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美元霸权漫延经济危机

借美元霸权漫延经济危机

这场源自华尔街的金融海啸，直接受损的多是与华尔街关系甚密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发展中国家因其金融业的开放程度有限而无形中躲过了一劫。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自美元霸权完全建立以后，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就一直鼓噪“经济全球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更是针对后起国家的快速发展的欲望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试图建立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全球发展模式。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最终世界经济实现了“一体化”，最典型的模式就是“美国模式”：全球实体经济的架构就是美元主导下的全球分工，全球化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为“双赤字”的美国经济分摊成本的不公平过程。这次“次贷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全球经济的失衡，失衡的根源则在于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国际义务严重不对等。简单地说就是他国根据全球分工生产尽可能低廉的商品，供美国人过度消费，世界各国赚了美元再回流美国购买美国国债或金融资产，以保持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的钟伟，曾详尽描述了“美国模式”的具体特征。他认为美国模式是在美国价值观指导下，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运行的综合模式，是美国主导全球化进程但并不承担相应国际义务的优劣并存的模式。美国模式既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也是其自身遭遇次贷危机的根源。其具体特征有：

一、国际金融架构未能反映1945年以来，各国金融和经济实力的相对变迁，仍然运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架构之下，美元以及美元资产在全球泛滥成灾。

从“二战”后的法国戴高乐到新近的德国默克尔，都直接批评了美元的发行过度问题。美元发行泛滥带来的全球流动性过剩，能够短暂地刺激全球的投资、贸易和产业创新，但最终难以避免两大结果，一是使资本市场和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居民部门迷失在资产价格带来的“财富效应”之中，二是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不能无限提高，使得全球通货膨胀抬头和资源价格飙升。最终泡沫破灭，全球金融从流动性过剩到紧缩急剧逆转。

其中富有戏剧性的场景是，在格林斯潘发出“非理性繁荣”的警告之后，美国资本市场的综合指数仍然强劲上升了100%以上，格老执掌美联储期间，是美国历史上广义货币M3增长最快的阶段，也是对金融衍生产品监管最松懈和货币政策最宽松的阶段。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实体经济被浸泡在泛滥的美元之中。

其继任者伯南克对美元霸权同样具有清晰的认知，例如伯南克著名的“直升机理论”，按照该理论，要刺激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只需要驾驶直升机，从飞机上往下抛洒美元就可以了。甚至在次贷危机初期，伯南克都坚信美国能够应付，伯南克提醒国际社会，“别忘了美国拥有一项关键的技术，那就是印刷术！”利用“二战”之后，美元直接取代了黄金的特权地位，美元霸权在全球最终确立并被反复滥用，几乎是“二战”之后历次全球性金融动荡的根源。每一次危机中美元资产的灰飞烟灭，都是美国对其国际债务的自动豁免。

二、美元本位取代金本位之后，国际储备体系日益依赖外汇，尤其是美元储备。

如果各国不是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孤立状态，那么自会有一些国家有国际收支的盈余而另一些国家则有赤字。但这种不平衡是有节制的，因为作为国际支付和储备手段的黄金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是有限的。但美元是国别信用货币，作为国际计价、支付、结算和储备货币时，整个国际储备体系迅速地美元化。

目前除了美国和欧元区的央行可能各持有近万吨的黄金储备外，IMF所发行的特别提款权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地位下降到不足5%，而美元在各国外汇储备中，则上升到超过80%的程度。整个储备体系的美元化，并不是国际收支盈余国所乐意见到和接受的，但却是一个无奈和被迫接受的事实。

它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国际贸易沦落为巨大而不公平的赊销体系，美国消费者的过度消费最终转化为国际收支顺差国对美国持有的巨额国债；二是国际投资沦落为危险的利益输送渠道，新兴市场国家吸收了高成本的FDI，而美国则用低成本的国债吸收了全球净储蓄。储备体系的美元化，使得美国的消费膨胀既不需要即时付款，也使得美国能够动用大部分全球净储蓄用于“新经济”等创新的昂贵成本，国际储备体系建立在美国国债以及其他高等级债这些“白条”的基础之上。

