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的纸币兑换品论

一、朱执信的纸币兑换品论

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以字行，笔名蛰伸、县解、去非、前进等，广东番禺人，原籍浙江萧山。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中国近代激进的革命家、思想家。1902年进“教忠学堂”读书，与同学组织“群智社”，探求救国的真理。1904年官费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二期)，除本科外，还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次年加入同盟会，担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为《民报》撰文，积极参与了同维新派的大论战，捍卫和阐发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05年11月，在《民报》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有关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1916年初，他译释了马克思小传及其《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某些片断，是中国早期翻译介绍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者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回国，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广东法政学堂和方言学堂执教，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参加秘密革命活动，并参与革命党人在广东的历次起义。辛亥革命后，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兼广(州)阳(江)绥靖督办，广东核计院院长、军法处处长。1913年，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继续反袁，参加护法斗争，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护法运动中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任广东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和机要文书。出色地承担了《民国日报》、《建设》杂志的编辑工作，一度暂代《民国时报》的“笔政”，并协助孙中山撰写著名的《建国方略》，闪烁出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1920年9月21日，广东虎门炮台策动桂军反正时，不幸遇难。著作现辑有《朱执信集》。

他的货币思想主要是宣扬和阐发孙中山的货币学说。先后在1919年9月撰写10月发表了《中国古代之纸币》，1920年3月发表了《千贺博士之金本位废止论》和4月发表了《米本位说之批评》。他不但汲取了西方货币学说的营养，而且认真总结了中国纸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中国的币制改革寻找理论依据和指出前进的方向。

(一)论不同货币形式的币值

朱执信将货币区分为钱币(金属货币)与纸币两个发展阶段，其中纸币又被区分为兑换纸币与不换纸币两种。并分别就钱币、兑换纸币和不换纸币的币值进行比较论证。

金属货币的起源。他认为从中国古代货币来看，货币的起源有两种，“一种是由装饰的奢侈品发达来的，就是贝壳”;“另一种是由直接满足生存欲望的东西发达来的，就是布帛⁽⁷⁵⁾”。而金属货币的形式偏偏属奢侈品一路，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代表尚未到手的货物”。他认为:“推钱之所以能通流，学者大抵归之于其价值少变，人共爱重，易于分合，历久不坏之诸性质。然于此性质以外，更不可不知其有约定将来可易他货之作用⁽⁷⁶⁾”。依他之见，钱币若不具有这一主要作用，或说特殊性质就“终不能成为货币”。他还认为货币之得为货币，不外以其有购买力，金属货币(金银铜铁之属)自身可供消费，具有“自体之价，即其最后之效用购买力所自出”，可在发挥货币作用时，它是无用的东西，却能够用来换回有用的货物⁽⁷⁷⁾。它的可供消费的自体物质效用只有在失去其为货币，不再以其为货币时才具有⁽⁷⁸⁾。在他看来金银的货币作用与其自体作用是矛盾的，不能同时具有，只能互为消长。至于说货币的价值，他引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雪(“非沙”)的交易方程式加以说明:“当以货币流通额，流通速率，及其流通区域内之交易额参定以流通额与速率相乘得数，除交易额，则得货币之价⁽⁷⁹⁾”。他承认货币流通额决定于政府之操纵收发，交易额及流通速度则视国民经济状况。

纸币的起源。同样被他划分为两路，发达后又汇合成为统一的钞制。此两路，其中一路代表金属货币的兑换纸币，另一路为直接代表货物的不换纸币，“在历史上实际代表货币之纸币，与直接代表货物之纸币，同时并有，不特并存而已⁽⁸⁰⁾”。前者如交子，后者如茶引、盐钞。他对交子的认识是:“在绍圣(1094)以前，价值毫不贬减，可知其所以能行之故，不特在有支兑之现钱，尤有国家之信用在其后。而国家之信用，更分析之，则亦不过可得征收粟帛金银及钱之确信耳。故交子者，制度上虽为代表铁钱，而实际上仍代表货物明也”。至于茶引盐钞，明系“易货之券”，虽与交子不同，不是交易的媒介，可在神宗熙宁七年(1071)改制盐钞后，不啻政府用盐钞购物，而且百姓也以盐钞代替货币流通，具有流通的性质。自蔡京改盐法，制钱引行使于陕西、四川交子改为钱引，“于是初期纸币分两源而来者，遂合流而为钱引矣”，“今则公然为全国法律上之支付正货矣⁽⁸¹⁾”。是说交子和茶引盐钞都是纸币，都是货物的代表。其实，交子是价值符号，金属货币的代表，它以货物为发行保证，却不是货物的直接代表。至于盐钞茶引则是购物券，在某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及历史条件下与纸币共同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购物凭证，有价证券，不是价值符号和一般等价物的代表。因而它不同于纸币。可朱执信混淆了这两者的区别，同时混淆了纸币价值基础与发行保证(发行准备)这两个概念。须知前者所要说的是纸币的价值实体到底是什么，后者所要解决的却是如何保证纸币币值稳定这样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兑换纸币与不换纸币最后效用的不同。他认为:“货币既为代表尚未到手之货物者，即纸币又为代表尚未到手之货币者⁽⁸²⁾”。这是仅就兑换纸币而言，它所代表的货币的最后效果，即为兑换纸币的最后效用。不换纸币则“不专代表货币”，则以其所预期收回的与之交换的某一种物品的推定价值(预期价格)为其最后效用。不换纸币不指定收回的手段而可以行用的缘故，在于人们相信发行它的政府每年有若干的收入，能消却此纸币，或银行有若干资产，足以收回纸币。“如使其为偿债，则偿债之人必因卖其货物(或因他人卖其货物)而得此纸币。则当其交易时，偿债者所卖之货物价值若干，即表明纸币之最后效用若干。消去纸币者，实际为货物，与政府银行直接以货物买回纸币无异⁽⁸³⁾”。其所谓最后效用，并非我们所说价值基础，实为货币购买力。

