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财政研究综论

一、清代财政研究综论

20世纪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在不同的阶段取得了不同的成绩，按照清代财政史的研究进程，或详或略、或粗或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笔者从大的阶段着眼，将其划分为20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下半叶两个阶段，并在叙述两个阶段的总体研究基础上，讨论20世纪清代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得失。

(一)20世纪上半叶的清代财政史研究

应该说，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并非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1897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该书虽冠名“中国度支”，实则专门叙述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该书的目录较为庞杂，共分为:总论、政府疆吏交际、直省解京款项、漕运京饷、额外京饷、海关洋税、岁入总论、地丁银、漕粮、盐课盐厘、百货厘金、新关洋税、常关税、土药税厘、杂税、岁入总额、国用总论、通国用款、江苏省岁计度支、安徽省岁计度支、江西省岁计度支、山东省岁计度支、直隶省岁计度支、山西省岁计度支、陕甘新疆等省岁计度支、四川省岁计度支、河南省岁计度支、湖北省岁计度支、湖南省岁计度支、浙江省岁计度支、福建省岁计度支、广东省岁计度支、广西省岁计度支、贵州省岁计度支、云南省岁计度支、总计全国每年出入清单等36目。仅从这些繁杂的目录来看，《中国度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色彩^[1]。当然，其资料也弥足珍贵，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有所引用，并称晚清户部的报告，“多脱误，外人指其不合”，而哲美森的记述，“外人信为无误”^[2]。这也正揭示出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的史料价值。

进入20世纪后，广智书局1904年出版了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梁氏对晚清的“国债”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而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则是国人从整体上研究清代财政的第一部著作。是书分别对顺治时之财政、康熙时之财政、雍正时之财政、乾隆时之财政、嘉庆时之财政、道光时之财政、咸丰时之财政、同治时之财政、光绪时之财政、宣统时之财政等历朝财政，以及各省粮捐各目银数表、论历代皇室经费与国家经费之分等进行了叙述，并在叙述的基础上有所评论。如在叙述“康熙时之财政”时即指出:康熙中整理财政，大要有数端，一为清理欺隐，一为裁汰官缺兵丁，一为崇尚节俭^[3]。已显现出作者的识见和史论的结合。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振先的《中国厘金问题》，是国内学者研究厘金问题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同时代的国外学者的注意^[4]。此后，专门研究清代财政的专著不多见，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5]，罗著对晚清厘金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20世纪上半叶最具代表性的清代财政史领域的研究著作。罗尔纲的《湘军新志》^[6]，对湘军的兵制饷章及晚清的军费，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另外，侯厚培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7]，是国人研究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是书对财政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对晚清的币制改革，有较好的论述。赵丰田的《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8]，开了研究晚清经济思想的先河，其中的“增岁入说”、“厚俸禄说”、“行预算说”等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财政思想研究。贾之芳的《近代中国经济社会》^[9]，论述的范围包括有清一代，也可以认为是国人的第一部“清代经济社会史”，该书除序编外，共分“清代国家之经济政策”、“清代社会构成”、“清末产业的诸系列”三编，其财政方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清代国家之经济政策”一编中，分别对“作为军事财源的矿税”、“作为军事财源的盐税”、“作为军事财源的关税”作了论述。由于贾之芳早年曾留学日本，所以在该著中曾经引用过松井义夫的《清代经费之研究》、平濑巳之己的《近代支那经济史》等著作，并一一予以揭明，这在早期的经济史著作和财政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20世纪上半叶的清代财政史研究著作虽不多见，但在有关著作中对清代财政多有涉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民国年间的财政研究，对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问题进行回顾或研究。

如贾士毅的《民国财政史》^[10]，专列一章“财政之沿革”，对清代历朝的财政分别加以叙述，其中，对光绪朝的财政叙述尤详，细分为“光绪初年之财政”、“光绪中年之财政”、“光绪末年之财政”三个部分。在其他篇章中，也有对清代财政、特别是晚清财政的追溯或比较。

