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父子论通货

二、袁氏父子论通货

袁燮(1144—1224)，字和叔，号絜斋，庆元府鄞县(今宁波)人。师从陆九渊，孝宗淳熙八年(1181)进士，调江阴尉，赈灾有方，宁宗时，为太学正，知江州(今九江)、江西常平，兼权知隆兴(今南昌)、都官郎官、司封郎官、国子祭酒，礼部侍郎，知温州，直学士。著作有《絜斋集》等。其子袁甫，生卒年不详，字广微。少蒙家学，又受业于杨简，宁宗嘉定七年(1214)进士，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历监司，州府官，所至兴利除弊。迁中书舍人，权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著作有《蒙斋集》。

袁燮的通货论，见诸《便民疏》⁽⁷⁶⁾及《足食通货之大略》⁽⁷⁷⁾。

在纸币与钱币的关系上，他提出楮虚钱实的观点，并阐发为:“夫楮币之作，本借虚以权实尔。虚与实相当，可以散，亦可以敛，是之谓权。”这里的虚当指楮币，实当是钱币，借用虚的楮来替代实的钱。这就要有个虚的购买力与实的购买力相当的条件，既可以投放，也可以收回，即所谓权，权衡、调节控制之谓也。在两者购买力不相当的情况下，楮币则既不能投放，也不能收回时，就不能替代了，实币则发挥作用，不用虚币代替了。袁文讲到楮币，则曰“今日楮币之轻”，讲到铜钱，则曰:“铜钱之寡。”楮之轻，自然是讲其购买力低，楮币贬值;铜钱寡，购买力自然强，寡则贵，退出流通，被公私收藏，愈少。因为袁文未直接讨论价值问题，又将轻、寡绞到一处，想来理解为购买力解释较为合适，否则牵强附会，有违古人本意。

宁宗庆元后，会子恶性膨胀，元年(1195)会子每界发行额，由孝宗乾道四年的三年一界，每界一千万贯提到三千万贯。开禧年间(1205—1207)因对金作战，会子不仅三界同时流通，且每界都超额发行，第11、12、13界共发行1.4万万贯。嘉定二年(1209)或四年，以1比2的比率用第14界新会子收兑第11、12界旧会子，等于说旧会子贬值百分之五十。同年八月，政府决定将两淮铁钱推行到沿江八州，主管其中江州的袁燮上《便民疏》，表示反对，批评政府立法称提，辗转屡变，“经久可行之策，顾(竟)不在兹乎!”

称提一词，北宋已有使用，最早见诸文字的是讲提高铁钱购买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载哲宗元符二年(1199)，尚书省提出须“限半月密切具利害，合如何措置，可以称提铁钱稍重，物价稍轻”。显系针对铁钱贬损，物价高昂而言，《宋史·食货志下三》记南宋宁宗嘉定三年春时议，“昔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高宗赞许左仆射(宰相)沈该维持纸币的作法，用兑换的办法来保证纸币币值平稳，“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青田主簿陈耆卿讲:“故臣以为今日之务，不专在于称提楮币，又在于提称铜钱也⁽⁷⁸⁾。”于是称提对象又扩展到铜钱。因之，可以说，凡涉及维持币值，提高已贬损的币值，使之平稳，同样包括购买力下滑，使之恢复到正常水平，无论是铜钱、铁钱，抑或纸币都在称提之列，在同期著作中，又扩及各种货物的购销价格，亦不乏其例，不再赘述。