兑换纸币不如不换纸币的购买力稳定。其一是金属货币作为一种货物时，“其价值随于经济状况之变迁，而有大涨落。”作为货币“当货币过剩之际，正亦金银块过剩之时。故其实际最后效用，往往在豫期之最后效用以下⁽⁸⁴⁾”。即货币购买力下跌。兑换纸币既为尚未到手的货币代表，自然购买力也会下跌，也会如金属货币反没有不换纸币之最后效用多。不换纸币所交换的是无数他种货物，“其效用各有不同，决不至因人以纸币易之而生过剩之结果。即其交易后之价值，不因纸币消却而有低落⁽⁸⁵⁾”。不换纸币假定有一确实的保证，使人们相信经过一定期限，可以换取一定货物，就不会贬值。其二是不换纸币“尚有他种回收方法，而兑换纸币则或无之⁽⁸⁶⁾。”甚至以“中国今日不兑现之中交票，其跌价尚不如美日人民持现金者之甚，此正足以破数百年来迷信兑换制者之迷梦。”大有以偏概全、以点代面，强词夺理之势。其三是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结论，“中国兑换纸币之历史，失败之历史也⁽⁸⁷⁾”。“元之不换纸币史，为成功之历史⁽⁸⁸⁾。”认为兑换纸币失败在政府，“对于所发行之纸币，实不储兑换之货币。”不换纸币之成功，则在于“国家实已储有与之相易之货物⁽⁸⁹⁾。”不换纸币的收回，说到底是作为赋税而收回的一部分，实际与买取货物无异。因为征收的对象都是制造贩卖业者(除极少数例外)。赋税本来为实物形式，现在改征现钱，“则其现钱，犹之以买回所应纳之货物耳。由现钱而变为会钞，亦犹之以会钞买回其应纳之货物耳。则谓不换纸币回收悉以货物可也⁽⁹⁰⁾。”

(二)纸币发行准备(兑换品)论

为“救今日纸币之穷，惟有置纸币之基础，于所代表之货物”，他坚持不考虑兑现形式，发行不换纸币。国家有若干货物，以回收若干的纸币，则当纸币流通量超过所需之际，纸币自然会流归国库，物价决不会腾贵。为防止一种货物作兑换品的疪漏，他主张以多种商品为兑换品，假定以米、棉布、丝、茶、盐、油、煤、糖八种生活最主要的必需品作兑换品，若将来再发现必需的主要生活用品时还可以随时增加。这八种纸币兑换品合理地加权平均成物价指数，“一定可表示人的生活上头，每一元(假如用这名称)有若干力量，并且可以使这力量长久不变⁽⁹¹⁾”。

兑换品的准备数量与纸币流通需要总额相适应。一方面按月收进，另一方面则按月兑出，纸币不必同时投入流通就可以避免流通中的货币量忽多忽少，以稳定币值。可这不包括贵金属(金银)货币在内，以八种生活必需品构成的发行准备的设想很难实现。因为孙中山提出的发行准备是金银、百货及产业，廖仲恺提出的是包括金银一般社会财富的代表在内的12种商品。不管廖仲恺主观上置金银于何种位置，客观上它仍可发挥一般等价物作用，可以摆脱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局限来满足市场上不同层次的不同需求，这是其一。其二是十足的保证，与纸币流通量相适应的是发行兑换品的总额，与廖仲恺的认识一样具有局限性。其三是币值的稳定，除货币因素外，非货币因素也会起影响作用，更何况八种商品物价的加权平均指数就是货币购买力，这更是想入非非，含有极大程度的理想化因素，难以付诸实施。

纸币价值的稳定性。他的说明确实罕见、令人耳目一新。认为纸币是几种东西合起来做准备。如果是米的交换价值增加了，则可以按照普通物价来算出它的增加程度，用同比例来减少应兑付数。假如照物价指数来计算，米价增加1%，兑出的米从原来的1石变为现在的9斗9升，“那货币价值，还是没有摇动。”如果丝价减到99%，从前兑给1担丝，现在就得增加1斤，丝价只管变动，纸币价值还是没有动摇，“这样转移，就能够使货币价值不至受时代的影响。就是物价除了因他自己的生产消费的条件以外，不会有变动。现在所谓金融上的变调，大抵可以免去了⁽⁹²⁾。”

朱执信的八种兑换品物价指数论与廖仲恺的货物本位论在30年后的新中国初期，讨论人民币价值基础时得到反响，有了自己的同盟军、后继者。可以认为所谓百物本位制论、使用价值论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