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术界对金融风险预警指标研究情况

二、国外学术界对金融风险预警指标研究情况

国外学术界对金融风险预警指标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与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有关的微观金融指标；二是与国家宏观经济金融状况有关的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研究。

（一）微观金融指标的研究

关于CAMELS评级系统的研究。“骆驼评级体系”是美国金融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性、流动性和市场风险敏感度六项指标进行分析评判，确定其经营安全性和稳定性的一种综合评判体系。因这六项指标的英文缩写为CAMELS（骆驼），所以称为“骆驼评级制度”。该制度因在加强金融机构的科学监管，促进金融机构稳健、规范、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而被国际银行业所广泛采用（参见第三章第一节）。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有大量的著作研究综合微观金融指标。1968年Altman、1978年Sinkey和1991年Thomson等经济学家分别对CAMELS评级系统的指标组合和评估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后来由于这些指标的数据较难得到，因此有关它们的研究较宏观经济指标要少得多。最有代表性的经典研究是1968年Altman的Z理论（Z－Score模型），它是基于一些金融指标来评估银行的资产质量、收益表现和流动性。该理论的缺点是对风险的评估仅仅是建立在单个金融机构的层面上。

近年来的研究如Frankel和Rose（1996）、Sachs、Tornell和Velasco（1996）、Honohan（1997）等主要集中在外债方面，特别是短期外债的构成，其目的是测量货币风险和通货膨胀的水平。另外，Gonzalez－Hermosillo和Pazarbasioglu（1997、1999）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良贷款的水平方面。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认为，金融机构自身内在的脆弱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只有将不良贷款与资本充足率同时考虑时，CAMELS评级的效果才会显著。但是，也有专家不同意上述观点。1998年，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在研究中指出，CAMELS评级的指标并不能解释货币危机。他们认为，汇率、同业拆借利率、存款占M₂的比率以及股票总市值等指标才是监测金融危机的关键。

在研究的手段方面，为了捕捉银行危机的迹象和辨别银行经营的稳健程度，经济学家们运用了大量的经济计量模型。例如，Lane、Looney和Wansley（1986）以及Whalen（1991）分别开始采用Cox风险均衡模型来预测未来银行的倒闭概率，但其实质仍然是CAMELS评级的思路，因此，预测力相对较弱。1999年，Gonzalez－Hermosillo以国际清算银行关于资本充足率的一系列规定为依据，首次将宏观和微观监测指标结合在一起来解释银行业的脆弱性问题，使其经济模型的解释预测力大为加强。

（二）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研究

1．关于国际风险监测指标。美国银行家欧·梅耶根据对国际上18家银行、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风险监测的指标进行了归纳、综合并分类。从大的方面分为三类，即：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体系，对外经济联系的指标体系，国家政治社会环境的指标体系。共选取了113个指标对国家的风险进行监测。

2．关于汇率机制与金融危机指标研究。1979年，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指出，在固定汇率下，国内信贷膨胀超过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将导致渐进而持久的国际储备流失，最终诱发对货币的投机性进攻，迫使管理当局放弃固定汇率，使货币大幅度贬值。因此，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将经历一个渐进而持续的国际储备下降和国内信贷相对于货币需求的高增长率。若这种过度的货币需求增加可能来源于对公共部门的融资，则财政失衡和对公共部门的信贷可作为逼近危机的指标。

保罗·克鲁格曼的论文发表后，许多研究者对其模型进行了拓展。这些拓展的模型考虑了财政和信贷政策的膨胀导致对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更多需求（分别引起了贸易平衡恶化和非贸易品的价格升高致使的货币升值）；考虑了对将来金融危机的预期在价格黏性条件下引起的名义工资的增加和出口竞争力的削弱；考虑了信贷政策的不确定性及管理当局为捍卫固定汇率而愿意损失的国际储备水平的不确定性。对这些拓展模型的研究得到了以下结果：实际汇率、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实际工资率和国内利息率可作为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一些新的理论认为，管理当局是为了避免其他经济指标的恶化而放弃固定汇率。例如，为维持固定汇率而采取国内高利率政策将导致政府公债的融资成本大大增加。1992～1993年，欧洲爆发了货币危机，欧洲汇率机制（ERM）解体。当时理论界主要是利用多国数据指标研究货币危机发生的根源。主要著作有Eichen－green、Rose和Wyposz在1994～1996年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这些研究集中于欧洲汇率机制ERM国家，并将货币危机定义为“汇率、利率和外汇储备的剧烈变动”。他们认为，与非ERM国家比较，ERM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在危机和平静期间的表现差异较大。

