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拆与洋厘

7.银拆与洋厘

这两个营业方式，在封建性和买办性的钱庄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其基础是建筑在银两之上。现在先述银拆。

银拆是拆息的一种，因为它是以银两为计算标准，所以叫做银拆。若是以银元为计算标准，就叫做洋拆。钱庄专用银两，所以洋拆与钱庄无关。银拆之所以在钱庄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是因为这种利息率在上海向来为钱庄所操纵，每天由钱业公共团体的钱行议定的缘故。而钱庄又为外国银行买办所操纵。钱庄拆息只凭一纸庄票，是一种信用放款，所以叫做拆票。

“拆票，西名Choploan，外国银行对于钱庄信用放款也。钱庄依其所欲拆进金额，作一庄票，存于外国银行为担保。通例，拆票二日一结，银行有需要时，随时可以要求付还。拆票利率谓之银拆，外人名之曰Nativeinterest，随银根之宽紧为大小，最低时仅有五六分，高至五六钱不等。……竟有高至三两者(一分利息)，嗣后钱业公议，不得逾一两。最近改为不得逾七钱。今仍沿七钱定例也。银拆每日晨由钱行定之，但外国银行拆出时，亦有不照银拆抬高利率者。外国银行对于钱庄拆款，均由买办经手，由买办负责任。买办以市拆利息归之银行，若在市价以上，买办以其余归己，故往往提高利率即为买办之所得。每日钱庄拆票，并非统照钱行所开市拆，其利率实定之于买办，不过以此为标准而高下也。拆票最盛时期，总数约千数百万两，每庄拆进之款最多者约在七八十万两左右。此时上海金融市面之消长，不啻均操于外国银行之手，即钱庄之生死操于外国银行也。惟钱庄以是而资金充裕，其资力雄厚者，以有拆票而可多做交易;资力薄弱者亦可赖拆票以挹注;虽有以拆票而滥放账款遂遭失败者，然受拆票之利者亦复不鲜。”^[41]

拆票也行于同业之间。

银拆的最高率，在前清即有规定。《上海钱业重整条规》中有一条:“一、议同业银拆向定一两，查照别埠，惟上海最昂，似欠平允，是以公同议定，银拆改以七钱为度。银行划头加水亦改七钱为止。”^[42]

从此以后，上海银拆公定利率最高不得过七钱。民国十二年一月修正《上海钱业营业规则》第七条:“同业银拆最高以七钱为限。”^[43]

所谓七钱，是每银一千两每日利息七钱的意思，按照年息计算，合255.5两，即25.55%，复利息还不计算。“不可谓不高，然此尚系明盘……实则暗中有至二两者。”^[44]

钱庄既以规元为记账单位，则规元无行市，而银元有行市。据《上海钱业营业规则》第六条，除规定银拆行市外，还规定“银元及各种辅币行市。每日分两市，由市场〔指钱业公会设立的南北两市场〕视市上供求缓急，公定相当行市，悬牌公布之”。

“洋厘之意义，简言之，即所谓‘洋钿行情’是也。为每元银币可合规元之数。”^[45]“洋钿行情因以一枚为准，普通重量，每枚计库平七钱二分，合曹平七钱三分，故此项市价亦以七钱数分为标准。……其最大上落，以厘位为止，故谓之洋厘。……照上海情形，最高不出八钱以外，最低不入七钱以内。在近二十年中，厘价最大者为逊清末叶各省鼎革之际，因战事慌乱，市面毫无秩序，甚有早午市上落数分者。”^[46]

“查上海之商习惯，记账本位则银两也;授受本位则银元也。因两元之并行，金融业者于其平时遂不能不有两重之准备。逢银根紧时，则不得不提高银拆;而洋用繁时，又不得不提高洋厘，故上海金融市场之宽紧，可于洋厘银拆之高低觇之。惟于此有一要点，则洋厘银拆有时虽属并高，而有时则又相反是也。前者为上海金融之变态，而后者则常态也。何以言之?洋厘之高低，原以银两表示者也。每值丝、茶、花、谷登场之际，因内地习用银元，商人遂纷纷捆现，于是银元之需要多，若供给不能随需要以俱增，则洋厘以高;洋厘高，则存洋者必群以易银，此洋厘虽高而银拆不必高也。反之，如进口货盛，华商应解之款多，若银底不足，则银拆以高，则存银者必群以易洋，此银拆虽高而洋厘不必高也。故就上海金融之常态言，洋厘银拆实互为消长者也。”^[47]

上海“银两交易占收解额百分之七十以上，远较银元交易为巨。由此可知，银拆变动之剧，影响于本埠金融者至巨，实远胜于洋厘之变动也”^[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