三、美国双赤字的不断扩大和跨国公司隐藏利益的渠道日渐复杂。

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储备体系的美元化，同时也就意味着美国不需要立即弥补其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双赤字”最终凭借向国际投资者兜售美元资产，获得了巨额资本回流。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和财政收支没有一年不处于赤字状态，美国2008年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均超过GDP的5%，达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这说明美国政府和居民都在寅吃卯粮，并且长期不予弥补。保尔森的抱怨和事实恰恰相反，不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净储蓄导致了次贷危机，而是美元霸权和储备体系美元化，使美国具备无度地境外滥发美元及美元资产、动用全球净储蓄去长期支撑“双赤字”的能力。或者说，美国政府没有珍惜全球净储蓄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宝贵的结构调整的机会，却一直拖延到错失良机。

即便在美国国内，进入21世纪以来，也不断有学者呼吁美国政府将经常账户赤字逐步调整到占GDP2.5%以下的水平，以维持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双赤字”问题没有改善，同时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具有全球最强大的跨国公司，它们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获得的巨额收益，通过更加复杂和隐蔽的渠道被分散，这也导致了两大结果，一是东亚和中东等净储蓄是通过较为透明的渠道，以持有美国国债等方式回流美国；二是跨国公司通过较为晦涩的渠道，使得华尔街和主街的流动性不断膨胀，逐渐具有了更为强大的市场操纵能力。

四、美国居民部门的过度消费行为没有得到及时修正。

这种过度消费不仅得益于美元泛滥带来的股市和房市泡沫的“财富效应”，也得益于美国政府对按揭贷款的隐含担保。目前美国经济的综合储蓄率为13%，除美国企业略有储蓄之外，政府收支是赤字，居民的净储蓄率大致是零。次贷危机暴露出，不仅政府在滥用国家信用，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也在滥用国家信用。

根据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斯蒂夫·罗奇的计算，目前美国GDP增长中，来自消费的贡献率高达72%，政府和居民部门脆弱的财务结构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来自东亚和中东的净储蓄客观上可能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但这并不是美国消费过度膨胀的根源。

更直接的根源在于格林斯潘在2001年之后，连续降息了大约25次，其中2002年第四季度到2005年第三季度剔除通货膨胀后，美国实际利率为负，这使得美国民众产生了股市和房市价格永远上涨，永远是自动取款机的强烈幻觉。而此后直到次贷危机爆发前，美联储连续17次的加息，使得过度消费终于无以为继。

五、联邦政府通过政府支持的企业（GSE），包括房利美、房地美等，给居民过度消费和金融过度膨胀提供了不恰当的支撑。

1999年9月30日《纽约时报》的一篇由彼得森撰写的文章，是联邦政府担保有可能导致巨大危机的最好注脚：“房地美和房利美降低了借款人向银行或者其他机构获得按揭贷款的门槛，而房地美和房利美却宣称这是为了迎来美国经济的下一个春天，在克林顿时期房利美和房地美由于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担保和融资而深陷财政丑闻。‘两房’进入次贷这种新业务领域，显然显著地放大了风险，政府的担保无疑会使得自己陷入不得不救助‘两房’的困境，就如同联邦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曾困扰于储贷危机救助一样。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看法是：另一场更大规模的储贷危机即将降临。”

在上世纪，“全球经济失衡”还不是个时髦的词汇，但联邦政府对“两房”提供隐含担保的危险已显而易见。次贷危机看起来，是上半场喜剧和下半场悲剧的混合体，上半场，政府对中低收入阶层购房开出了担保这个空头支票，收获了选民的选票，美国民众的自有住房率从1987年的68%提升到了次贷危机前的81%，中低收入阶层收获了商品房，华尔街把本来不起眼的次贷业务做成了余额一度高达5.8万亿美元的大买卖，华尔街收获了钞票，三者皆大欢喜。但是当中低收入阶层开始违约，华尔街开始恐慌，白宫开始面对兑现空头支票时，三者都陷入了悲剧性的困境。白宫实在不应该给华尔街和“两房”开出一张金额由后两者随意填写的空头支票，而对次贷危机的救助，很大程度上就是兑现当初的担保。