袁燮在《便民疏》的头篇，起首就批评:“臣闻楮币之用，至今而穷。立法而称提之，所以济其穷也。然则今日所谓称提者，果能有济乎?”洪迈《容斋三笔·官会折阅》记，宁宗庆元元年“诏江、浙诸道必以七百七十钱买楮币一道(一贯)”。袁氏又道:“兑不以省陌者，必罚无赦。未几，从民之便。又未几，而有三分、七分之说，展转屡变，而卒归于铜钱楮币之相半，是复其旧也。”可知，不久兑换比率政府不再作硬性规定;可不久，再规定三分钱币、七分楮币变来变去，最后又回到钱楮各半的老办法。袁氏指斥的一个是，自废其法，“若夫守之地，人所观瞻，而先自废法，罪莫大焉”。二是急于敛财，不择手段，以至闹得物价波动，交易困难。“往时楮币多，故铜钱少，而又益以铁钱，不愈少乎?往时楮币多，故物价贵，今又益以铁钱，不愈贵乎?……且今日楮币之轻，得非以铜钱之寡欤?”在楮币发行过多，超出控制，只顾寻究铜钱的原因。分析铜钱，有海舶之泄，销钱为器，销钱精炼，楮能害铜非能济洞(当为纸币驱逐钱币的袁氏提法)，无异于隔靴搔痒。

在江西提举任上，他总结宋孝宗平稳纸币的作法，以为若不能效法孝宗的经验，就不能保证纸币畅通不穷。宁宗因为“开禧(1205—1207)用兵，造币甚广，知散而不知收，故其价甚贱”。他承认为弥补财政亏空，保证军费开支而扩大纸币发行。对此，他站在政府立场上，并无批评指责之意，只有在面对现实，着眼于怎么办时，在采取补救措施时犯愁、忧虑。所以他说:“今日更定其法，固将流通而不穷，其可不法孝宗所以收之者乎?”效法孝宗皇帝，在收字上下功夫，把流通中过多的纸币收回来，保证不壅滞而畅通不穷。他的理论根据是:“盖楮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贱则壅，贵则通，收之则通矣。”其所谓“多则贱，少则贵”，与孝宗所说“少则重，多则轻”同理。“贱则壅，贵则通”，则出自袁氏的体察感悟，是在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况下，持币人因心理变化而引发纸币流通变化的写照。而且在他看来，“财既裕矣，视时楮价，其贱耶，亟从而收之，何忧其不贵?既贵矣，日月浸久，价将复贱，则又收之。非常收也，贱而后收也，此孝宗之规模(模式)也”。财力充裕的时候，就要考察币值的高下贵贱，若币值低下了，就回收，这可不是常规的回收，是因为币值贬损了非回收不可。经过一段时间，价格又会上浮，这样反反复复、升升降降，这就是袁氏得出的孝宗模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面对最高统治者利用发行纸币来应对财政危机，又试图保证纸币流通顺畅，不得不采取措施。否则就可能由财政危机引发经济危机，从而导致政权危机。这恐怕正是袁氏所未说。其最为担心的不是纸币，倒是吏治问题，担心“郡守者不知出此……朝夕纷纷，与民争利，可为太息，可为寒心，非治世之事也，唯圣君速救之”。他希图有“痛惩贪蚀，崇奖公清”，举公清之士，簿关市之征，谨(销)销之防，严交易税契之法，守钱会相半之制，则财既裕矣。这种站在统治者长远利益立场上，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正常秩序出发，所设计的方案，良苦用心不该受责备，终是徒劳无益，拯救不了宋王朝的衰势，扼制不住纸币滥发和贬值的颓势。

其子袁甫的救楮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反对计亩征楮，一个是论会子流通四戒。

宋理宗赵昀端平二年(1245)，右丞相郑清之提出计亩纳会子的办法，回收流通中的纸币。其具体办法是，凡人户有田一亩者，输会子一贯，分为六限，每限半个月，三月而足。时为中书舍人兼崇政殿说书的袁甫，曾面奏皇帝，认为此为“人心最不悦⁽⁷⁹⁾”。且上奏《论履亩札子》，申述理由，既非理论上的争辩，又非政见上的不同，只是对于执行中的某些操作理念，或具体作法提出异议，以为关乎成败大事，“示信以释天下之疑，恤小以消天下之怨”。

示信。计亩征会时，所纳官会是由各州军截角以示作废后解送朝廷，还是由持会人自行截凿，袁氏以为后者为宜。因为“官司截凿，人户弗信，许人凿纳，大信乃昭。……许其自凿以纳官，则心不疑。则目前虽有输财之苦，亦知会少而价增，异日可以获利，庶几其不怨”。

