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率与退出率

7.1.3　创建率与退出率

企业创建率是指在单位时间内增加到群落内企业的相对数目。相对现有企业数来说，计算创建率必须

首先定义群落边界。例如，年初群落内企业为100户，本年创建10户企业，则本年企业创建率为10%。当然，高创建率并不能保证群落的高成长率，群落成长取决于创建率和死亡率的平衡以及进入和退出的平衡，如群内企业转行、并购和剥离，就不属于企业创建问题。

企业死亡率是指单位时间内群落内企业减少的相对数目。例如，年初群落内有100户企业，本年有10户企业死亡，则本年的死亡率为10%。如果群落创建率等于死亡率，则群落稳定；如果群落创建率高于死亡率，则群落成长；偶尔，群落创建率低于死亡率，则群落收缩。

企业创建是指企业家调动充分的资源组建“集合体”的行为；企业死亡会导致企业资源重新回到原来破碎的状态。企业死亡的原因很多，如业主退休、完成预期经营目标、花光了资金或找到更好的项目等。企业死亡导致企业边界消失，向周围环境释放资源（如投入的资源：人员、设备、场地、库存和其他资产），其他企业就可以使用他们。死亡是企业的最后时刻，其目标宗旨、资源边界均已消失。从集聚理论看，死亡的企业作为一个演化体消失了，资源破碎了。

1.企业年龄对企业死亡率具反向的影响力

企业死亡率的年龄依赖（age dependent）是指企业死亡率因企业年龄而异，主要有两种论点，首先是新企业的不利生存性（the liability of newness），此论点主张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企业更能专精于例行事务及角色扮演，且能与利害关系人建立连结关系（Freeman，Carroll，＆Hannan，1983），所以企业死亡率会逐渐递减，此种企业年龄及企业死亡率的反向关系称之为“新企业不利生存性”（Stinchombe，1965）。其次是老企业不利生存性（the liability of aging），此论点主张环境的变异会侵蚀企业与环境的配适度，当企业年龄越大，不仅累积的环境变异性变大，而且企业精确响应环境的能力也减弱，使得企业与环境的配适缺口越大（Carroll，1987），所以企业死亡率会逐渐递增，此种企业年龄及企业死亡率的正向相关称之为“老企业不利生存性”。

由于新生企业不论在技术或客源的建立上，需要投入许多时间与努力，所以不易与既存企业竞争，也不易维持企业绩效的稳定性，使得企业在幼年期死亡的几率提高。再者，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具备应变快、活力强、韧性高的特性，此种特质有利于降低企业与环境之间的配适缺口，进而减少企业死亡的几率。故本研究推论我国自行车集群的年龄依赖应属于“新企业不利生存性”。

2.群落密度对企业死亡率的影响具有双重作用

生物生态学认为“生态因子”系直接或间接影响生物的生长、发育、生殖、行为、和分布的环境要素，例如温度、湿度、食物、氧气……等，若生态因子的作用强度会随着群落密度的变化而产生差异，而且具有调节企业数目及维持群落平衡的作用，则称此种生态因子为密度依赖因子。

Hannan＆Freeman（1989）将群落界定为一群具有相同特质且依赖相同的物质环境及社会环境的成员，并且主张群落密度是群落的成员数目。由于利基（niche）代表群落繁殖成长的一组资源条件（Hannan＆Freeman，1989），此资源条件所承载的企业数量有限，利基的作用力将依群落密度的变化而异，并能透过选择的机制达到调节企业数目的作用。换言之，群落密度可扩大或萎缩群落利基，进而影响企业的死亡率，故本研究视利基为密度依赖因子。以下分别以“当期效果”与“递延效果”探讨群落密度与企业死亡率的关系。

其一，当期效果：企业死亡率先随着群落密度的增加而减少，在一低点后，企业死亡率则随着群落密度的增加而增加。当期效果是指t时点的群落密度对t时点的企业死亡率的影响力。企业生态理论主张企业数目对企业死亡率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正当性与竞争的过程（Carroll＆Swaminathan，1991）。因为当群落开始出现时，企业数目较少，成长空间较大，会吸引新创建者加入群落，使得该群落的密度逐渐增加，此将有助于群落正当性的提高，进而增加企业的存续能力（Hannan＆Freeman，1989）。但当密度成长的程度逼近环境承载力（carry capacity）时，在利基拥挤的情况下，群落成员之间的竞争趋于激烈，进而增加企业的不利生存性（Carroll＆Hannan，1992）。因此，正当性有助于企业利基的扩大，而竞争则造成企业利基的萎缩，使得群落密度与企业死亡率之间呈U形关系。总之，曲线递减的部份可归因于正当性的提高，而曲线递增的部份则归因于群落内部的激烈竞争（Hannan＆Freeman，1988）。

其二，递延效果：企业创建时的群落密度对企业死亡率具正向影响。递延效果是指企业创建时的密度对企业死亡率的影响力。企业创建的条件（例如，地理位置、结构模式、工作规则……）所产生的烙印作用（imprinting），不仅影响企业的后续发展，也是企业惰性的根源（Stinchcomb，1965）。所以当企业创建于高群落密度时期，环境资源受到高度的开发利用，新企业只能发展短期及边缘的资源，企业在利基狭小的情况下，无法投入充裕时间及资源来建立正式结构与企业规则，而且企业成员也缺乏取得特殊技能的意愿，即使企业能创造出适当的企业结构与资源利用方式，安然渡过创建时期，企业的体质也不易回复正常，仍然位于资源分配的边缘，所以资源分配的不利性会使得创建于高密度期的企业有较高的死亡率（Carroll＆Hannan，1989）