六、华尔街的恶意定价和市场操纵。

次贷危机中，华尔街名声扫地，世界银行副行长批评华尔街高管的天价薪酬是不道德的，新兴市场国家批评华尔街的CDO、CDS等复杂衍生品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有毒资产。问题可能比上述批评更严重。次贷等产品究竟是被低估风险、高估收益的错误定价，还是具有道德风险的恶意定价？包括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是被人为操纵，还是真实地反映了供求缺口？

只能这么说，有毒资产的恶意定价，在被和其他类型的资产组合成资产池进而证券化的过程中，是具有滥用GSE担保的道德风险的，而2003年之后原油衍生品交易量急剧放大，至相当于现货规模的10倍以上时，主要原油衍生品交易商几乎清一色是美国投资银行。新兴经济体没有次贷证券化市场，也没有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华尔街的贪婪就在联邦政府的眼皮下，直到2004年4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在放松证券代理和经纪业务的要求，使得银行杠杆进一步推高，而甚至在次贷危机爆发前不到半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仍以157号和159号文件全面确立了公允价值的引入问题，使得会计审计等部门对资源和复杂衍生品的估价无所适从。次贷危机看起来更像是一场金融监管者有意无意监管懈怠的危机。白宫和华尔街之间的确更需要防火墙。

七、美国实体经济创新浪潮消退之后，金融危机往往接踵而来。

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型服务业的兴起，到21世纪新经济的盛行，每一次创新浪潮退潮后，都是危机的降临。新经济有力地提升了美国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和劳动生产率，使得全球失衡现象让位于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进程。过多的美元流动性在创新进程中不断蜕变成泡沫被消除掉，而今的情况也相当类似，如果美国没有在移动互联网、新材料、节能技术等方面出现创新和产业集群，那么美国要走出次贷危机，恢复到GDP年均增长3%以上的水平就遥遥无期。这就令人不能不考虑，是不是美国经济失衡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

八、白宫在次贷危机救助过程中迟缓而软弱。

中国国内媒体习惯于把保尔森和伯南克描绘为挽救美国金融危机狂澜的英雄人物，而他们很可能既是次贷危机答案的组成部分，更是问题的一部分。伯南克的“直升机理论”和“印刷术理论”不会消退，因为美元霸权虽然弱化但是并未根本动摇。保尔森用现金换垃圾的进程不仅昂贵而且危险，保尔森等人的危机救助思路集中体现在紧急经济稳定方案和问题资产清理计划当中。这因循了储贷危机中的RTC模式，从资产方入手清理可能使得不良资产越清理越多，金融体系越来越难以顺畅运作。这就像是在危机中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而日本和中国的金融改革经验都显示，与其从资产方入手，不如从资本方入手，通过注资维持公众信心和金融机构正常经营的能力。

综合来说，美国模式赋予了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太多的特权，赋予了美元太多的霸权，新兴市场国家的净储蓄是对美国模式无原则的姑息妥协。

次贷危机暴露出当前的全球化几乎就是美国化，当前国际经济失衡几乎就是美国经济失衡。美国模式的问题，被通过美元霸权和全球化放大到地球的各个角落。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权利和义务严重不对等的美国模式，美国应该在危机中认真反思自身价值观、社会、政治、经济和金融各个层面盘根错节的结构性问题。

由上分析可见，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海啸虽难以直接影响不发达国家的金融业，但却一定会借助“美国模式”影响到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谁握有美元越多，谁受害程度就越大；谁依赖外贸程度越重，谁受害程度就越大；谁与美国的经济往来越频繁，谁受害程度也越大。

从经济全球化幌子下的“美国模式”可以发现，几乎几十年来，世界经济都是围绕美国经济模式运转的，最初是欧洲，后来是日本，再后来则是中国，这些国家与地区赚的都是美元，提供的却都是实实在在的商品。当然，在顺应美国模式的同时也有一个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特点，但须提及的是，这种发展与繁荣必须是在“美元霸权”允许的范围内，谁跃出了这一界限必遭美国的报复与打击。

