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脆弱性

12.1.2　金融脆弱性

1.金融脆弱性的概念

金融脆弱性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其研究却可以追溯到Fisher和凯恩斯，甚至自金融机构成立之初，就奠定了金融脆弱的根基。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金融动荡只发生在相对封闭的金融领域内，金融风暴发生前宏观经济状况良好，金融动荡与实际经济的联系甚微。传统的从外部宏观经济角度来解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这迫使人们放弃传统的思维方式，从内因的角度即从金融制度自身来解释新形势下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金融脆弱性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金融脆弱性一般来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的更易失败的本性；广义上是指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泛指一切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包括信贷融资和金融市场融资。

2.金融脆弱性理论

1）金融脆弱性理论的早期研究

早期经济学家对金融脆弱性的阐述主要从货币和信用的角度入手。马克思在论述货币的支付手段的功能时就已经指出，支付手段使得商品的流通过程可能会出现断裂，某些债务人不能按时支付欠款时，就可能会引发整个债务关系乃至商品流通过程的连锁反应。

凯恩斯论述货币脆弱性的角度有所不同。他把货币需求分为两个部分：交易动机和投机动机，因为投机动机的存在，一部分人会保存货币待购或者是把货币当作财富的贮藏手段保留下来，典型的是处于流动性陷阱的情形时。这就有可能造成货币收入和支出的脱节，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及经济危机的爆发。

Fisher是最早开始对金融脆弱性机制进行较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尤其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是由过度负债产生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引起的。Fisher指出银行体系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基础的恶化，这是从经济周期角度来解释银行体系脆弱性的问题。负债－通缩理论对1873—1879年美国经济不景气、1929—1933年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具有很强的解释意义，Moulton利用这一理论对上述两次危机产生时的情形做出有说服力的描述。但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因而无法进行定量的测算。财富容易受到未来不确定的影响，所以，负债－通缩理论难以解释财富效应。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是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根源，所以早期的理论十分强调经济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后来的研究开始淡化经济周期的影响，而认为即使经济周期没有到衰退阶段，金融脆弱性也会在外力或内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激化成金融危机。特别是在金融市场膨胀发展之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渐渐脱节的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有一种自增强的趋势。

2）金融脆弱性理论的现代研究

Minsky和Kregel研究的是信贷市场上的脆弱性，不同的是Minsky是从企业角度研究，而Kregel是从银行角度研究。

金融脆弱性假说：企业角度。Minsky最先对金融脆弱性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解释，形成了“金融脆弱性假说”（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他对资本主义繁荣和衰退的长期（半个世纪）波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延长了的繁荣期中就已播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Minsky指出，借款公司按其金融状况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抵补性的借款企业（Hedge－financed Firm）。这类企业的预期收入不仅在总量上大于债务额，而且在每一时期内，其预期的收入流也大于到期债务本息。他们在安排借款计划时，使它的现期收入能完全满足现金支付要求。显然，这些公司金融上是最安全的；第二类是投机性的借款企业（Speculative－financed Firm）。这类企业的预期收入在总量上大于债务总额，但在借款后的前一段时间内，预期收入小于到期债务本金。因此，投机类企业存在债务敞口，在前一段时间内，他们为偿还债务，要么重组其债务结构，要么变卖其资产。由于这时的市场条件可能与借款时不同，该企业因此而承担不确定风险。因而也可认为投机性的企业就是那些一期又一期地滚转其债务，或用其债务进行资金再融通的公司。第三类是“庞兹”借款企业（Ponzi－finance Firm）。这类企业在金融上是最脆弱的，他们将借款用于投资回收期很长的项目，在短期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应付的利息，而长期收益也是建立在假想的基础上，预期在将来某个较远的日期有个高利润能偿还其累积的债务。为了支付到期的本息，他们必须采用滚动融资的方式，并且不断地增加借款。这种企业的预计收益是基于那些需要很长酝酿形成时期才能成功的投资。在短期内，它的现期收入甚至不能满足利息支付的要求。在经济出现繁荣形势的诱导和追求更高利润的驱动下，金融机构逐渐地放松了贷款条件，而借款企业受宽松的信贷环境的鼓励，倾向于采取更高的负债比率。越来越多的企业显现出风险较高的两种金融状况，即投机性和庞兹性，而抵补性企业的数量减少。经历了一个长波经济周期的持续繁荣阶段之后，经济形势开始走向反面。此时，经济已为衰退做好准备，任何引起生产企业信贷中断的事件，都将引发生产企业拖欠债务和破产，企业反过来又影响金融部门，导致银行破产。