3.企业创建时的规模对企业死亡率具有反向的影响

科普规则（Cope’srule）主张大部分的物种在演化的过程中，体型都有增大的趋势，而大体型的生态优势在于其取得资源的能力。换言之，大体型在资源的支配与运用的能力，使其在天择过程中具有特殊的竞争优势，社会学在探讨企业结构的相关议题时，也将企业规模视为主要的研究变项（Haveman，1993；Scott，1992；Kimberly，1976），认为大型企业不易失败的原因在于其具备制度与社会系统方面的卓越能力（Perrow，1986）。

而企业生态理论则将企业规模与企业死亡率的反向关系称之为“小型企业的不利生存性”（the liabilities of smallness）。因为大型企业不论在一致性（reliability）与可述性（accountability）均较小型企业高，一致性指企业能重复产生特定水准的产品的能力，而可述性则指企业可对资源配置及企业行动提出说明的能力，由于环境偏好选择具有一致性及可述性的企业，所以小型企业的死亡率会高于大型企业的死亡率（Hannan＆Freeman，1989）。再者，烙印作用将使大型的新生企业较小型的新生企业拥有较佳的体质及后续发展的潜力，较能在天择过程中获得保留。所以小型新生企业的死亡几率较大型企业高（Kelly＆Amburgey，1991）。

4.前一年的同业创建数目对企业死亡率具正向的影响，前一年的同业死亡数目对企业死亡率具正向的影响

生物生态学对于群落动态的研究主要是探讨群落内企业数量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变动规律。企业生态学对于群落动态的研究则是探讨企业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动规律，因为群落数量动态对企业死亡率具重要影响力，所以企业生态学者以前一年的同业创建数目及前一年的同业死亡数目检视企业生死率的动态变化（Delacroix et al.，1989）。

生物生态学主张在一生态环境内，生物数量的增加，再加上演化的力量，可促进利基的多元化，以容纳更多的生命种类。企业生态学则是主张前一年的创建数目越多，代表群落的发展机会越佳，更能吸引创业家的投入，此种创建热潮意味着企业对资源需求的差异化区隔，利基的多元化将有助于扩大环境的承载力，进而减低企业死亡率（Carroll＆Delacroix，1982）。

上一年创建率对后续事件的影响，从思想意识上传递信息，从实物上看，由于设立企业占据资源，因此上一年创建率影响可用资源。首先，如果准企业家效仿其它人行为，就会把创建率高解释成，大家都在进入、商机不会太小。因此，上一年的创建率会激发后一年的创建率；其二，也可能对上一年创建率的后续效果有相反的解释，创建率高，可用资源和剩余的准企业家就少，上一年创建的多，后一年死亡的也多，有些企业家并不顾及这些，看到群落人丁兴旺就贸然进入。通过调查准企业家对上一年创建率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决策方式发现，创建信号的确刺激新企业的产生。

这种一窝蜂地办厂所导致的利基拥挤主要取决于群落密度。密度低，资源就丰盛；密度高，资源竞争就激烈，环境资源限制群落扩张。与低密度下创办企业相比，高密度下创办企业总是经历高的死亡率。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

①在高密度期间办厂，必然面临资源不足，资源不足不利于创办边界稳定的企业；再者，许多人都起来办企业，准备不足，还很脆弱，很难应付恶劣的环境；

②创业者面临利基拥挤的情况，只好利用群落余下的零碎资源，处于环境资源的边缘，只能拼命争夺；

③高密度环境下创办企业，一种冲动的尝试，短期内必然产生高死亡率，但是长期不会。短期内脆弱的企业被淘汰出局，留下来的健壮企业容易长命百岁。

查阅国外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献发现，有正反两种说法。一些人认为：创建的企业多，势必消耗更多资源，有些资源得不到迅速补充，企业数目少时，资源不是大问题，可是随着企业数目的增加，这一问题凸现出来，达到某一临界点，这一效果对后续企业创建具有显著的负作用（Delacroix and Carrol，1983；Hannan and Freeman，1987；Staber，1989）。然而，其他研究并没证实这种情况，对死亡率的研究结果也没有确切的结论（A ldrich et al，1990；Baum and Oliver，1992；Lan etal，1994；Studen. Ellis，1995）。Baum（1996）指出，多数研究表明，上一年创建率对后一年死亡率无影响，只有少数研究声称有正效果，还有几项研究说是没有发现负效果，对准企业家如何评价上一年企业的创建数量没有统一的说法，是否有一个警示线，尚需进一步研究。

然而，国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观念，使得我国中小企业的家数持续增加。由于我国企业集群产业的同构性较高，所以企业创建数目的大量成长，未必意味着企业利基的多元化，反而较易引发同业间的恶性竞争，危及企业的健全发展。故本研究主张前一年的同业创建数目越多，企业死亡的几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