又如陈沧来、吴觉农、范和钧、李权时、金国宝、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杨荫浦、张辑颜等人的著作，分别对晚清的盐税、茶税、商税、货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11]。吴觉农、范和钧的《中国茶叶问题》在论述茶叶对外贸易时，对近代以来的茶叶贸易有很好的统计，所列“历年华茶输出数量统计(1866～1935)”、“历年华茶出口价值与各货出口总值之百分比(1869～1935)”、“历年华茶输出国别统计(1880～1935)”、“近六十年世界主要产茶国茶叶输出统计表(1868～1934)”等，都具相当之价值。金国宝的《中国币制问题》在叙述本位制度、银两制度以及银币、铜币、纸币问题时，对光绪以降的变革有较为系统的梳理，书中列制的统计表格，如“(光绪年间)各省银角之成色重量”、“(光绪、宣统年间)各省通用银元之成色重量”、“各省宝银名称重量表”、“各地通用银两与库平比较表”、“海关平与各口通用银两比较表”等，对后来的相关研究开启了门径、打下了基础。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的《中国之币制与汇总》对硬币(银元、铜元、制钱)、纸币、本位制及造币机构等作了叙述，表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准。其记银元云:“清以前，吾国上下通行之银，皆系以重量计，而不以枚数计也。自清乾隆五十七年，户部奏准西藏鼓铸银钱，是为我国以银铸币之始。至道光初年，各国银钱输入渐多，蔓延各地，欲禁无由，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奏请自行鼓铸银元，藉资抵制，旋经部议驳。又道光中，浙省曾自铸一两重银钱，欲与洋元并行，以民间阻滞而止。光绪初年，吉林机器官局所铸有一钱、三钱、半两、七钱、一两五种，皆未见盛行。至十三年二月，粤督张之洞奏称:‘广东通省，皆用外洋银钱，波及广西，至于闽浙皖鄂所有通商口岸，以及湖南、四川、前后藏，无不通行，以至漏巵无底。粤省拟试造外洋银元，每元重漕平七钱三分，今拟每元加重一分五厘……’，于是我国流通之银元中，始有吾国自铸之银元。”^[12]若非有深入的研究，不可能有如此的高度概括。

再如陈向元的《中国关税史》等相关著作，是研究晚清至民国年间关税问题的代表作，虽详于民国，但对晚清的关税研究亦有相当的篇幅。^[13]

第二，财政通史著作中对清代财政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财政通史的撰写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这方面的著作有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徐式庄的《中国财政史略》，常乃德的《中国财政制度史》，刘秉麟的《中国财政小史》，杨志濂的《中国财政史辑要》等。^[14]在这些财政通史中，对清代的财政予以了充分注意。与其他朝代的财政相比，清代财政占有较大的比重。如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将中国的财政的演变分作八个时期，清代作为两个时期，即清初至道光、咸丰至宣统。刘秉麟的《中国财政小史》，对《赋役全书》、《会计册》、《奏销册》等赋税册籍，以及财政体制、俸禄、货币、田赋、盐税、关税、杂税等都有简要的叙述。其中，对晚清之杂税有较好的论述:“清初入关时，对于各项杂敛，悬为例禁，涤荡繁苛，未始不善。降至中叶，杂税亦多。而流毒之深，贻害之远，莫如土药税。当时清廷收入，恃为大宗。……其他各项杂税，有相沿日久，向有定制者，有光、宣之交，临时加征者。前者有牙税、当税、契税、铺税、渔税、矿税等数种，后者如直隶之烟税、家屋税、车捐、花捐、妓捐等。各省新设之名目，大抵相同。”^[15]表现出相当的概括能力和识见。

第三，通史性的专题史中对清代财政的研究。

在通史性的专题研究方面，万国鼎、徐士圭、陈登原、马大英、江士杰、刘国明、王延超、郎擎霄、吴兆莘等人的著作，^[16]都涉及清代的田赋及相关问题，有的论述较为深入，如马大英、江士杰等编著的《田赋史》(下)对清代的田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内容涉及清代的田制与亩法、赋税册籍、田亩丈量、赋税征收与报解、摊丁入地、额外征派、蠲免等，分量较重，实际上可以单独成为一本《清代田赋史》。又如郎擎霄的《中国民食史》，在“历代粮食生产政策”、“历代粮食流通政策”、“历代粮食调剂政策”等章中，对清代的田赋、土地开垦、漕运、仓储等问题，都作了叙述。再如吴兆莘的《中国税制史》，对清代的税制列有专章，包括:田赋、丁赋及差徭、盐税、常关税、海关税、厘金税、土药税、茶税、酒税、契税、牙税及当税等，内容也堪称完备。张家骧的《中华币制史》^[17]，虽然是货币研究的通史著作，但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对清代以前的币制只是概而述之，重点在于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对银行、造币厂的沿革有系统的论述。其他的通史性的专题研究，如杨肇遇的《中国典当业》，欧宗佑的《中国盐政小史》，曾仰丰的《中国盐政史》，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等，也都有参考价值^[18]。

专著之外，相关论文涉及诸多方面。可以认为，在各个方面的研究论文中，都不乏高水平的力作。汤象龙的《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咸丰朝的货币》^[19]，梁启超的《各省滥铸铜元小史》^[20]以及谭彼岸、傅镜冰、魏建猷等人的论文，是货币金融方面的代表作。^[21]夏鼐的《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王毓铨的《清末田赋与农民》，葛寒峰的《清代田赋中之耗羡》，梁方仲的《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以及苏良桂、单士魁、蔡狮、万国鼎、李文治等人的论文，^[22]是田赋、漕运方面的代表作。王叔涵的《两淮盐务与钱庄》，刘隽的《清代云南的盐务》、《咸丰以后两淮之票法》、《道光朝两淮废引改票始末》^[23]，是盐政、盐税方面的代表作。彭雨新的《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罗尔纲的《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对于晚清中央财政体制的瓦解以及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扩大等问题，有深入的分析。^[24]

