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的财政收入结构及岁入辨析

一、清代前期的财政收入结构及岁入辨析

清代前期，财政收入的构成主要是田赋、盐课、关税、杂赋四项(也有学者将其分解为田赋、漕粮、盐课、关税、杂赋、耗羡六项)^[1]。这些税种都较为复杂，兹集中在这里作简要释名。

田赋是对民田、屯田等田制类别的直接课税(其中主要是民田)。摊丁入地之后，田赋中又包括了丁银，因此，田赋又称作“地丁”。田赋征收主要采取货币地租形式，大多征收银钱，但也有一小部分征收实物地租，直接征收粮食、草束。在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征收的“漕粮”以及在江苏、浙江二省所属五府一州征收的“白粮”，除了在某些时候进行漕、白二粮“改折”外，也全是征收实物(另随征经费银)。因此，田赋又称作“地丁钱粮”或“地丁漕项”。

盐课又称作盐税，一般来说是对食盐消费者征收的一种间接税(其中的灶课是对食盐生产者课纳的直接税)。分作灶课、引课、正项、杂项等许多类别，除了“贡盐”之外，全部征收银钱。盐课向来被视作税制中最复杂的一种。

关税是对商人征收的商品过往税。清代前期的关税主要是指内地的“常关税”(康熙年间开海禁，已设置海关)，以别于清代后期的“海关税”。征收关税的各关就其隶属关系而言，又分为户部关、工部关，户部关主要征收衣食百货税，工部关主要征收竹木船料税。

杂赋又称“杂税”，是指其他杂项税种。也有人认为除传统的正项钱粮——田赋之外，都可称之为杂赋，即“地丁之外取于民者，皆为杂赋”^[2]。但在实际征收的过程中，杂赋有较为确定的内涵，据《大清会典事例·户部·杂赋》所罗列，杂赋包括以“课”命名的芦课、茶课、金银矿课、铜铁锡铅矿课、水银硃砂雄黄矿课、鱼课；以“税”命名的田房契税、牙税、当税、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以及以“租”命名的旗地租、学田租、公田租等(实际上是田赋的一种特殊形式)。另外还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实物贡税，如马贡、狐皮贡、贝母贡、蜡贡等(也有的贡税折银)。当然，各省区的杂税项目并不相同，如山东有船筏税、泰山香税、当税、田房契税、牙杂税、牛驴税等项^[3]，河南有活税银、当税银、老税银、房地税契银、牙帖税银、酒税银等^[4]，山西有额外商税、匠价、枣株、酒课、羊粉、皮价、纸房、水磨、商畜、牙税、当税、契税等项^[5]，陕西有商筏税、房壕租、地税、畜税、当税、牙税、酒税、磨课等项^[6]，江南有田房税、牙帖税、花布牛驴猪羊等税、典铺税、洲场税、商税、门摊税、靛花油饼等税、漁税、船税、曲税等项^[7]，江西有商贾税、茶酒税、落地税、窑税、食盐税、商税、郡谷船税、茶课、纸价、当税、牛税、牙税等项^[8]，湖北有麻铁线胶课钞、商税、门摊、官地学租、班匠、漁税、油税、茶税、阶基、城壕等项^[9]。有些税种是该地所独有的，有些税种只是叫法的不同。

为了显示财政收入沿革与构成比例，特据许檀、经君健的统计，列表于6-1如下:^[10]

　　表6-1　　　　　　　　　　　　　　　　　　　　　　　　　　　　　　清代前期各朝主要财政岁入一览表　　　　　　　　　　　　　　　　　　　　　　　单位:万两

表6-1大体能反映清代前期的赋税沿革及岁入构成情况，其岁入的增长也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基本吻合。当然，这种统计尽管颇费心思，也未必尽如人意，正如作者所说:“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统计资料的欠缺，我们很难见到构成年序系列的可比统计，或有总额而无分项，或有分项而与总数不能吻合。其次，有些统计数字令人难以放心地使用。例如，《大清会典》和《史料旬刊》均载有嘉庆十七年的地丁杂税额，前者来自《十七年奏销册》，后者引自《汇核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两者都有权威的依据，但却都无法复核确认，令人难以取舍。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封建财政税收的分类，与今天的概念大不相同。而其中某些项目，我们又不能查到具体的说明，仅从税课名称很难确定其课征对象，也为我们重新分类统计增加了困难。”作者虽然是有感于“商税”而发，但事实上是整个财政经济史研究中都必然遇到的问题。刘锦藻在梳理清代前期的赋额时也曾叹称:“同一官书，而人人言殊，何能考焉!”^[11]

