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本研究实证分析的样本期间仅限于2001～2003年，缺乏更长时期的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章实证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
（2）如前面第三节第二部分所述，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审计收费信息的披露质量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务所证券审计收入数据口径上的差异。尽管经过努力，本研究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小了这种状况对数据质量的影响，但是仍然无法完全消除这种数据上的缺憾。而这一误差是否会对最终实证研究结论产生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注释】
[1]Palmrose是针对国外有关审计质量的界定做出这一评论的。但即使综合考虑国内外相关文献，这一评论也仍然适用。
[2]考虑到这三位作者都任职于香港大学，并且研究的是中国审计市场的问题，笔者将其归入国内相关文献的范围。
[3]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针对注册会计师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实行的特别许可证制度已经于2004年取消，但针对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特别审批制度仍然保留了下来。
[4]在我国，监管部门所起的威慑作用可能更大。
[5]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中已经有过这种先例，如蜀都会计师事务所、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等的遭遇。
[6]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许可证制度有必要在我国审计市场中长期存在。作为政府行政力量对市场运行的一种强制干预手段，这种制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如容易引发“寻租”行为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凭借这种政府强制力量规范审计市场运行的必要性将逐步淡化乃至消失。
[7]确切地说，他们当中有的是采用这种思路对事务所的市场份额进行衡量。不过，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其规模。
[8]确切地说，他们当中有的是采用这种思路对事务所的市场份额进行衡量。不过，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其规模。
[9]见《谁审计中国证券市场——审计市场分析（2001～2002）》，p．36。
[10]王振林（2002）在其博士论文中采用了“客户数”指标来区分“十大”和“非十大”，但提出：“对事务所规模的衡量可采用客户数、客户业务量和审计公费收入等，最科学的方法应为审计公费收入指标。”
[11]这里保留了原文中的用词，指注册会计师行业（笔者注）。
[12]这一点从中注协2003年和2004年分别公布的按2002年度业务收入和2003年度业务收入排名得到的“百强榜”的差异可以看出来。这和西方国家的情况确实存在很大不同。
[13]尽管自2004年开始，注册会计师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制度已经取消，但是，在2004年以前，事务所拥有券师人数是反映事务所占有从事证券审计业务所必需人力资源多寡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事务所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14]以下所称“客户”如无特别指明，都是指“上市公司客户”。
[15]本研究对事务所规模进行的快速聚类分析具体采用了欧式距离的测度方法。样本之间的欧式距离是样本每个指标值之差的平方和的平方根。
[16]进行这一替代的理由是，根据目前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通常认为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是影响审计收费的最主要因素（在第六章第一节的相关文献综述中有详细介绍）。
[17]考虑到表4－2中列示的是剔除安达信华强前将样本事务所划分为8类的结果，这里参与比较的剔除安达信华强后的分类结果也是以将样本事务所划分为8类为例。
[18]仍然指将样本事务所分为8类的分类结果。
[19]当然，这里的“相对稳定性”与2001年聚类分析结果相比差了一些，主要表现在：安永华明和德勤华永两家事务所虽然也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内，但它们并非自始至终与其他7家事务所共进退。考虑到其市场表现仍然称得上“与众不同”，再加上其特殊的身份（指它们作为国际五大所在中国的合作所），这里将这两家事务所一并归入“特殊群体”的范围。
[20]因为只有当将71家事务所分为9类时，才能将这9家事务所同时纳入视线。
[21]这里的“相对稳定性”与2001年聚类分析结果相比也差了一些，主要表现仍然是：安永华明和德勤华永两家事务所与其他7家事务所相比凸显得晚一些。出于与2002年同样的考虑（见p．70脚注①），这里仍然将这两家事务所一并归入“特殊群体”的范围。
[22]这里所说的“国际五大所”是指安永华明、安达信华强、毕马威华振、安永大华、德勤华永、普华永道中天这六家国际“五大”在中国的合作所。
[23]这里的竞争力比较是在“九大”成员内部之间进行的，因此，2001年参与比较的“国际五大所”不包括德勤华永。
[24]2002年安达信会计公司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五大”已经演变为“四大”。不过，为了称谓上的统一，本书还是继续沿用了“国际五大所”这一称呼，下同。
[25]惟一的例外是，在2001年，德勤华永并未跻身“九大”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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