与同时期的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值得重视。除了前述带有史料性质的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外，在两个方面显得较为突出:一是财政的总体研究，二是关税、货币、外债等的专门研究。特别是在日本，20世纪初至40年代，形成了对清代财政——尤其是晚清财政的研究热潮。

木村增太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清代财政史的最著名的日本学者。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的经济与财政》、《中国的财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中国的厘金制度》、《中国财政论》、《现代中国的财政经济》等数部研究著作。除了1926年出版的《中国的厘金制度》(东京东亚事情研究会)专门研究厘金问题，1940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财政经济》(东京生活社。该书由木村氏与大川彰合著)专门研究民国财政外，其他几部著作均是以研究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财政为重点。《中国的经济与财政》^[25]，全书共十章:第一章，特种企业组织(指“共同企业”、“合股企业”)；第二章，特种商(牙行、买办)；第三章，组合制度(商人的同业组织，会馆、公所、工商业行会等)；第四章，对外贸易；第五章，旧式金融机构(钱庄的设立以及钱庄的资本与营业)；第六章，外国银行；第七章，财政组织与岁出岁入(包括中央财政机构、地方财政机构、清末的改革、会计制度、民国的财政状态)；第八章，财政困境与政治借款(包括甲午战争前后的借款、义和团事变的赔款、币制实业借款、善后大借款、续善后借款等)；第九章，内国债(包括清朝时代的内债、辛亥革命前后的内债、民国的内债等)；第十章，租税制度。从本书的章目中可以看出，该书所研究的所谓“经济”，只是一些较为特殊的经济门类，着重点还是在财政方面。《中国的财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26]，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晚清财力匮乏的经过与借款，二是岁出与岁入的状况，三是财政组织的变革，四是财政的清理整顿。《中国财政论》^[27]，全书分作七章，主要研究了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外债与内债。木村氏的几部著作，有重复之处，但在论及同一问题时，也不是完全相同，后出版的著作有一些新的进展。如《中国的经济与财政》和《中国财政论》都列有“租税制度”一章，前者主要研究了田赋，其他税种只是在“税制概要”一节中略有介绍。后者除了对田赋、盐税、常关税、海关税这些税种加以论说外，对货物税(厘金)、烟酒税、印花税也作了专节探讨。

安东不二雄的《中国的财政》^[28]，分为五编32章，以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财政状况、外债、内债、银行、岁计为重点，其中对晚清内外债的研究尤为细致。

松井义夫的《清朝经费之研究》^[29]，分为制度和经费两编，在一般性叙述财务行政以及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晚清的财政支出和相关财政问题。

百濑弘的《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30]，则对有清一代的财政经济政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该著分作五章，即:(1)总论:清朝财政经济政策的意义；(2)分论一:清朝财政政策的确立及其发展；(3)分论二:清朝沿袭的传统财政经济政策；(4)分论三:清朝财政经济政策的缺失；(5)结论:清朝财政经济政策的特征。就其内容而言，涉及入关前的财政状况、货币制度，入关后的赋税减免、俸禄制度、皇室经费、军费、厘金等方面。

另外，平濑巳之吉的《近代中国经济史》^[31]，虽然标称为“近代”，其实是研究有清一代的经济史著作，并对清代的财政问题予以了特别的关注。该书列有“租税政策”一章，分别以“作为军事财源的矿税”、“作为军事财源的盐税”、“作为军事财源的关税”加以叙述。

小竹文夫的《近世中国经济史研究》^[32]，对明清时期外国银钱的流入、清代银钱比价的变动、清代的土地开垦、清代的人口等专题的研究，相当深入。而竹内元平的《最近中国财政概说》^[33]，列入“满铁调查资料”第108编，于昭和四年(1929年)出版，该书共有十三章:第一章，总论；第二章，财政组织；第三章，岁入岁出概说；第四章，租税；第五章，岁计和军阀的关系；第六章，国债通论；第七章，外债；第八章，内债；第九章，国民政府的财政；第十章，各省财政；第十一章，中国财政上的主要问题；第十二章，国民政府的新财政方针；第十三章，结论。该书虽然主要研究民国年间的财政问题，但也涉及晚清的财政状况与沿革。