3．关于金融危机与金融稳健监测指标研究。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金融界开始系统地研究金融危机的防范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莫里斯·戈尔茨曾提出七项经济预警指标：①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例是否失调；②经常项目逆差占GDP之比；③消费比例是否过大；④财政预算赤字占GDP之比；⑤资本流入结构是否合理；⑥汇率定值是否适度；⑦货币供应量增加是否适当。这些预警指标对反映一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为各成员国普遍赞同。其他理论包括：1998年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有关65个国家银行危机的研究、1997年美联储举办的有关金融危机国际研讨会的大量论文、1996年Gavin和Hausmann以及1995年Rojas－Suarez Weisbrod关于拉美金融危机的研究、1996年Goldstein和Turner有关新兴市场国家银行危机的根源以及1995年Goodhart的资产市场波动性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调查了在面对外部冲击时金融机构的脆弱环节，认为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国际收支恶化、较高的通货膨胀、汇率的波动、股市及价格的震荡、贷款额急剧暴涨、出口下降、贸易条件恶化等因素；同时，还包括如缺乏有效的银行监管和货币调控手段、过度慷慨的存款保险、不充分的法律体系、国际金融市场中风险过高、缺乏充足的会计标准和规则及透明度以及不正当竞争等一些难以计量的监测指标。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又激起了新一轮的金融业稳健理论的研究〔如：Berg和Patillo（1999）、Bussiere和Mulder（1999）、Corsetti与Pesenti和Roubini（1998）、Furman和Stiglitz（1998）、IMF（1998）、Kawai（1998）、Radelet和Sachs（1998）〕。这些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宏观经济震荡与产出、进出口、物价、贸易条件、资产价格上涨、不当的货币与汇率政策、金融压力产生的因素、金融系统内在的脆弱性等指标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市场过度反应的动摇性和金融危机的反馈性等一些导致危机的新因素，以及其他一些如第三国汇率变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例如，1994、1995年日元汇率迅速变化时，墨西哥货币突然大幅贬值，从而产生了新的危机挑战）等一些难以预见的因素。

在1996～1999年间，Baig、Goldfajn、Fratzscher、Click、Rose、Saches、Tornell和Velasco先后对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危机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主要因素是两国间货币及资本市场的过密关系、进出口的联系或贸易竞争、跨市场的银行业务往来、低水平的外汇储备、汇率高估的程度、两国间共享债权人以及本国金融系统内在的薄弱性等。

在1995～1999年间，Dornbusch、Goldfajn、Valdes、Kaminsky、Reinhart、Lizondo对货币危机预警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工作。他们对近20个发达和新兴国家在本世纪5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中期期间选25年的实际数据来分析，检查了已有的关于货币危机预警的文献，企图在潜在的预警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中，找出预警效果最好者。他们认为，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基本面出现了弱化，两种危机容易同时发生是因为导致货币危机的因素通常也是金融机构产生问题的因素，而且汇率及其他金融指标的恶化有时会向这两个方向同时发展。他们发现，一个有效的预警系统应包含广泛的指标。因为金融危机通常以多个经济问题和某些政治问题为先导，作为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获得充分统计支持的变量为国际储备的下降、货币升值、信贷增长和国内通货膨胀。他们采用“信号法（Signals Approach）”——即将金融危机的先行时期中的选择变量与控制组（Controlgroup，控制组指所考察国家或地区的没有货币危机的时期）中的行为比较，以识别那些其区别性行为可用来估计金融危机可能性的变量。由此发现，对货币危机预警有良好记录的变量有：产出、出口、实际汇率对趋势的偏离、权益价格、广义货币对国际储备总额的比率等。

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以墨西哥为参照国家，使用历史的实证比较的数量分析方法和综合的模糊评价方法，分析东亚地区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他选用了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环境中的状况与地位的10项经济指标：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平衡、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及外国组合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比例。

1999～2000年以来，Masson、Borensztein、Berg、Milesi－Ferretti和Pattillo发表了大量论文评价当时开发的一些预警模型。这些模型主要包括1997年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联合开发的“预警信号监测模型”（简称KLR模型），该模型主要根据汇率和外汇储备等15个监测指标的异常来判断金融危机；1996年Frankel和Rose根据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开发了“货币危机回归概率单位模型”（简称FR模型）；1996年Sachs、Tornell和Velasco开发了“横截面回归模型”。另外，他们几位经济学家还在该模型的基础上专门为IMF开发了一个改进的预警模型，添加了一些BIS强调的如短期债务率等监测指标变量，调整了一些模型中运用的国家样本。

表5—1　国外学者关于金融预警指标理论研究一览表

续表

注：作者为：Frankel and Rose（F－R）；Honohan（H）；Gonzalez Hermosillo and Pazarbasioglu（GHP）；Berg and Petillo（B－P）；Esquivel and Larrain（E－L）；Fratzsher（F）；Hardy and Pazarbasioglu（H－P）；Kaminsky（K）；Kaminsky，Lizondo，and Reinhart（K－L－R）；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DK－D）。研究方向：B代表银行危机；C代表货币危机。资料来源：叶振勇：《美国金融宏观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运用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上述各种不同的风险评价监测指标、指数从不同侧面对经济、金融、政治等风险进行了评价。但其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对于指标、数据的打分主要表现在许多研究机构多是从外部，根据有限的数据就对它国的情况进行打分并进行风险判断，难以反映实际情况。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因素，要对一个国家的经济风险进行科学、实事求是地评价，需要对原有指标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