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本的模型

第二节　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机理：一个基本的模型

30年的改革历程已经给转型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现实素材，如何用理论诠释这一过程就是摆在理论研究者面前的紧迫任务，这不仅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从改革中汲取足够的经验，更意味着我们要通过一个适当的理论描述对转型、对未来进行预测。中国转型中得到学界共识的基本结论在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本质是一次大范围的诱导式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主导者是政府。

尽管多年国内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依然存在很多困惑：政府主导转型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转型后中国经济的活力会如此巨大地迸发出来，作为制度变迁核心力量的制度供给方和需求方是谁，这样的制度变迁会持续多久，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面对中国的经济转型，能否把握未来的方向将直接决定企业是否可以确立竞争优势，获得持久发展。因此，明晰企业在中国转型所处的位置，在微观角度把握中国经济转型的机理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始终坚信中国转型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和企业的制度构建，是政府和企业之间博弈的动态演化过程。我们将用以下模型来探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微观博弈，力图以此解释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机理。

一、模型的基本假设

假设2－1：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民生导向的。

吕炜（2005）^[1]指出中国模式的本质是始终以民生为转轨的根本目的，以民意为转轨路径选择的基本导向，这两个原则决定了绩效是评价转轨的核心。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确实是以百姓民生为导向的制度变迁过程。目前“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试图概括的核心内容正是：以经济绩效改善、民众生活质量提高作为改革的目标和实现改革的唯一途径；以大胆试验、慎重推广的方式把握民众对改革的反馈，摸索适宜的改革路径；以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因此，以民众的需求作为转型的风向标是符合中国30年的转型历程的。

假设2－2：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地方政府作为微观主体是一个“掠夺型”政府。

古典经济对于政府采用一种自由放任的观点，认为政府应该是对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进行补充；为了纠正市场失灵，新古典经济学家将政府界定为“扶持之手”，认为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通过宏观调控使得经济运行有效；上述两种政府理论，无论作为一个实证模型还是作为一个规范模型都是失败的。本研究借鉴施莱弗和维什尼（2004）将地方政府界定为一个“掠夺之手”^[2]的模型，该模型公正地看待政治，并把政治过程看成是政府行为的决定因素，该模型认为政府的政治目的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通过有效配置自己手中掌控的资源，地方政府通过合理化的政绩来追求自身的发展。在转型期的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激烈的辖区竞争，因此通过“掠夺之手”获取自身效用最大化从某种意义而言是贴近现实生活的。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本研究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本研究认为中国转型的微观主体之一是地方政府，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没有利益冲突的，二者仅仅是官僚层级不同；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自主权，作为主体直接与企业博弈，推动经济体制的转型历程。

假设2－3：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企业是资源约束下的实体论企业。

由于本研究立足于微观视角，同时强调政府和企业作为组织的共性，因此根据前文对于企业理论的梳理，本研究中的企业是一个资源约束下的实体论企业。这一企业的基本特征在于：作为一个承载不同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的平台，企业的性质不仅仅局限于新制度经济学层面的完全或不完全契约的集合，而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让渡自有要素的部分（乃至全部）所有权，将其转化为企业资本进行价值增值创造，最终获得相应收益补偿的一个专有平台。企业经营活动也就相应体现为利益相关者要素转化为企业资本，企业资本转化为企业产出的两阶段过程，即符合“利益相关者要素——企业资本——企业产出”的逻辑过程，从企业行为的角度而言，上述逻辑过程描述为“要素投入——企业生产——企业产出”三个阶段。^[3]

二、模型的构建：民众^[4]、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

我们假设在经济运行环境中包括民众、企业和政府，民众代表了全社会的总需求，企业代表了全社会的总供给，政府是社会制度的制定者，也是对全社会资源的规制者。

我们构建民众的效用函数：Ucustume＝f（x₁，x₂），x₁，x₂是企业生产的两种产品，前者是生活必需品，后者是奢侈品，民众满足预算约束q₁x₁＋q₂x₂≤I，q₁、q₂是两种商品的数量，I是民众的收入。

构建企业的效用函数：U_firm＝f（Y，c，w，r），Y是企业的总产出，也是社会的总产出，c是企业的生产成本，w是企业产生的外部性净值。根据假设，企业是资源约束下的实体论企业，遵循“要素投入——企业生产——企业产出”三个阶段，因此企业三个阶段对应的政府规制分别为r₁，r₂，r₃，r₄，如图2－1所示。