在关税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吉田虎雄是较早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34]，对税关的设置、税关的沿革与组织、常关税的征收、海关税的征收，叙述系统而有致，而且特别注意到了晚清与民国初年的变革。该书附录的非常详细的“海关税率表”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而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论》^[35]，英国学者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36]，则是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制度和关税征收的力作。特别是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主要根据海关档案，并参考英国外交部档案写成，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货币研究方面，清水孙秉的《清国货币论》^[37]，在早期的研究清代货币制度的著作中最为值得重视。该书事实上以研究晚清的货币为旨归，对晚清的货币制度、货币种类、“兑换券”(银票、钱票、洋钱票)、票号、钱庄、钱铺、大清户部银行、通商银行、外国在华银行等都有述说。而且，清水氏应邀在北京的时间有两年多，除博采典籍文献外，又辅以调查，称得上是力作，清朝度支部通阜司司长王璟芳的序言亦称“言我国币制沿革及现今金融状况至详且尽”。根岸佶的《中国货币改革论》^[38]，除了一般性的介绍货币种类、货币单位、银两换算外，重点在于探讨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币制改革，也值得注意。井村薰雄的《中国的货币与度量衡》^[39]，对晚清至民国年间的银行、货币、度量衡等问题有系统的研究。吉田虎雄的《中国货币研究》^[40]，具有通史性质，但详于清朝及民国，其中在“币制改革”一章中，对晚清的币制改革计划有细致的讨论。根岸佶、越智元治的《中国及满洲的通货及币制改革》^[41]，以研究民国年间的货币为主，但对清代的银两制度、铜钱制度、纸币等都有所叙述，特别是在探讨币制改革时，认为晚近的币制改革分为四个时期，第1时期是1895～1900年，第2时期是1901～1914年，第3时期是1914～1927年，第4时期是1927～1935年，表现出很好的识见。另外，对晚清的所谓“金本位案”、“银本位案”也有细致的讨论。宫下忠雄的《中国货币制度论》和《中国银行制度论》^[42]也值得注意，宫下氏的这两种著作虽然都是以民国年间为研究时段，但对晚清时期也有论述。特别是后一种著作，对晚清的银行业发展及纸币法规等叙述较为细致，所示列的78个统计表，如“历年开设中国银行年别统计(1896～1937)”、“萌芽时期中国银行设立年别统计(1896～1911)”、“外国银行各年设立表(1857～1925)”、“历年开设全国分支行推算(1896～1936)”、“外国银行的对华投资(1874～1925)”等，颇具价值。

在外债研究方面，安东不二雄的《清国国债事情》^[43]，是最早的著作之一，全书分为七章:第一章，清国国债的起源；第二章，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以前的国债；第三章，日清战争公债；第四章，义和团赔偿金及补充公债；第五章，铁道借款；第六章，内国债及地方公债；第七章，全国岁出岁入及关税收入额。该书以研究清代的对外借款为主，对国内的借款也有专章，在对外借款中，详于甲午战争所导致外债的叙述与分析，对汇丰银款、汇丰金款、克萨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有单独论列，并对每次借款的偿还方法、偿还资金、偿还财源等作了说明。对铁道借款的叙述也相当详细，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关内外铁道公债、京汉铁道公债、正太铁道公债、汴洛铁道公债、沪宁铁道公债、粤汉铁道借款、道清铁道借款、广九铁道公债、津浦铁道第一次公债、沪杭甬铁道公债、邮传部公债、新奉铁道借款、吉长铁道借款、津浦铁道第二次公债、邮传部赎路公债。对内的借款，则有甲午商款、昭信股票、直隶公债、收赎京汉铁路公债、湖北公债、安徽公债、湖南公债等的分节叙述。中滨义久的《中国的对外借款》^[44]，全书分为十四章，前面五章主要是甲午战争以前的外债、甲午战争以后的外债、义和团与外债、币制改革及东三省实业振兴借款、瑞记借款，叙述晚清的借款事宜。后续九章则是叙述民国年间的借款事宜。伊藤文吉的《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关系》，在论述中英关系、中俄关系、中法关系、中德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对外债问题有较系统的阐述。^[45]

此一时期的资料汇编也值得注意，黄炎培、庞淞的《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1876～1915)》^[46]，以及杨端六、侯厚培的《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47]、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的《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1900～1933)》^[48]，是较早的海关贸易统计资料。江恒源的《中国关税史料》^[49]、陈度的《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50]，分类汇集相关资料，也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清朝末年(明治末年)日本对中国的调查资料如《支那经济全书》、《清国事情》、《清国商业事情与金融习惯》、《清国商业总览》、《清国厘金税报告集——在清国帝国各领事馆调查》等，^[51]也汇集了颇有价值的晚清财政资料。如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根岸佶主持的《支那经济全书》共有12辑，其中，第1辑有财政编，第3辑有关税编，第6辑有货币编、银行编。以第1辑“财政”编为例。该编共分四章，第一章“总论”，概述有清一代的财政体制、法律典章、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赋税征收与吏治关系等。第二章“地方财政”，包括收入中的地租的种类、田制、赋则、征收、耗羡、地丁银、漕粮、粮折、盐政、盐课、盐厘、厘金、土药税、牙税、当税、契税、茶税、直隶的新税等款目；支出中的祭祀费、仪宪费、驿站费、赏恤、采办、织造、教育费、俸食(俸禄)、养廉银、公费银、红白事例银、河工、塘江、饷乾(驻防八旗、绿营、长江水师、勇饷、练军)、漕运经费、海军费、补支和预支、解京诸饷、协饷、在北京诸衙门费。并附录有地方财政实例(即江南财政调查。该调查包括“江宁藩库”、“江安粮道库”、“江南盐巡道库”、“江海关道库”、“金陵防营支应局”、“江南筹防局”、“金陵善后局”、“金陵厘捐局”、“江宁劝办房膏总局”、“徐州膏捐总局”、“裕宁官银钱局”、“江南银铜元局”、“皖南茶厘总局”、“徐州土药统捐总局”、“江宁府属清赋督垦局”、“吴淞口平粜义捐总局”、“上海摊地局”等)。^[52]第三章“中央财政”，包括经常收入中的漕粮、京饷、关税、杂款，临时收入中的协饷、捐项、借款、捐官；支出中的宫内费、俸食、养廉、饷乾、土木费、警察费、工部所管经费、宝源宝泉局经费、教育费、驿站、借拨银等。第四章“公债”，包括甲午以前的形势(外债的起源)、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导致的国债(含战初的财政状况、内债的募集、外债的成立)、日清战后善后公债(含怡和及瑞记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偿还准备、昭信股票、续借英德洋款)、庚子赔款、地方借款等。这些资料也有助于晚清的财政史研究。

