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危机在经历了从局部的次贷危机阶段、全球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实体经济遭受严重冲击阶段后，进入了缓慢复苏的后危机阶段。危机中各国为了应对流动性紧缩纷纷采用反周期政策的刺激方案，使经济逐步走出衰退。进入后危机时代，各国为了重振经济增长已展开了一场新的角力。为了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的战略位置，转型国家必须把握世界脉搏，在重振经济增长中增添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一、“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要求转型国家加快技术创新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增长方式转变
转型国家长期以来靠高物质投入、大量消耗资源来支撑的速度型经济扩张，不仅使经济增长缺乏后劲，还带来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不良后果。据测算，中国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0%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矿产资源回收率分别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5－25个和20个百分点。这种粗放型的要素投入方式，加重了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同样的，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也是主要靠人力、物力、财力、能源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来实现，而且是在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的情况下实现。目前，俄罗斯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5%和西欧国家的25%。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很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造成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导致多数国民经济部门的赢利水平不高甚至下降。此外，地质勘探和矿藏开采对环境所造成的损失每年超过72亿美元，受到破坏的土地面积2002年年初增加到58万公顷。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尽管也可以带来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会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面临深刻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难度相当大。在这种形势下，转型国家大力发展以技术创新而非资源消耗为主要推动力的创新型经济，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对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这既有助于减少能源、原材料、土地等资源的消耗，又可以通过资源节约型技术和环境友好型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提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转变。
二、后危机时代传统发达国家经济在动荡中弱复苏，要求转型国家必须加强经济独立性，通过自主创新提升国家价值链
目前，世界经济仍然较为疲弱，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欧洲和日本现在的失业率都达到了10%左右[2]。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3.2万亿美元的损失，估计大概有1.6万～1.8万亿已经核销了，同时还有1.1万～1.3万亿没有核销。与此同时，整个银行业开始去杠杆化，特别是在美国，商业地产不良贷款率急剧上升，美国的大银行虽然靠国家赞助站住了，中小银行倒闭数量在不断攀升。实体经济虽然出现回升，但是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萧条成为美欧日经济回暖的掣肘。在此背景下，转型国家的确需要重新调整过去20年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20年中，转型国家确实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获得了经济高速发展，但却不能掩盖转型国家过于依赖外部资源的事实:俄罗斯过于依赖能源出口，中东欧国家过于依赖外资与外债，中国过于依赖加工贸易。一旦外部情况发生变化，这些转型国家就会受到很大冲击。
俄罗斯在普京时期GDP的增长主要靠石油等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拉动，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非常大。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行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油价从147美元/桶暴跌至35美元/桶，俄罗斯的经济在短期内迅速下滑，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恢复元气。中东欧国家转型是在所谓华盛顿共识指导和欧盟老成员国的压力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外国资本对本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外国资本在本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较多的投资回报，而本国只是通过劳动就业、工资以及承接产业转移及相应的对外贸易机会而获得相对较少的收益。据统计，中东欧最具盈利能力的25家公司中，就有19家的总部设在西欧国家。危机爆发后，西欧国家为求自保，从中东国家撤资、撤厂，解雇员工，引起中东欧国家的强烈不满。有的中东欧国家甚至指责西欧国家这样做是在欧洲竖起“新铁幕”。与此同时，中东欧国家在过去10年里向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借了大概有14000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东欧国家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独立性较强，但是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总需求的1/3来自出口，进出口总额占当年GDP2/3，所以西方一旦爆发危机，都会通过贸易链条冲击到中国的实体经济。
后危机时代，传统发达国家在动荡中弱复苏，实体经济、虚拟经济都在寻找新的增长点，产业结构重整蓄势待发。在此背景下，转型国家应当通过发展创新型经济，抢占国际经济新格局中的战略制高点，努力实现“全球价值链”的价值攀升，同时可以构建“国家价值链”[3]，实现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升级，从而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性。胡锦涛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着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激发创新活力，增强创新动力，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一批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俄罗斯总理普京在《俄罗斯2020年前的发展战略》中指出:“尽管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还是未能摆脱惰性的能源型发展模式。当然，发展能源业、增加原料开采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建立世界上最好的现代化能源部门、设立从事原料开采和加工的高新技术企业，无疑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但现在，在经济形势对我们有利的背景下，我们只是部分的实现经济现代化。这必然导致俄罗斯对进口商品和技术的依赖性增强，导致我们沦为世界经济的原料附庸，在将来使我国落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并被挤出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为避免事态这样发展，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该战略依靠我们的主要竞争优势——实现人的潜力，依靠最有效地运用人们的知识和技能来不断完善技术、经济成果和整个社会生活。实际上，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4]
三、后危机时代各国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势头，要求转型国家应加快发展，努力成为新能源和低碳技术领域的创新者
在金融危机中，石化、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价格反复动荡产生的能源危机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迫使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确立了发展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新兴产业的决心。这恰好又符合世界经济走出危机需要新兴产业引领的客观规律。因此，在后危机阶段，最先开发并掌握相关技术的国家将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引领者、主导者乃至垄断者。
作为金融危机后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改布什政府的能源政策。他承诺在未来10年通过投入1500亿美元进行新能源开发，以减少5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并创造500万个新工作岗位。在美国的救市方案中，约有500亿美元用来提高能效和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预计到2012年，使美国发电量的10%来自可再生能源等，2025年达到25%。奥巴马还计划用3年时间将美国的风能、太阳能和地热发电能力提高一倍。与此同时，为保证“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生活安全”，欧盟先后出台了《欧盟新能源政策》、《欧盟能源绿皮书》和《能源效率行动计划》，并在2009年4月通过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标志着欧盟要制定未来国际新规则，引领一场新的全球技术革命的决心。
从近期来看，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威胁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碳关税”，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严重伤害。从长远来看，在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将会因新的低碳模式而再次拉开差距。为了不再被边缘化[5]，转型国家必须加快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努力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领域成为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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