图2－1　企业运行阶段、实体转换、市场类型一级对应的政府规制

我们设企业的总产出Y＝f（p，q），p是单位产品的竞争优势，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p＝（1－k）c_l＋k·d_f，其中c_l是单位产品成本领先优势，d_f是单位产品差别化领先优势，k是差别化程度系数（0≤k≤1）^[5]；q是企业产品的产量，满足适配条件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不变报酬型函数形式，q＝ΩA（t）L^1－αKα，A（t）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单位是万人或人），K是投入的资本，一般指固定资产净值（单位是亿元或万元，与劳动力数的单位相对应），1－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α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由于是适配函数，因此企业的产出水平取决于技术、资本和劳动力较小的一方。我们将企业受政府的规制水平设为r_eg（0≤r_eg≤1），r_eg＝r₁＋r₂＋r₃＋r₄，则（1－r_eg）就是企业的自主权。由于企业是创造价值的组织，会对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要素起到放大作用，因此，我们最终构建企业效用函数为式（2－1）。

Ufirm＝Y－c－w＝p·q－（c＋w）

我们设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为Ugovernment＝f（Y，g，R），其中Y是企业的总产出，也是社会的总产出，g为政府通过对企业规制而获得的收益，R是政府通过放松规制，实施改革而带来的政治风险（R＜0）。我们最终构建地方政府效用函数为式2－2。

μ是由于经济增加而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升迁概率（0≤μ≤1），θ为政府通过企业规制而获得收益的体现系数（0≤θ≤1），μ、θ、R均为常量，直接影响政府效用的变量是国民收入Y以及政府对企业的规制水平r_eg。

三、模型的推导：政府解除规制^[6]与经济转型

（一）转型的初始化条件分析

图2－2　转型前的民众效用

我们设t₀为经济转型的时间起点，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企业的产出水平q^to难以满足民众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q^to＜q^t0₁＋q^t0₂，民众的效用水平如图2－2的A点所示。此时，政府对企业采用完全规制的计划经济体制，r_eg^t0＝1，企业由于没有经营自主权，企业内部缺乏激励效应，因此产出由劳动力相对应，尽管资本充裕但是产出水平低；社会处于一个物质产品极不丰富的卖方市场，老百姓有钱买不到商品（社会总供给水平低于其与民众的预算线的交点B），存在凭票供应的现象，企业不考虑竞争优势的问题，即k^t0＝0；民众提出改革的要求，要求政府拿出举措提高社会产出，进行经济转型。

（二）转型期制度产生的均衡条件：地方政府放松规制

作为制度变迁的制度供给方，地方政府不仅仅考虑到民众的需求，还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即MaxU_government，将（2－1）代入（2－2），整理后我们得到：

由于各个系数为常量，企业内部的技术水平、劳动力投入以及资本投入既定，因此变量就是地方政府的规制程度r_eg。我们在式（2－3）中，对r_eg一阶求导，解出政府效用最大化的极值以及所需要的条件。我们令c_lΩA（t）L^1－αKα＝z，（2－3）转换后求导得：

令（2－4）取零，解得：

因为R＜0，0≤θ≤1，因此r_eg＜1，政府要放松规制。

由于政府效用为正，并且符合连续凸函数性质，因此有极大值：

在此规制水平下，企业也存在一个效用水平，尽管这一效用水平不一定是最优的。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转型是民生导向的，转型初期企业没有自主权，难以对制度设计提出要求，因此对于转型制度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是地方政府和民众。

但是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企业同样期望得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尽管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通过对（2－1）式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企业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是尽可能地优化内部的资源，让适配函数发挥最大的效用^[7]，同时降低成本，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些策略的最终运用取决于企业自主权（1－r_eg）。通过上述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转型的焦点问题在于对政府规制水平的调节与控制，在民生导向下，政府必须通过放松规制来缓解产品市场供给不足的压力，这是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并不会存在过多的争议。而本研究接下来关注的重点在于政府如何放松对企业的规制，针对企业的不同领域和环节，放松的顺序和程度是如何把握的，因此我们将r_eg分解为4个部分r＝r₁＋r₂＋r₃＋r₄，通过具体分析来解释中国转型的微观机理。