(二)20世纪下半叶的清代财政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学者对清代财政史的专题研究虽然不突出，但也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

在专著方面，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对清代各个时期的捐纳制度作了系统的研究，在史的描述的基础上，对捐纳与财政、吏治的关系，有很好的说明，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拓荒性著作。^[53]

彭雨新的《清代关税制度》，虽然篇幅不大，却是国内学者较早系统研究有清一代关税的著作，既扼要介绍了鸦片战争前户部关和工部关的设置及征税制度，又论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和关税权的丧失。^[54]

魏建猷的《中国近代货币史》、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叶世昌的《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则是此一时期研究货币金融方面的代表性著作。^[55]魏著主要研究鸦片战争后的银两制度、制钱制度、晚清的币制变革，以及近代外国银元的流入及其影响。杨著系统论说了清代制钱的铸造，制钱的重量，制钱的成分，制钱材料的采购，私铸与私销，银两在清朝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称量银两的各种“平”(库平、漕平、广平、关平等)，银钱比价的变动，晚清的通货膨胀，传统的金融机构以及外国金融势力的侵入等问题。叶著主要对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另外，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对清代的货币也有相当多的论述。^[56]其中，对清初钱价的波动、清代的白银和银币、太平天国的钱币、清末的币值变动、清末的货币数量、清末的钱制改革以及货币理论、晚清的货币思想等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刘秉麟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对晚清以来的外债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该书除了包括“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外债”、“国民党反动政府时期的外债”两编外，对晚清外债的研究，涉及甲午以前的外债、甲午之役的战费和赔款与外债的关系、庚子赔款、清末其他各种政治外债、路政借款等。^[57]

在论文方面，汤象龙、彭雨新等先生继续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并有新的进展。汤象龙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财政制度》，是一篇系统研究清代前期财政制度的大作，该文分为绪论、收入制度、支出制度、财政管理制度、小结五个部分，附有“1818～1833年中英美贸易总表”、“乾隆十八年全国各省民田数目表”、“十八世纪末粤海关税率及行商附加表”、“历朝捐纳银数表”、“历朝盐商报效银数表”、“乾嘉两朝各省常平仓积谷额数表”等统计资料。^[58]彭雨新的《清代前期的赋役混乱与整理改革》，在对清初赋役的加重和财政制度的混乱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顺治后期的“均田均役”和“江南奏销案”，康熙后期的“永不加赋”，康雍年间的“摊丁入地”，雍正年间的“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等整理改革措施分别进行了论述。^[59]李华的《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除了对均田均役、永不加赋、摊丁入地予以注意外，对清初的赋税册籍制度进行了梳理。^[60]彭泽益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较多的论文，《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等，都是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力作。^[61]

作为财政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此一时期的资料编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严中平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在贸易、关税、银钱比价、地租形态等方面都选编了一些有价值的统计资料。^[62]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对户口、田地、田赋资料的选编予以了充分的注意。^[63]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则是一部在户口、田地、田赋方面集大成的统计资料，而清代的相关资料又最为翔实。^[64]巫宝三等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除了收录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王茂荫、包世臣等人的经济思想、财政思想、货币思想等资料外，还收录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有关农业政策、工矿政策、商业政策、对外贸易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等资料。^[65]

相对于国内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外学者和台湾学者在清代财政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日本，佐伯富的《清代盐政之研究》，是研究清代盐政的重要著作。^[66]佐伯富的其他研究论文颇多，涉及清代的货币制度、奏销制度、养廉银制度等。^[67]重田德的《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对清代的地丁银以及一条鞭法与地丁银的关系有所研究。^[68]川胜守的《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结构——明清赋役制度研究》，虽然着力点在明代的赋役制度，但对清代赋役制度的确立及“均田均役”也进行了一些探讨。^[69]在欧美和台湾，E.G.比尔的《厘金的起源——1853～1864》，是继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之后，最为重要的著作。^[70]景复朗的《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对晚清的货币进行了新的研究。^[71]王业键的《中华帝国的田赋》，则是晚清田赋研究的出色著作。^[72]陈昭南的《雍正乾隆年间的银钱比价变动》，主要讨论了雍正乾隆年间的银钱比价问题。^[73]刘翠溶的《顺治康熙年间的财政平衡问题》，对清初财政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74]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新一代学者的成长，同时也由于以往研究的积累，清代财政史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有六:

第一，出版了多部财政通史著作，对清代财政有更加系统的表述，在某些方面有新的拓展。如周伯棣的《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史编写组的《中国财政史》，对清代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等都作了分门别类的叙述。陈秀夔的《中国财政史》，对清代财政的研究则分作清代政治制度、清代政府财政、清代财政制度、清代财政政策四个部分，不但扩大了清代财政研究的外延，而且注意到了清代财政的近代形态，以及清代财政对民国财政的开启。^[75]孙翊刚、董庆铮主编的《中国赋税史》，殷崇浩等的《中国税收通史》，郑学檬主编的《中国赋役制度史》，对清代的赋税征收和近代赋税结构的变化予以了充分的注意。^[76]。郭道扬的《中国会计史稿》，首次系统研究了清代的官厅会计、民间会计以及清代的财计理论。^[77]黄惠贤、陈锋主编的《中国俸禄制度史》，对清代的俸禄制度和俸禄支出的研究也相当深入。^[78]

第二，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受到重视，有多部断代财政史著作出版。何烈的《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在探讨咸同以前财政概况的基础上，对咸同时期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钱粮亏空、奏销制度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变化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79]左治生的《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对清代后期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以及太平天国的财政有较为系统的论述。^[80]孙文学主编的《中国近代财政史》，在叙述清代后期的财政时，主要注意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变态，同时，对太平天国的财政和晚清的财政思想，也有一定的论述。^[81]李三谋的《明清财经史新探》，除了注意明清财政的延续与比较外，对清代的盐政、赋役、财政制度等有相应的叙述。^[82]邓绍辉的《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试图从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以及税收制度与财政支出制度的变化等方面，探讨晚清财政变革与近代化的关系。^[83]周育民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分别对鸦片战争与清朝财政、太平天国与清朝财政、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朝财政、甲午战争后的清朝财政、覆灭前夜的清朝财政、财政演变中的经济与社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84]周志初的《晚清财政经济研究》，重点探讨了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和晚清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85]申学锋的《晚清财政支出政策研究》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晚清财政支出政策的专著，该书除绪论和余论外，分六章分别研究了“晚清财政支出的社会背景”、“军费与‘洋款’: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行政事业经费与投资性支出:力有未逮的努力”、“政策主体的嬗变: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晚清财政支出政策的特征”、“财政支出政策的效应及其影响因素”。^[86]另外，戴逸主编、陈桦著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卷》，虽然以研究18世纪的中国经济为主旨，但差不多有一半的篇幅探讨财政问题，专章讨论了“18世纪中国的国家财政”、“非常项经费的支出与筹措”、“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也值得注意。^[87]

第三，清代财政研究向纵深发展，专史研究繁盛。在田赋研究方面，先后有庄吉发的《清世宗与赋役制度的改革》^[88]，陈支平的《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和《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89]，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90]，李澍田主编《清代满洲土地制度研究》^[91]，史志宏的《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92]，袁良义的《清一条鞭法》^[93]，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94]，何平的《清代赋税政策研究》等。^[95]

在盐业、盐税研究方面，先后有张学君、冉光荣的《明清四川井盐史稿》^[96]，牧寒的《内蒙古盐业史》^[97]，陈锋的《清代盐政与盐税》^[98]以及宋良曦、钟长永的《川盐史论》，张海鹏、王廷元等的《徽商研究》，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徐安琨的《清代大运河盐枭研究》，张小也的《清代私盐问题研究》，倪玉平的《博弈与均衡:清代两淮盐政改革》，黄国信的《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等。^[99]

在关税研究方面，先后有赵淑敏的《中国海关史》^[100]，叶松年的《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101]，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及《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从明代官手工业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102]，戴一峰的《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及主编的《中国海关与中国近代社会》^[103]，岡本隆司的《近代中国与海关》^[104]，祁美琴的《清代榷关制度研究》^[105]，李爱丽的《晚清美籍税务司研究》^[106]，李永胜的《清末中外修订商约交涉研究》等。^[107]

在漕运研究方面，有李文治、江太新的《清代漕运》^[108]，以及彭云鹤的《明清漕运史》，吴琦的《漕运与中国社会》，倪玉平的《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等。^[109]

在军费研究方面，有王尔敏的《淮军志》^[110]，庄吉发的《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11]，赖福顺的《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112]，罗尔纲的《绿营兵志》、《湘军兵志》和《晚清兵志》^[113]以及龙盛运的《湘军史稿》，陈锋的《清代军费研究》，陆方、李之渤的《晚清淮系集团研究》，樊百川的《淮军史》，戚其章的《晚清海军兴衰史》等。^[114]

在货币研究方面，有王业键的《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64～1937)》^[115]，郑家度的《广西近百年货币史》^[116]，李宇平的《近代中国的货币改革思潮(1902～1914)》^[117]，王宏斌的《晚清货币比价研究》^[118]，宫下忠雄的《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研究》^[119]，以及戴建兵的《中国近代纸币》，姚会元的《中国货币银行》，张通宝的《湖北近代货币史稿》，穆渊的《清代新疆货币史》，桑润生的《简明近代金融史》等。^[120]

