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一、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李达循着马克思的思路，为了说明货币的本质，先从分析商品入手，考察货币的产生。如其所说:“货币的本质，它的内的矛盾、自己运动的源泉，必须在商品之中去探求。即是说，要探求货币的本质，必先分析商品⁽⁶²⁰⁾。”

他分析商品的两重性时，指出:“劳动的二重性，是在商品的二重性之中隐藏着。商品的二重性，即是劳动的二重性之反映⁽⁶²¹⁾。”在市场上直接交换的是商品，显现为物与物的同等性，实际上，在物(商品)的同等性的背后，“隐藏着采取抽象劳动形态的各种类的人类劳动的同等性。所以价值不表现商品(即物)的同等性，而表现各商品的生产所耗费的劳动的同等性⁽⁶²²⁾。”他探究商品价值形态发展的过程，揭示了货币的产生与发展。

在《货币的历史》题目下，他专就中国古代货币写下一段文字:“中国古代曾以珠、玉、龟、贝、布、帛为货币。中国货币二字，从贝从巾，这是说明造字当时或以前曾用贝与布为一般等价物的事实。凡属于物品的授受有关系的诸字，如买、卖、价、贩、贸、质、赁、费、贮、资、赐、、赏、偿、赎、贿、赂、赠、赢、贼、赛、赈、财、宝等等许多和经济有关系的诸字，都从贝旁。甚至于贫、贱、贵、贤等字也从贝旁。好象表示着这些都与贝之多少有关。又如布字，广义的说来，有巾帛的意思。幣(币)字从巾，表示着布、帛、巾等曾通用为一般等价物，如市、帑、帐等与财货有关的诸字，都从巾旁，这与买卖诸字从贝旁，有同样的意义。贝、布等之曾充作货币，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确实可靠的证据⁽⁶²³⁾。”并得出结论:“什么种类的商品先成为一般的等价物，以至固定为货币商品，这是由历史的、社会的、地理的诸事情所决定⁽⁶²⁴⁾。”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撰稿人陈启修、沈志远的阐发，既缺乏理论上的完整性，又未作中国历史状况的尝试性联系，故尔从总体上讲，都不如李达这样来得深刻和明确。继其后的王亚南、杨培新，则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做了发挥。王亚南，1946年的《中国经济原理》、建国后增订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其中第三篇《中国货币形态》，杨培新的《新货币学》、彭迪先的《新货币学讲话》则是这样。

李达继承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精髄，旗帜鲜明地揭示了货币是掩饰在商品生产者之间社会生产关系的物的面纱之后，进一步对商品拜物教，进而对货币拜物教做了无情的批判，“把货币当作偶像，当作财神去祈祷，去跪拜。像这样的现象，叫做货币拜物教⁽⁶²⁵⁾。”“货币因为能与任何商品相交换，所以人们之依存于货币，比较人们之依存于商品，更加明显⁽⁶²⁶⁾”。最后，他以冷静的思维，得出历史性的结论:“在商品经济存在的限度内，货币决不消灭，货币拜物教也不消灭⁽⁶²⁷⁾。”而且揭示给我们，那些在货币看出一切罪恶根源的人们，那些主张废止金银币而不保存私有财产，主张保存商品生产而废除货币，主张保存货币而保存商品生产的各类见解，完全不理解货币的历史性，不值得详加批判。因为他认为，道理已明，若再坚持，只能暴露他们的无知，对于这些人根本不值得浪费笔墨和光阴。然而历史的悲剧照样会重演，在中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左”倾路线强势之时，取消商品、取消货币风的一再刮起，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在货币职能方面，李达做了逐一讨论，进而探讨了货币与资本、货币与商品生产的关系，尤其是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化的过程，还详加探讨了货币在古代，在封建时代和现代社会三个时期阶级性的问题。得出:“货币这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现在也还存在着。不过，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货币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货币，其性质全不相同，并且货币之阶级的作用，又具有另一种意义⁽⁶²⁸⁾。”其实，在阶级社会里，货币之成为某一特殊阶级征服、掠夺、剥削、控制其他阶级的重要工具，成为剥削阶级剥削被剥削阶级的工具，这就像语言、武器一样，它既可以成为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者的武器、工具，也可以成为被统治者反抗统治者的武器、工具，货币只因为是交换的媒介，是固定的一般等价物，是商品社会里每个成员不可或缺的。因而，在李达看来，商品社会里的货币，在阶级社会里，又成为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或者说是代表，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异常发达，货币成为列强征服、奴役、压迫附属国的工具，就是说得通，且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由此得出货币具有阶级性的结论，且在现代社会“表现得异常明显⁽⁶²⁹⁾”。主要是以流通的信用手段为基础，其货币的流通法则，可以从八个方面进行简要的列举，得出“货币这东西，是帝国主义者宰割弱小民族，征服世界勤劳大众的工具，同时货币运动法则则反映出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后，货币这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现时也还存在着。不过，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货币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货币，其性质全不相同，并且货币之阶级的作用，又具有另一种意义⁽⁶³⁰⁾”。以致引发疑义，在学术界不同意见的几次交锋，也就极为正常了。可不管怎么说，李达当是中国最早提出货币具有阶级性观点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