不言而喻，美国下一个打击目标一定是手持2万亿美元巨资的中国。从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就可看出些许端倪。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谓深远，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逐渐建立的发展模式更是遭到致命的打击。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也是世界各大国中最高的，对外依存度最高时曾达到60%以上。而且欧盟、美国、日本等国与地区更是中国对外贸易名列前三位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日本和欧洲很多国家也陷入了经济衰退，需求大幅萎缩，可以肯定这场次贷危机将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模式实质上已与美国模式呈相互衔接状，因此，美国需求萎缩必然殃及中国。以2008年分析，中国进出口25616.3亿美元，增长17.8%，增速比上年回落5.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4285.5亿美元，增长17.2%，回落8.6个百分点；进口11330.9亿美元，增长18.5%，回落2.3个百分点。由于中国出口企业综合竞争能力不断提高，适应国际市场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性，前10个月，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总体平稳，进出口21886.7亿美元，增长24.4%，其中出口12023.3亿美元，增长21.9%，进口9863.4亿美元，增长27.6%，7、8、9月当月进出口额均超过24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和蔓延，11月份，中国对外贸易形势发生逆转，进出口额同比下降9%，其中出口下降2.2%，是2001年7月以来首次下降；进口下降17.9%。12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1833.3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降幅进一步扩大到11.1%，其中出口1111.6亿美元，下降2.8%，进口721.8亿美元，下降21.3%。

从对外贸易的结构变化看，更能发现美国次贷危机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迅速传导到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普遍放缓，消费和进口需求明显减弱，以及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传导和冲击相对滞后的特征。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回落较快，全年对欧盟出口2928.8亿美元，增长19.5%；对美国出口2523.0亿美元，增长8.4%；对日本出口1161.3亿美元，增长13.8%。同时，对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全年对印度出口315.0亿美元，增长31.2%；对东盟出口1141.4亿美元，增长20.9%；对韩国出口739.5亿美元，增长31.0%。但11月份以后，部分发展中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不断加深，中国对这些国家出口开始由升转降，且降幅大于对发达国家的降幅。

进入2009年后外贸形势进一步恶化，受海外需求大幅萎缩的影响，第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延续2008年11、12月持续下降的态势，且降幅明显扩大。进出口总额4287.4亿美元，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2455.4亿美元，下降19.7%；进口1832.0亿美元，下降30.9%。但随着国际市场需求出现低位回稳和我国稳定出口、扩大进口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见效，3月份对外贸易出现好转迹象，当月进出口1620.2亿美元，下降20.9%，其中出口902.9亿美元，下降17.1%，比1、2月份分别缩小0.4和4.6个百分点，比前两个月累计缩小4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1%，比前两个月累计缩小8.5个百分点。进口717.3亿美元，下降25.1%，比前两个月累计缩小9.1个百分点。一季度，由于进口降幅大于出口，贸易顺差达到623.4亿美元，同比仍增长53.6%。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制造业，以造船业为例，2006、2007、2008三年中，中国造船业2006年新订单量是4251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51%；2007年达984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32%，2008年虽下降了41%，但是比2006年还多1600多万载重吨；预计2009年接单3000万载重吨，同比下降50%—60%。目前中国拥有3000家造船厂，即将竣工的产能为6000万载重吨，此外还有2000万载重吨属于有规划、准备上马的。但问题是目前在造的大量船只都已成了“烂尾船”，外国订户宁可损失订金，也不要新船了。数据显示，在世界现有的390多条弃船中有200多条在中国。电力也同样，此前，中国电力装机容量以每年1亿千瓦的增速实现连续三年的增长，而且目前还在大上火电，这是全世界从未有过的事，即没有任何国家是如此发展的。而发电设备的平均利用小时则从2004年的5454小时，下降为2005年的4677小时，且每年都在下降。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制造业可能面临着潜在的危机。

而这一切最终影响到就业尤其是农民工的就业。外部需求减少，中国外贸企业订单大幅缩减，导致大批无工可打的农民工提前返回农村，2009年上半年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农民工失业不但影响到农民的增收问题，而且有可能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新因素。

为此，中国到了必须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时刻。2008年中国GDP增长9%，在9%的GDP增长当中投资占了4.2%，消费4.0%，进出口0.8%，和2007年的数据相比，投资和消费贡献率在上升，进出口贡献率在下降。这个结构充分反映了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外需为主，以出口为主，而次贷危机的出现，使外需这驾马车的作用急剧下降。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大力发展内需来弥补外需的不足。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并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可以充分发挥内需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减少对于外需的依赖，加快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