在外债和外资研究方面，有曹均伟的《近代中国利用外资》^[121]，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122]，以及曹均伟、方小芬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马陵合的《清末民初铁路外债观研究》等。^[123]

在行政管理机构研究方面，先后出版有张德泽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李鹏年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刘子扬的《清代地方官制考》，祁美琴的《清代内务府》等。^[124]

上述研究已经涉及清代财政史的许多方面，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大多数著作都有相当的研究深度。

第四，有关论文集的出版较为活跃，这包括了论文合集和个人论文专集两个方面。在论文合集方面，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值得注意，该论文集分作30编(本)，在许多编中都有相关的财政研究论文，如第二编中王仲孚的《同光间新疆回乱的善后措施》，第八编中庄吉发的《清季南北洋海防经费的筹措》，包遵彭的《清季海军经费考实》，吴相湘的《清季园苑建筑与海军经费》，第十编中全汉昇的《清季铁路建设的资本问题》，庄吉发的《清季铁路经费的筹措》，第十一编中黄俊彦的《甲午战后筹还外债与财政的变革》，第十三编中王树槐的《庚子地方赔款》等。这些论文的选题都是前此学者涉及较少或基本上没有涉及的，具有开创性质。日本东洋史研究会1986年出版的《雍正时代的研究》，收入了24篇论文，许多论文是研究雍正时期财政问题的力作，如岩见宏的《雍正时代公费问题的初步研究》、《关于养廉银制度的创设》，安部健夫的《米谷供需的研究》、《耗羡提解的研究》，佐伯富的《清代雍正朝的通货问题》、《清代的奏销制度》，宫崎市定的《关于雍正帝实施的俸工银扣捐的停止》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孙健编的《中国经济史论文集》，收录了彭雨新的《中国近代财政史简述》、宓汝成的《近代中国外债》等长篇论文，这些论文虽属讲义性质，但由于是作者的多年研究心得，不乏真知灼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经济史组1999年编的《财政与近代历史》，分为上、下两集，收录了许多有分量的论文。个人的论文专集如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汤象龙的《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论文选》，韦庆远的《档房论史文编》、《明清史辨析》，吴天颖的《井盐史探微》，陈锋的《陈锋自选集》，山本进的《清代财政史研究》，王业键的《清代经济史论文集》等。^[125]

第五，有关研究论文数量繁多，几乎涉及清代财政的各个方面。有些研究论文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准，如郭松义的《论“摊丁入地”》，对摊丁入地的进程及各省的具体实行情况进行了最为细致的研究。^[126]何汉威的《清末赋税基准的扩大及其局限》，不但注意到了晚清财政的总体状况，而且对烟酒税、契税进行了深入研究。^[127]彭泽益的《清代财政管理体制与收支结构》，对清代财政的总体状况，有较好的把握。^[128]彭雨新的《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对田赋中起运存留的划分以及协饷制度等有详细的说明。^[129]另外，彭雨新的《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财政的崩溃》，刘克祥的《太平天国后清政府的财政整顿和赋税搜刮》，岩井茂树的《清代国家财政中的中央与地方——以酌拨制度为中心》，薛瑞录的《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魏光奇的《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瓦解》，许檀、经君健的《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等等，^[130]都是有关方面的代表作。

第六，资料汇编受到进一步重视，特别是档案资料的编辑出版空前突出。除《历史档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定期整理编辑出版清代档案资料外，许多类型的档案陆续出版。如《康熙起居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明清档案》、《吴熙档案选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乾隆朝上谕档》、《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中国海关密档》，等等。这些档案汇编中包括了许多财政史料，有的还有财政史料专集，如《历史档案》辑录了《顺治年间设关榷税档案选》、《顺治年间征收杂税史料选》、《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等，《清代档案史料丛编》辑录了《顺治十八年加派练饷》、《顺治年间清查起科明藩田产》、《大学堂经费问题史料》等，《吴熙档案选编》的第六辑、第七辑则专门辑录了《清政府财政经济资料》。档案资料汇编之外，一些集中的财政史料汇编也值得注意。如鲁子健的《清代四川财政史料》，徐雪筠的《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中国人民总行参事室的《中国近代外债史资料》，汤象龙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穆和德、李策的《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吴兆莘、洪文金等《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下册，李必樟的《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等。^[131]这些档案资料与财政资料汇编，对今后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必将起到推进作用。

(三)20世纪清代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概观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进程来看，20世纪之交至3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清代财政史研究较为突出的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除了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徐式庄的《中国财政史略》等多部财政通史和万国鼎的《中国田赋史》、吴兆莘的《中国税制史》等多部通史性的财政专史对清代财政多有涉及外，还出现了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松井义夫的《清朝经费之研究》等专门研究清代财政史的著作。更为突出的是，出现了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堪称经典的断代专史著作。在第二个时期，除了著作、论文的数量猛增以及研究的深度、广度大为扩展外，清代财政的专史研究非常突出，涵盖了田赋、盐税、关税、漕运、军费、货币、外债等诸多方面，有些著作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

