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

2.3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

2.3.1　经济增长对汇率的作用

巴拉萨和萨缪尔森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解释了经济增长引起实际汇率的升值作用机理，被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SH)。即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快于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由于每个经济体内部存在着竞争压力，使得两个部门中技能类似的工人工资水平大致相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可贸易部门工人的工资水平提高也快于不可贸易部门，而两个部门之间劳动力的流动使得不可贸易部门工资随着提高，从而提高了不可贸易部门的相对成本，进而提高不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对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Marston（1957）对1973～1983年计算的OECD国家贸易与非贸易生产率的差距，通过运用部门就业数据，该研究计算了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之差，并发现这些变量能够对日元与美元长期升值趋势提供有力的解释。但Froot和Rogof（1991）对运用OECD的22个国家在1950～1959年的数据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不论使用全部样本还是各分组样本，生产力差异与实际汇率之间的相关性都很低。Asea和Mendoza（1994）运用1975～1985年14个OECD国家的数据，以动态均衡模型为基础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进行了检验。他们的研究发现，一国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增长差距对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变动的解释力非常强；但是，国家之间非贸易品价格的变动对实际汇率的解释力却很弱。Chilm（1997）对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四个亚洲国家的实际汇率进行检验，发现在这四个国家中，制造业的生产率每增长1％，带动实际汇率升值0.5％。从长期看，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实际汇率之间存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国内许多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俞萌（2001）阐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汇率并轨以来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的人民币汇率不存在高估现象，符合经济发展趋势，具有较为典型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但是，一些实证研究却得出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相反的结论。高海红、陈晓莉（2005）对中国、中国香港特区、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1975～2002年间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进行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否在长期内对实际汇率产生决定性影响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经济制度的特征有关。王苍峰（2006）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表示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两部门间生产率差异之间的关系，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2.3.2　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总产出的增加和生产能力的提升，在宏观经济学中国内生产总值Y（也就是总产出）有以下定义：

其中，C，I，G，X，M分别表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进口。

经济增长主要受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即出口减进口）拉动，因此，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以上三个变量来实现，汇率变动只要能影响到上述构成变量，就能影响到经济增长。

关于汇率变动对经济影响的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是直接在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建立模型，探讨汇率、净出口之间及其他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关注宏观经济的总需求方面，认为影响进出口的因素包括国内外收入、实际汇率等。Robinson（1937）应用马歇尔主义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认为在既定的资本流动假设下，汇率变动对净出口的影响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弹性。Edwards（1985）选取12个发展中国家1965～1980年相关变量的年度数据，以各国产出为因变量，将实际汇率、贸易条件、货币供应、政府支出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研究发现汇率贬值在一年内有紧缩效应，而一年后紧缩效应发生逆转，所以长期来看，汇率贬值效应是中性的。Edwards（1989）运用发展中国家数据，使用实际GDP对货币增长、政府支出、名义与实际汇率、贸易条件等进行回归，发现货币贬值倾向于降低产出。Agenor（1991）将贬值分为预期性贬值和非预期性贬值，通过运用面板数据，将产出对实际汇率的当期和滞后值以及国外收入、货币供给、政府支出、实际汇率等变量的实际值与预期值之间的背离值进行回归，发现非预期性贬值能促进产出增长，而预期性贬值却使产出减少。Morley（1992）以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将生产能力对货币供给量、贸易条件、进口增长、出口增长、财政节余等进行回归，发现实际汇率贬值倾向于使产出减少，而且这一效应至少要两年才能完全显示出来。Wijnberen（1997）在一个宏观经济模拟模型中发现实际汇率升值对土耳其具有紧缩性影响。国内学者就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了一系列的研究，黄万阳（2005）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并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10％，提高不变价格的经济增长为1％。进入90年代，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10％，提高不变价格的经济增长接近2％。要促进经济增长，需要调控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而不是调控名义汇率水平或双边汇率水平。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只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保持稳定，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是有限的。张学毅（2006）对17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显著的滞后影响，但其当期效应并不显著。廖国民、郑东（2006）认为汇率短期内小范围的变动对经济增长不会造成大影响。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长期或汇率较大幅度的变动对经济没有大的影响。货币贬值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相反货币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同时货币的升值相对提高了出口商品的价格，降低了出口的成本优势，这无疑会影响我国商品的出口额，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刘凤娟（2007）的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均会引起总体进口水平上升、总体出口水平下降，改善贸易平衡。但局部均衡分析突出表明了汇率波动将不利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一般均衡分析突出表明了汇率升值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提出了应正视汇率升值对缓解我国外汇储备压力的作用，人民币升值还是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较高的外汇储备压力。人民币波动不利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人民币汇率升值仍应采取小幅度波动形式。长期而言，人民币汇率的适当升值对经济增长并非不利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周骏、张中华、朱新蓉（2008）对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名义短期汇率对我国宏观经济变量即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物价指数、出口、进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有限，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宏观经济变量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保持汇率的稳定是当时明智选择。并提出应调整经济增长的动力，积极扩大内需；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努力实现贸易方式的升级和替代，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支持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出口；利用世界产业转移的机会，一方面让名义汇率小幅升值，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收入和物价来大幅提高劳动力工资，提高国民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