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打断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

国际金融危机打断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1]

在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市场力量已经开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基本顺应了这一趋势；危机后的世界经济衰退打断了这一过程，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推迟其恢复。

从1994年开始，中国经济沿着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龙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道路高速增长。在这条道路上，日本、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和四小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

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迟早会走到尽头。因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是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随着经济起飞，就业岗位必然增长，劳动力终将变得稀缺，从而推动工资上涨。当劳动力不再廉价的时候，这条道路就走到了尽头。

在这一次华尔街危机席卷全球之前，在中国东部制造业城市持续、广泛地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标志，显示中国经济沿着出口导向型道路已经走到了“刘易斯拐点”，预示着中国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即将上升，国内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将随之降低。也就是说，市场力量已经开始、并且还将继续推动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

推动东部地区经济转型的另一个市场力量来自土地市场。随着东部地区的土地资源逐渐被开发利用，剩余的可开发土地变得日益稀缺。反映土地稀缺程度的土地价格也水涨船高，推动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一些低附加值产业的利润被压缩得所剩无几，被迫转移到土地价格较低的地区。

产业转移受到企业文化、习惯、语言和法律环境等多方面的限制。从东部地区转移出来的企业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首选是同样位于东部、但是尚不发达的地区，其次是中西部的不发达地区，最后才是境外。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大部分中部省份和个别东部省份（江苏、天津）的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省份，显示低附加值产业的转移主要在中国境内发生。

由于在产业转移中“肉烂在锅里”，“产业空心化”只是东部地区的问题，而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因此，即使要实施政策干预，那么地方性的政策比全国性的政策更加可取。危机发生之前，“腾笼换鸟”是地方性经济政策的代表。仅就政策目标而言，它顺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大势所趋，有助于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

然而，一些应对危机的政策不仅与市场的力量对着干，而且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背离。例如提高出口退税、保护低附加值出口企业的产业政策。按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这些企业是应该转移甚至关闭掉的。保护这些企业不仅耗费宝贵的财政资源，还推迟产业调整，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由于这些低附加值出口企业是充分竞争的，因此出口退税的好处几乎全部通过产品降价转移给了海外买家。以至于路透社的记者都忍不住感叹，“在全球经济饱受打击之际，世界人民再次分享了中国财政补贴带来的福利。”那些受到出口退税政策保护的国内生产企业，其实只得到苟延残喘的机会，暂时维持住就业岗位。

世界经济衰退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由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部门萎缩，造成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提高、工资增长率降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市场力量实际上暂时性地削弱了。因此，对中国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处于转变过程中的国家，较理想的未来是按照现有的增长方式复苏，再依靠工资和地租上涨的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然而这样的转型过程不仅受到复苏速度的约束，还面临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欧美等全球主要经济体为了尽快实现本国的经济复苏，用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减少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从本国经济复苏中分享到的好处。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2009年9月公布：从2008年11月作出集体承诺以来，G20成员国继续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个成员国违背无保护主义承诺”。

即使不受到报复，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也是“双输”。欧美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推迟甚至阻止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某些出口部门的复苏，通过减少就业岗位让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享受更长时间廉价劳动力的好处。这样，在欧美经济体内部，没有得到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产业将面临来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更加激烈的竞争，于是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

【注释】

[1]2009年10月14日发表于《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