恤下。计亩征会时，应从形势有力之家，与夫大寺观，大家巨室，官户豪强作起，“令州郡先催形势有力之家，立定期限，不许申展，一则顿改收买会价必然骤长;二则不堕势家之术，希望展限，以求幸免;三则贫小者见州郡严于大家，其心大服。……待大家纳足，后催中户……末后视所收多寡如何，斟酌事体，催贫小之户，或已纳数多，则朝廷施行宽恩，可使贫小者沾被”。当时的著名学者魏了翁(1178—1237)也有章折，为中下户求情，与袁甫观点相近，而吴潜(1196—1262)则替官户、寺观辩解，适成对立。朝廷后来果真只向官户和寺观计亩征会，或与袁甫等人力辩有关。

袁氏奏札给我们的启示，首先是一个再好的政策都有能否贯彻执行，最后达到预期目标的问题。其学问之大，不可小视，同样关乎成败的大局。大政方针确定之后，如何落实，由什么人来落实则成为问题的关键，同样不可马虎、大意。

嘉熙四年(1240)，第十六、七界会子已发行了五亿多贯，朝廷拟用第十八界会子按1比5兑换旧会子，时为兵部侍郎的袁甫上《论会子札子》，提出自己的救弊主张，有十条之多。

他批评当时的货币决策“屡变矣。然每变每失，而迄无成效”。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心“疑畏不定”，以致“两月之间，物价骤增，会价顿削，城市荒索，气象萧条”。虽无万全之策，亦该利大于弊，才是。而第十八界新会发行方案，他以为说得头头是道，“奈何事理未尽然也”。一是“十八界之既出也，则新旧三界杂然并行……愈多愈贱”。二是“新必为旧所牵而倒……民或不受，必致交争。用于民则甲信乙疑，官司强以官陌，必致商旅不通，店肆停闭”。三是兵券“万一群起愿得新会……朝廷于新会既未尝有蓄积……(发行机关)将何以应之?”四是发行机关一年所见“见(现)钱不过二百万贯。……假使朝廷果能尽将上件一千万贯截凿……何足以消此(民间旧钞)四十九千万贯之数?深恐旧会必且益贱，物价必将愈贵”。五是如果“税赋径令用新会入纳，此声一播……不知三总所(发行机关)及户部将依民间入纳时价折支，以给兵券耶?抑将别有一项会子，准备陪(赔)贴，以给兵券耶?不贴陪，则诸军岂无喧哗之忧?贴赔，则三总所户部宁无不继之虑?”六是每年三总所户部支见钱，如“拟于朝廷桩积钱内支拨……其数有限……朝廷纵欲强总所之听命，而总所以军情有请于朝廷，辗转纷纭，恐终不能夺总所之说”。七是朝廷“期望新会之意甚切，但谈河止渴，何救目前?入纳纯会之害先见，而随手便可易钱之效难必”。八是“若每贯作五贯折支，则在官之数未免平白折陷;若每贯作一贯行使，则在上之令自行背驰”。九是在民终不肯舍钱，于会终不肯蓄，“终不肯舍，则钱不得不重;终不肯蓄，则会不得不轻”。十是一片之楮，“上下相示，贵于明白洞达。使其不毁，何名为毁，毁则当明，何名为暗。端平(1234)所行，正缘有截凿之名，无截凿之实，徒滋民之疑惑，非所以昭大信于天下”。归纳起来，愿皇上力持四戒:一曰戒三界并用，二曰戒轻变钱会中半，三曰戒空竭升、润桩积(贮备)，四曰戒新会子不立界限，此四戒“决不可犯”。

其实，袁甫所反对的关键是“新旧三界并用”，兑换延宕，物价腾踊，市场荒索。所以他主张“尤当作急措置，并力趱趣(抓紧)，务在速办。然后一朝尽行换易，举五六十千万之旧会，悉易以十千万之新会。工夫靠实，效验可立致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恐怕也是理想成分太大，难以实措，见到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