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间谍大较量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性军事对抗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逐渐减弱,而以科技、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竞争则日趋激烈。现在评价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关键取决于是否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目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重点已由相互威胁的军备竞赛转向相互赶超的科技、经济竞争。一场全球性的经济竞赛由此如火如荼地爆发了。

很明显,现代的经济竞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信息和技术的竞赛,单纯的资源优势与地理优势已退出主要位置。正如美国作者彼得·施特在《友善的间谍》一书中所称:“信息和技术是当今经济竞争和全球市场发展的关键所在,谁能掌握它,谁将在竞争中获胜。”因此,在经济竞争中,经济技术情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自身经济情报的安全与尽量获得竞争对手的经济情报,成为决定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当前的国际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情报的竞争。争夺经济技术情报成为许多国家政府、企业与情报机关的一致行动。有人诙谐地说:这是一场不亚于核战争的经济情报争夺战。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收到英国秘密情报处误发给它们的一个文件袋,其中一张纸上列出了香港所有接受秘密情报处情报评估服务的客户名单。英国秘密情报处的官员对此非常坦率:“我们是一个贸易国家,所以我们将尽可能帮助工商界。”他们并不掩饰地说:“冷战后秘密情报处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经济技术情报。

不仅美国、日本、苏联在经济技术情报方面你争我夺,闹得不可开交,欧美其他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跻身经济情报战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早在50年代,法国间谍就因为窃到了苏联航空发动机的秘密,使法国航空工业与苏联的差距缩短了10年时间。到70年代,法国的情报机构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更为娴熟自如。包括“纽约的银行家、远东的商务代表、欧共体布鲁塞尔总部的官员”在内的数千名法国情报人员中有15%～20%的人员对美国、其他西方国家以及日本进行经济间谍活动。

法国情报及反间谍局后来的领导人皮埃尔·马里翁取得了法国经济间谍活动的一系列重大胜利。1981年至1982年,他的情报机构使巴黎从印度政府那里得到了一笔20亿美元的交易。法国依靠当地一名情报人员同印度签订了“对美国不利”的合同。另外,他们还帮助法国邮电局、航空公司和其他企业击败了美国人。1987年至1989年,法国国外安全总局在IBM公司和美国其他电子公司驻欧洲的分公司中招募经济间谍,为法国的布尔机器制造公司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与科技情报。

1995年4月,法国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业和技术情报协调机构——提高竞争力和争取经济安全委员会,领导所有对外经济技术情报的搜集工作。成立不久他们就截获了美国一直升机制造公司向中东国家的秘密报价,使法国直升机公司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12架战斗直升机的合同,算是报了美国人抢走“空中客车”生意的一箭之仇。

以色列间谍更是身手不凡,他们竟然偷走了瑞士公司用法国专利许可证生产的“幻影”式飞机的几乎全部图纸。在1968～1969 年,仅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偷去的秘密图纸、文件达4.5万页,约2吨重,令人咂舌!

经济间谍搜集的情报非常广泛,从国家的经济决策、预算、计划到投资环境、产业和市场、金融、流通、产品更新等各方面的秘密资料,从尖端科学技术到特产工艺,从企业的经营管理到商品的费用、成本、销售、广告、商务谈判的意向及其他各项商业秘密,无所不包。其中重点是科技情报、科技成果以及尖端技术、特色工艺等。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经济、科技大国,每年的科技投入高达2500多亿美元,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致使其成为各国商业间谍“猎鹿”的乐园。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列出23个将美国公司作为获得情报对象的国家,日本、法国、以色列、韩国等国都出现在黑名单上。他们各存各的心态,各怀各的绝技,却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向美国经济、科技秘密,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日本人知道,情报工作绝非“空手道”,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但他们手中的银子并不完全是直接购买情报,而主要是把成批的研究人员送到美国,让他们学习美国的语言文化,尽可能融入当地社会,在法律边缘绕圈子,公然大方地搜集信息。仅在1988年,日本送往美国的此类“研究人员”多达52000余人。

同时,日本在美国建立了大量的所谓“研究开发公司”,这些公司的规模通常很小,其业务既不是“研究”,也不是“开发”,而是紧紧盯住美国大学的实验室,抓情报搞信息,并组成互相协作的情报网。

与“日本流”面灿似莲、舌巧如簧的“阴柔”相反,“法国派”则是硬派功夫,颇具“阳刚”之气。

法国大搞美国的经济情报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关乎法国产业生产”的国防、航空、航天等战略性高科技情报,对此可“盗”可“买”;二是一般经济情报,侧重点是美国的经济政策、贸易合同及谈判底牌等,目的在于知彼助己。法国一些情报机构专门负责通过窃听电话、截取传真等手段缴获此类情报以帮助法国公司。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官员认为,“有了这种情报帮助,在竞标时抢到合同的机会就大增,而且可随时洞悉对手的计划”,这样,“法国人就会把我们挤出市场,即使其产品不及美国货也不愁销路大开了。”

在拉脱维亚某军事基地里,出没着一些保安警察。奇怪的是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保安,而是操作着西方制造的间谍设备,截取着军事、外交以及商业方面的电信。据美国《读者文摘》披露的一份“尚未公布”的法国官方报告称,这些法国人是为了截获包括美国在内所有与俄罗斯有商业关系的西方国家公司的商业秘密,报告夸口说,他们能“事先知道几乎每一个前往俄国的商务团体的行程”。

不但是大国,像以色利、韩国这样的小国,在经济间谍活动方面也同样不甘落后。以色列平均每年从美国得到几十亿美元的援助,但按中情局的说法,它却是“所有盟国中对美国最积极从事间谍活动的国家”,因而被美国斥之为“以怨报德”。以色列窃取美国商业秘密的目的有其自身的特点,即不但是为了提高本国的工业水平,还把从美国搞来的经济、科技情报转售给第三国,谋求政治、经济的二次获利。

韩国经济间谍也颇具特色。其一是所谓“情报报国论”。韩国人认为,帮助国家尽快发展经济,追上发达国家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能够通过收集经济情报促进本国企业的发展,也就是件光荣的事情了。有一段时间韩国电视台甚至公开讨论这一话题,把本不那么光彩的“偷”变成了一种罩有“道义”与“公益”光环的神圣使命。其二是所谓“寓谍于侨”。韩国在美、英、法有大量侨民,他们同样具有浓厚的“报国”思想,也就成了情报机构最理想、最现成也最方便的接触对象。

德国谍报专家、预备役将军佩绍·杜克洛在题为《经济间谍活动是冷战后时期的武器》的文章中指出:“经济间谍活动过去和现在都应当是国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首次把对经济间谍的评价上升到了国家化和合法化的高度,对本已激烈的间谍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上,确实有许多国家把经济间谍活动列为了该国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的一个环节,从而在经济情报战场上,你偷我窃,你争我夺,相当多的国家都卷入了这场可怕的“游戏”之中。你偷我的技术,我窃你的情报,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许多国家都像残暴进食的鲨鱼,在追逐他国企业的商业秘密。日本、前苏联、美国、以色列,为争夺经济强国的地位,相互间使尽了招数。他们用偷窃科学技术的手段来缩短科研周期和节省费用,致使工商业间谍战像瘟疫般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