Minsky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这种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特征：一个是代际遗忘解释（Generational Ignorance Argument），指由于上一次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很久，一些利好事件推动着金融业的繁荣，贷款人对眼下利益的贪欲战胜了对过去危机的恐惧。因为人们认为当前资产价格的上涨趋势将持续下去，于是推动了更多的购买。此外，银行的道德风险将代际遗忘的时间大大缩短。另一个是竞争压力解释（Rivalry Pressure Argument），指贷款人出于竞争的压力而做出许多不审慎的贷款决策。在经济高涨期，借款需求巨大，如果个别银行不能提供充足的贷款，它就会失去顾客。很少有银行能承受这种损失，因此每家银行都向其顾客提供大量贷款，而不顾及最终的累积性影响。由于从借款开始高涨到最终的结账日，期间的间隔可能很长，以至于发放贷款的银行从来不会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后果而直接遭受损失。Minsky的这些观点来自Simons，此外还有一位更早期的而且更著名的芝加哥经济学家Veblen。

安全边界说：银行角度。为了更好地解释Minsky的金融内在脆弱性理论，Kregel引用了“安全边界说”。Kregel认为人们极其缺乏决定长期投资项目收益的知识，因此借款人过去的信用记录没有太大意义。他认为商业银行的贷与不贷偏好依照惯例或其他金融机构的普遍看法，以及参照其他银行正在贷什么项目。经济扩张、安全边界与信用记录权重的相互配合，使他们都变得很自信，没有发现信用风险敞口正在扩大，于是产生了金融脆弱性。

Diamond和Dybvig提出了著名的D－D模型，并论述在金融市场上有可能存在多重平衡。他们指出对银行的高度信心是银行部门稳定性的源泉，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主要源于存款者对流动性要求的不确定性，以及银行资产流动性的缺乏。在此基础上，Jacklin和Bhattacharya研究了由于生产回报不确定性带来的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明确提出了可能引起挤兑的因素，并认为挤兑是由经济上相关指标的变动引起的“系统性事件”。Greenaway和David等人指出，一个安全和健全的银行体系是实质经济体系稳定的必要条件，而银行储备资产比率的变化对货币供应有着重要的影响。银行体系的脆弱性需要国家出面提供存款保险以减少挤兑的发生，但这又会恶化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银行脆弱性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热潮。Frankel和Rose，Sachs，Tornell和velasco以及Honohan等的研究强调了对外借款尤其是外币面值的短期债务，对测量通货膨胀和货币风险程度起着重要作用。保罗·克鲁格曼认为道德风险和过度投资交织在一起，导致了银行的脆弱性，而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的隐形担保和裙带资本主义也是导致脆弱性的主要原因。

3.金融脆弱性的常用衡量指标

凡是影响金融脆弱性的因素都会通过一些经济金融变量反映出来，因为金融脆弱性可以根据一系列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度量。关于指标的选取各国有所不同，但大同小异。世界银行（World Bank，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于1999年联合发起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me，FSAP）就代表了对这种系统性评估的需求做出的反应。1999年5月WB和IMF推出并进行FSAP试点，9月对试点项目进行中期讨论。IMF在其公报中对该项目表示支持。2000年3月，全面总结试点工作经验教训，两董事会同意继续开展项目并扩大范围，并提出指导意见。2000年9月，项目进展汇报。2000年12月（IMF）和2001年1月（WB）对FSAP进行第一次评估，认为是“加强IMF双边监测体制下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督的首选工具”。2001年3月起，向成员国推广。2003年进行第二次评估，2005年进行第三次评估。FSAP的目的是在基金组织的双边监测和世界银行的金融部门发展工作中帮助成员国强化金融体系，全面评估和监测成员国和其他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脆弱性。

FSAP的目标是对稳定和发展问题进行一体化的分析和评估，主要内容包括金融部门总体稳定性评估；金融部门执行和遵守有关标准、准则和良好实践情况的评估；金融部门改革和发展及必要性评估。FSAP提出的金融体系稳定性评估框架包括三个方面：宏观审慎监管、金融体系监管效率的评估、金融基础设施健全与否的分析。FSAP的评估方法主要包括：①标准和准则评估。根据国际标准和准则，评估一国金融部门执行标准和准则的情况。FSAP项下涉及的标准和准则目前最多涉及9个领域。②金融稳健指标。金融稳健指标是基金组织为监测一个经济体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稳健程度，以及金融机构客户（包括公司部门和居民部门）的稳健程度而编制的一系列指标。它包括核心指标和鼓励指标两大类，用以分析和评价金融体系的实力和脆弱性。③压力测试。压力测试是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可能对金融体系稳健性带来的影响，来对金融部门的风险和脆弱性进行评估。FSAP评估的风险主要来源于利率、汇率、信贷、流动性以及资产价格的变动。压力测试是FSAP中主要的分析工具之一，通过定量分析测试金融机构甚至整个金融体系抗击冲击的能力，从而判断、监测金融机构出现风险的可能性。

