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舍弃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做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君主的过错。外交陷于困境，内政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民之政计〔1〕，皆就安利如〔2〕辟〔3〕危穷。今为〔4〕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5〕，家困而上弗论〔6〕，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7〕解舍〔8〕，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9〕当涂者〔10〕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11〕少而私人众矣。

【注释】

〔1〕政计：政，通“正”。正计，通常的打算。〔2〕如：与。〔3〕辟：同“避”。〔4〕为：使。〔5〕汗马之劳：指苦战。〔6〕论：过问。〔7〕完：修缮，具备。〔8〕解舍：同“廨舍”，官舍。〔9〕袭：因，这里是依附之意。〔10〕当涂者：当权者，即重臣。涂，同“途”。〔11〕公民：为君主出力的人。

【译文】

人们通常的打算，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现在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而苦战，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来贿赂和依附重臣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君主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1〕本务〔2〕而趋末作〔3〕。今世近习之请〔4〕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5〕之民多矣。

【注释】

〔1〕趣：通“趋”。〔2〕本务：指农战。〔3〕末作：指商工游食。〔4〕请：请托。〔5〕高价：疑为“商贾”二字之形近致误。

【译文】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聚敛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1〕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2〕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3〕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4〕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5〕。其患御者〔6〕，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7〕，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8〕之器，聚弗靡〔9〕之财，蓄积待时而侔〔10〕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11〕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注释】

〔1〕籍：通“藉”，凭借。〔2〕贰：使……不专一，动摇。〔3〕为：通“伪”。〔4〕遗：丢弃。〔5〕五官之禁：泛指国家法令。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6〕患御者：重臣私门的党羽。〔7〕谒：请托。〔8〕苦窳（yǔ）：质量粗劣。〔9〕弗靡：即浮靡，奢侈浪费。〔10〕侔：通“牟”，取。〔11〕蠹（dù）：蛀虫。

【译文】

所以说，混乱的国家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儒生，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触犯了国家禁令。那些重臣私门的党羽，聚集起来，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财富，奢侈浪费，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出现破亡的国家、被削灭的朝廷，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