在这里，笔者无意作系统的考证，仅分别列出乾隆十八年(1753年)、三十一年(1766年)二表(见表6-2、表6-3)^[12]，结合论题略作辨析。

表6-2

乾隆十八年岁入明细统计

表6-3

乾隆三十一年岁入统计

以上两表的统计已做得较为细致(表6-2又比表6-3更细一点)，但由于典籍记载的参差以及史料的欠缺，仍难免会有一些出入。而且将上述杂赋中的“租”列到了前面，与后列杂赋中的“课”、“税”相分离，略有割裂之嫌，这均是为了有助于后面的分析。

这里需要阐述的主要问题有四点:

第一，田赋等银的统计值得注意。在摊丁入地之前，一般地说，田赋与丁银(徭里银、口赋)分开统计，但事实上，《实录》中所载的“田赋”额已包括了丁银在内，有些学者未加分辨，在田赋之上再加丁银，导致了重复计算。在这方面，上列表6-1的统计有些是正确的。如顺治九年(1652年)征银2126万两(《清世祖实录》记载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征银2823万两，均是包括了田赋、丁银两项。^[13]雍正以降，摊丁入地，“田赋”与“地丁”同义，田赋中包括丁银则是毋庸言。不过，就笔者看来，表6-1对雍正以后的统计仍有问题。首先，雍正二年(1724年) 3028万两之额则不单单是“地丁”银，似乎包括了屯赋、学田租等银，^[14]乾隆十八年、三十一年(1753年、1766年)之银额又是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地丁”银(参见表6-2、表6-3)。其次，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地丁”银更为复杂，列在《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中的“地丁项下”银额，已经明确标明是“额征地丁杂税等银”或“额征地丁芦课杂税等银”^[15]。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对田赋等银的统计方法在不同的朝代都有所变化。据《清朝文献通考》、乾隆《大清会典》、乾隆《大清会典则例》的记载，雍、乾年间已将田赋、丁银、屯赋、学田租等银都统计在“田赋”项下，所谓的“杂赋”只包括芦、茶、漁、矿等课及田房契税、牙税、当税、落地杂税等。嘉庆年间以降，变化更大，“田赋”或“地丁”项下，又包括了各种“杂赋”或“杂税”，《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中的收入部分，实际上只列了三项，即:地丁项下(地丁杂税)、盐课项下、关税项下，从而使复杂的税种在统计上趋于简明。王庆云在《石渠余纪·直省岁入总数表》中所列道光年间的岁入，之所以只记地丁杂税、盐课税、关税三项，也应该认为是因为这种变化的结果。统计方法上的变化，当然不会改变清代前期财政收入的构成，但却是应该注意和明瞭的。^[16]

第二，以银两为单位的货币收入是清代前期的主要财政收入，但以粮石为单位的实物收入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可忽视。据表6-2、表6-3所示，乾隆年间的粮石岁入为一千数百万石，基本上由田赋中的实物收入与漕粮、白粮构成。历朝的粮石岁入虽有所增减，但总在一千万石左右。吴慧先生的统计比此为少，主要是忽略了漕、白二粮。^[17]粮石收入有较为固定的用途，田赋中的粮石主要用于支给各省驻军的饷米，漕粮主要用于京城禁旅八旗及百官俸米(有时也截留改拨地方)，白粮则主要供给宫廷。需要同时说明的是，漕粮与白粮的征收，除了随粮征收加耗外，由于是沿途转运，还同时征收“经费”等银，以供转运所需，所附征银两数额为数不少，如白粮经费，“江苏、浙江共征银二十三万二千六十一两八厘”，漕粮所征各项银两更多达185万余两。^[18]这一部分银两由于考虑到主要是转运经费，所以未统计在表6-2、表6-3中。但在漕、白二粮“改折”时，这一部分银两依然征收，减省的转运经费又成为国家的收入。^[19]