第二，在清代财政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已比较注意国外财政学的理论著作翻译。如亚当士(斯)的《财政学大纲》，就由刘炳麟翻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柏克的《市预算》，由孙树兴翻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塞力格曼的《租税转嫁与归宿》，由许炳汉翻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等等。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撰写自己的财政学著作。如雍家源的《中国政府会计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胡善恒的《赋税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尹文敬的《财政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这些财政学著作，一方面，注重财政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对初始的财政史研究具有引导与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注重论与史的结合，注重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去时不远的清代财政予以了关注和评说。胡善恒的《赋税论》对赋税的分类、赋税的原则、赋税的负担、赋税在经济上的影响以及我国的税种与西方国家的税种进行了分析论列。尹文敬的《财政学》在“预决算论”一编中，述及中国的预算起源时即云:“中国编制预算，起于满清末年。光绪之季，政府以筹备宪政之名，注意清理财政，定清理财政章程三十五条，在京设财政清理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由部派财政监理官。令各省财政清理局将收支存储粮银各数，编造册籍并盈亏计算表送部。此种办法，已具会计出纳之形式，而为预算之先声。”^[132]这可以看作是在研究相关理论时对晚清预算的初步梳理。

第三，某些现实问题的凸显和对现实的关注，导致了研究热点的形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税研究热就是一个典型。吴堉幹在其《中国关税问题》的序言中即称:“关税问题，系中国目前政治、经济、国权，均极重要。近年以来，有识之士，殆均注意及此，即坊间关于此项问题之著述，亦尝汗牛充栋。”^[13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财政史学者的学术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仅从吴堉幹《中国关税问题》的章目中，亦可一目了然，如第二章为“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之沿革”，第三章“中国海关行政权旁落之由来”，第四章“中国现行关税制度之缺点”。关注现实当然不能代替严格的学术研究，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照察，却是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第四，一直比较注意财政资料的汇编与整理，大量财政资料的出版，成为清代财政史研究的基础。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作为最初的清代财政史著作，主要显现的是其史料价值。而就专门的财政资料整理来说，有三个特点:一是从现有典籍文献中撮录财政史资料，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等；二是清代档案的整理出版，如《明清史料》、《明清档案》等，或者主要的是利用清代档案整理出的资料，如《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等；三是带有研究性质的统计资料的整理，如《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等。《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清代的统计资料最为全面。《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主要利用了清代档案，罗尔纲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评价道:“汤象龙同志撰著本书所用的档案多达六千件，只不过是他所收集的档案资料总数的百分之五。他把海关报告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数字编成统计表格，在本书中发表了共计118个统计表，其中全国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综合统计表46个，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关别统计表72个。可见著者在发掘和利用清代档案进行研究工作规模之大，在我国史学界是仅有的，也是最早的，至于著者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大量财政经济档案更是我国史学界的第一人。”^[134]

第五，清代财政史研究与以前各代财政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有清代档案可资利用，由于许多学者大量利用现存档案，使得清代财政史的研究非常细致与深入。汤象龙、刘隽、罗玉东等人在早期的研究中已开了利用清代档案的先河。其后，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收录的晚清财政史论文，韦庆远的《档房论史文编》、《明清史辨析》，赖福顺的《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陈锋的《清代盐政与盐税》、《清代军费研究》以及《陈锋自选集》中收录的清代财政史研究论文等，都是主要依据清代档案资料写成。

20世纪清代财政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但也存在着若干不足，其主要的不足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专题性的财政史资料汇编较为缺乏，特别是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滞后。现存清代档案资料浩如烟海，研究清代财政可谓得天独厚。虽然已经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专题性的资料如《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也为人瞩目，但还远远不够，尚需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除了整理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保存的清代档案外，各地方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也需要进一步予以关注。只有加大档案资料特别是专题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清代财政史的研究才有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是清代财政史的许多方面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些方面还存在着研究的空白。说其缺乏深入的研究，主要是指相当数量的论文选题重复，没有新意或新意很少。有些论著不注重学术规范，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不进行学术史的检讨，甚至不乏拼凑抄袭。说其存在着研究的空白，主要是指某些财政专题的研究甚少或阙失，比如赋税征收册籍的研究、杂税的研究、晚清俸禄变革的研究、晚清新的财政支出的研究，等等。

三是还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清代财政史著作出版。这既与汉、唐、宋等朝代以及民国年间的财政史撰写存在着差距，也与清代财政史研究的活跃，以及清代财政史研究的基本条件不协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现存清代文献资料和档案资料过于浩繁，非一人之力、非短期内可以撮其精要，正确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存世资料的多少，对研究者而言，也是一柄双刃剑。另一方面，也与某些专题研究的不足相关联。如果没有高水平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全面的清代财政史著作。

上述三个方面的不足，实际上是互为关联的。因此，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以造就新世纪清代财政史研究的新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