（三）转型的第一阶段：满足民众对产品数量的需求

图2－3　转型第一阶段的民众效用水平

转型的首要目标是满足民众对于物质产品的数量需求，如图2－3将效用水平从A点提升到B，满足预算约束I下的民众效用最大化。

地方政府在放松对企业的规制过程中，可以选择，单一或者是其组合，如何选择就成为地方政府行为的关键。根据我们的假设2－2，地方政府是一只“掠夺之手”，在追求其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要规避政治风险，在同样能够加大企业自主权，提高企业效率的众多方案中，政治风险最小的就成为地方政府的首选。

比较来看，在控制住要素市场的渠道，以及产品市场的价格时，放松对企业生产领域的规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风险最小的。因为控制了“源头”和“下游”，企业能够带来的政治变化有限，而对产品产出的影响却是最直接的，最能缓解民众的呼声，在政治市场上获利，因此地方政府首先会选择对企业生产领域放权的方式，释放企业活力，即降低。

增加社会产品产量，缓解短缺经济可以有两个途径：一方面对于原有企业而言，放松对生产领域的规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行包干制、承包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对于加大研发（此时更多的是技术改造）和降低成本的努力就会增加，因此企业内部要素适配程度大大提升，企业产量增加。由于当时所处的市场环境是卖方市场，产量提升就意味着企业效益的提升，而且产品价格由国家控制，因此企业会强调内部挖潜来减低成本，通过低成本给企业带来收益。

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内部生产环节的放松，专有技术以及知识会以多样的形式产生扩散，降低行业的进入壁垒，大量新的企业产生，同样起到扩充市场规模的目标。

在这一阶段过程中，由于短缺经济的市场环境以及政府对于要素配置的低效率使得此时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只要政治风险可控，放松规制就会达成共赢。

随着社会产品的丰富，民众的需求基本得到了满足，市场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此时民众力图达到更高的效用水平，即不仅在数量上满足预算要求，而且要追求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追求产品结构的差异。

（四）转型的第二阶段：满足民众对产品结构的需求

图2－4　转型第二阶段的民众效用水平

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民众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情况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如图2－4所示。民众效用最大化的点位于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的切点位置C，因此地方政府后续的工作就是通过放松规制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

对于政府而言，一方面进一步放松对企业生产领域的规制，另一方面要寻求新的方式让产品市场丰富起来，满足产品市场的多样需求。此时，政治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方式就是放松对产品市场的规制r₃，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为了克服前期的短缺经济，地方政府对于企业快速扩充的产能水平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会出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此时，已经放松的规制难以再次收紧，因此最为可行的方式就是通过价格机制优胜劣汰，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保证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双重要求，通过市场机制塑造企业的竞争优势去赢得民众的需求。

在竞争过程中，企业为了降低自身的成本就需要政府放开对要素（原材料）市场的规制，打破对于关键要素的垄断经营。但是基于式（2－19）地方政府在满足民生需要后（μY已经达到最大化水平），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就要考虑规制收益（θ·r_eg）和政治风险［R（1－r_eg）］两项的变化。此时，要素市场给政府带来的垄断收益是非常可观的，地方政府已经在此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打破；而要素市场中土地、资本市场放开带来的政治风险是难以估计的，因此地方政府最终决策会选择暂时不放松r₁。

而企业面对激烈的竞争，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可以选择通过技术研发提高企业内部要素适配能力而提高竞争力，也可以选择差别化的方式来赢得民众的货币选票，但是还有众多企业采取低成本策略，为降低成本不惜采取污染环境、降低工资等回避社会责任的方式。

此时，民众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逐步关注环境问题、公平问题等有碍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因此向地方政府呼吁要求将自身的效用向一个新的层次提升。

（五）转型的第三个阶段：满足民众对于和谐生活的需求

基于前文的分析，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迫切需要地方政府放松对于要素市场的规制r₁，而民众则更关注地方政府对于企业产生的负外部性的规制r₄的加强，此时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就出现较强的利益冲突，必然因此进行复杂的博弈。这一复杂的博弈也决定了转型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

仔细分析这一阶段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素市场规制背后是若干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对这一市场放松规制意味着深层次的利益关系被打破并根据市场化的透明运作方式重新进行分配，其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紧随其而至的必然是深层次的政府机构改革，这往往是企业所难以影响和预测的，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放松要素市场的规制，要面对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土地、资本等稀缺性关键生产要素一旦放开，紧随而至的很可能是大范围的投资行为和巨大的市场波动，其中房地产、证券市场以及关系到民生的命脉产业形成的波动将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