第三，耗羡银与常例捐输银，是雍、乾年间政府新的财政收入。当然，耗羡银的征收在雍正以前已经普遍存在，不论何种钱粮，均有耗羡的征收，且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就田赋中的耗羡而言，“州县火耗，每两有加二三钱者，有加四五钱者”^[20]；“大州上县，每正赋一两，收耗银一钱及一钱五分、二钱不等。其或偏州僻县，赋额少至一二百两者，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21]。这种耗羡的征收，虽然在顺、康年间屡有谕旨禁止，但事实上无法遏制，且逐步得到清廷的默认:一方面是谕称“屡经严饬，而积习未改”；另一方面又谕称“量加些微，原是私事”^[22]。在前，我们已经指出，雍正之前，耗羡的征收在财政上的关键之点是“皆系州县入己”^[23]，“官取之，官主之，不入于司农之会计，无耗羡之名耳”，“非无耗羡也”^[24]。雍正年间以来，则是“耗羡归公”，将入于地方官员的私自收入转归于政府的财政收入，然后再用耗羡收入所得支发官员的养廉等，以弥补官员正俸的歉薄和地方财政的亏空。“耗羡归公”也是雍正帝即位后整顿、清厘财政的重要举措之一。盐税中的“浮费归公”也与“耗羡归公”有大致相同的主旨。^[25]每年的耗羡银收入，《清史稿》、《圣武记》等书均记为“三百万两有奇”，表6-2、表6-3所标列的350万两，则是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得出的大致数目。^[26]

一般所说的“常例捐输”始于乾隆初年(在清代的先例，则可以追溯到顺治六年举办的“捐纳”，包括“纳监生例”、“纳吏例”、“纳承差例”)，每年收银数十万两至数百万两不等，也成为清廷的一笔经常性收入。^[27]表6-2、表6-3所列乾隆朝的常例捐输岁入银200万两左右，只是一个折中的估计数。另据汤象龙先生的详细统计，嘉庆五年(1800年)至道光二年(1822年)的23年中，常例捐输入银为4436万余两，平均每年收捐190万两左右；道光元年(1821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30年中，常例捐输入银3388万余两，平均每年收捐在110万两左右。^[28]大致说，常例捐输银呈现出各朝递减的趋势。

第四，据表6-2、表6-3的统计，乾隆朝的财政岁入在4900万两左右，是清代前期的岁入高峰(据表6-1的不完全统计，乾隆朝的岁入也是最多的)。

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雍正以来进行了财政整顿，新增加了财政收入项目，二是由于当时赋税征收状况较好。这也正是雍、乾年间户部存银增加的原因之一。雍正以前岁入在3600万两以下，除了少耗羡银和常例捐输银的收入外，主要是赋税收入不足额和社会经济尚未完全恢复使然。^[29]嘉、道年间岁入的减少，则主要是由于赋税的欠征、缓征等原因，按照《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的解释，则是:因地丁银两蠲缓多寡不同，盐课余银行销无定，杂税、关税例系尽收尽解，是以较少。^[30]据表6-1的统计，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岁入为4014万两，若再加上耗羡银、常例捐输等银600万两左右，实际岁入在4600万两左右。^[31]

要言之，清代前期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动并不是太大，仍是以田赋(地丁)、盐课、关税、杂赋四项为主干，雍乾年间耗羡银与常例捐输银的增列，也只是在原来已有的耗羡征收以及顺治六年(1649年)已开始举办的“捐纳”基础上的政策调整。而就赋税的征收税则而言，经过顺治年间以来赋役制度的整顿，也应当说是相对稳定的。当然，这种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税则的丝毫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