欧洲中央银行（ECB）成立了专门的金融脆弱性工作小组，展开对金融脆弱性的初步研究，具体将指标分为三类：一是关于银行系统健全的指标；二是影响银行系统的宏观经济因素；三是危机传染因素。

我国金融脆弱性指标体系设计基本框架如下。金融体系脆弱性具体包括：①金融市场子系统脆弱性（权重20%）；②银行子系统脆弱性（权重40%）；③金融监控子系统脆弱性（权重20%）；④宏观经济环境子系统脆弱性（权重20%）。但有几点说明：一是关于衡量脆弱性程度的界限值的确定，主要参考了国际通用标准和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有个别指标是根据历史数据先计算出平均值，然后依据偏离度来确定其安全性。二是数据处理，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将具体的指标数值映射为相应的分数值。例如，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1%，所处的脆弱性程度为安全，将8.1置于该区间上限为6.5和下限为9.5之间，（8.1－6.5）/3＝53.3%，然后按照相同的比例映射到对应的脆弱性区间0－20，则指标的分数值为10.7分，其他的类似计算。三是脆弱性程度综合分数的计算，各个子系统以简单算术平均计算，以银行子系统综合分数计算为例，其公式如下：B1＝（B11＋B12＋B13）/3；整个金融体系脆弱性程度的综合分数计算以加权平均计算，其公式为Z＝（A1＋2B1＋C1＋D1）/5，考虑到我国银行系统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特殊重要性，将银行子系统的脆弱性权重确定为2，其他三个各为1。

从量化处理的结果可以发现：近十年来我国整体金融脆弱性水平大体上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十年中有六年处于脆弱性程度令人关注的状态，1993年为最高其脆弱性综合指数为59.7分，十年脆弱性综合指数平均水平约为49.9分，我国整体金融脆弱性问题令人关注，尤其是银行系统脆弱性程度偏高，十年平均水平高达59.94分，比整体金融脆弱性水平高出10多个百分点，成为影响我国整体金融脆弱性的主要诱因。就各子系统对整体脆弱性的影响来看，1995年以前四个子系统脆弱性按由高到低排列为：银行子系统，宏观经济环境子系统，金融监控子系统，金融市场子系统；而从1996年起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金融市场子系统由第四位上升到第二位，2000年金融市场子系统对整体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因子高达23.2%，比1991年的8.8%翻了2.64倍，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脆弱性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4.中国金融脆弱性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发生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倒闭的事件并不多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银行一旦出现较高的风险时，政府往往会迅速介入并通过行政性手段强制化解风险的结果。但是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问题仍是不容小视的，2004年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表报告指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中国为全球金融体系中最为脆弱的金融体系，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如果清除与重组，要用5万多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4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0%。随着我国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金融深化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规模与速度也与日俱增，金融业所蕴藏的风险将逐步显性化，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问题成为一个严峻的课题。

1）中国金融脆弱性的特点

当今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和融合也逐步加深，但是作为一个刚刚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大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散，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十分健全，金融创新相对滞后。因此，中国的金融脆弱性有不同于别国的一些特点。

（1）不良资产率高　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可以代表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而银行体系脆弱性高低又受到不良资产率高低的直接影响。随着我国近些年来的金融改革，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2007年以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同国外银行相比较高，尤其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城市商业银行，见表12.1。较高的不良资产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处置的成本代价也会越来越大，并且有风险扩散和导致银行危机的可能。高的不良资产是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一个缩影。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将会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效率，对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造成巨大危害。中国金融市场在加快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加速处理不良资产将会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虽然近几年国内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已经保持在了安全的水平，但和其他国际银行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截至2006年，在沪外资银行不良资产率仅为0.58%，在京外资银行不良资产率仅为0.36%。

表12.1　国内大型银行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　　　单位：十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各银行年报、穆迪公司相关报告。

（2）流动性脆弱　对金融机构而言，流动性脆弱往往是指其持有的资产流动性差或对外融资能力枯竭而造成损失或破产的可能性。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到期的债务，银行业、非银行金融业对客户提取现金的支付能力不足。一般来讲，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越大，其资产流动性越差，应付意外事件冲击的能力也越弱。据统计，我国国有企业中，自有流动资金不足30%的占80%以上，国有商业、外贸企业自有资金不足10%的占9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一旦企业经营出现问题，贷款就难以收回，既影响贷款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调节作用，也加大了银行支付困难的可能性，使银行信用风险加大。

（3）资本充足率低，资本结构不合理　资本充足率是一个用来衡量银行体系资本与资产风险预防程度相对而言是否充足的重要指标。它表现为总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值，是衡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和稳健性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国际银行业监管的重要指标之一。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一直被过低的资本充足率所困扰，2006年底全国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仅为1.36%，总体拨备只有156.8亿元，拨备覆盖率只有14.78%，总体防范风险的能力不足。如果把国有商业银行有限的资本金同其损失类资产相比，显而易见国有商业银行抵抗风险的能力是较弱的。图12.1为2007年底中国与其他国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的对比。其中中国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为6家H股上市银行的平均值。2009年，美国在经受次贷危机冲击的情况下，如摩根大通和高盛的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了10.2%和14.5%，而资产规模急剧收缩的花旗在第三季度的资本充足率也达到12.7%，至2009年年末，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五家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0.86%，仍低于外资银行。

除了资本充足率低以外，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结构也不合理。这主要表现为其中绝大部分是核心资本，而附属资本的相对量较少。在西方的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中，尽管有着“附属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的100%”这样的规定，但在新增资本中，附属资本的增长速度是十分迅速的，这一点也值得引起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重视和借鉴。

图12.1　2007年不同国家和地区银行体系中资本充足率与不良贷款率比较

资料来源：各银行年报、穆迪公司相关报告。

（4）存在道德风险　金融脆弱中最难控制的是道德脆弱。所谓道德脆弱，是指当行为人不必对其不当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时，就会放纵这种行为的发生。商业银行的道德脆弱涉及授信业务、存款业务、表外业务和财务活动。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体系来讲，市场脆弱、信用脆弱的控制都有可资借鉴的成文规范，有一套有效管理风险的产品。但是，对道德脆弱的认识，道德风险管理体系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控制的软约束，越来越成为金融脆弱频发、群发、骤发的重要因素。道德脆弱与其他金融脆弱相比，隐蔽性很强，不出事则已，出了事很大，往往损失已经形成。而且，道德脆弱破坏力极大，可以顷刻间摧毁一家强大的银行。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了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倒逼机制”、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强制贷款”和“逃废债务”三大弊病，加上改革开放所引发的“文化碰撞与超调”以及“法律臣服于权力”、“立法滞后”等现象，整个融资领域的信用基础与法律环境遭到强烈腐蚀。环顾整个市场体系，那些“被欠”的经济主体会立即在“欠”中找到平衡快感抑或干脆奉行“蓬齐对策”以债偿债。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制度，同时提高银行内部经营人员的风险意识，努力规避道德风险对我国金融系统带来的损害。

（5）盈利能力低　盈利能力是关乎商业银行持续经营的重要因素，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与银行的经营风险有着密切的联系。简单地说，银行的盈利能力越强水平越高，资本则越多，抵抗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大，也就越能在更高的安全系数范围内保证银行稳健运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主要有收费收入以及业务多元化的缺乏、运营效率低下、拨备和税项过高等，在反映银行业利润率的各项指标中，我国商业银行都表现出利润率过低的特点。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在净利润增长26.3%的前提下，盈利达到65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花旗银行2010年1～3月份，一个季度内实现净收益44.3亿美元。

（6）市场结构不合理　我国银行市场结构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为主要特征，这四大银行占据了银行市场资产和负债的绝大部分份额。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垄断并不是直接构成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因素，其中关键在于占据市场主导的这四大商业银行虽然规模庞大，但是盈利能力较差、效率较低，所掌握的金融资源与其经济贡献度不成正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垄断地位是由政府的行政权力所赋予的，而不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在行政权力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四大银行的相对垄断严重阻碍了其他金融力量的生长，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福利。客观地讲，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存在几个较大的金融集团会有利于稳定一国的金融体系，但反之，如果这几家超级银行出了问题，其波及面会更大，负面影响也更深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也是必须进行的复杂审慎的系统工程。

表12.2　2007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负债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7年数据整理得出。

2.中国金融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作为一个经济体制转轨国家，中国金融脆弱性的形成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既具有一般性（例如与美国相同都存在道德风险、监管缺失），又蕴含其特殊性（例如特殊的体制转轨时期与政府的宏观干预）。中国金融脆弱性是多年积累起来的，是国民经济各方面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既与体制转轨、国家干预、信用环境问题等外部因素有关，更与金融监管、银行经营、银行业内部人道德风险以及金融结构等金融体系内在结构密不可分。中国金融脆弱性是众多因素综合影响、最终引致金融内生因素发生作用的一种结果。

1）中国金融脆弱性的内在自发机制

（1）融资机制　目前，我国贷款方式单一、信用约束低，贷款的集中与分散程度不合理，融资机制单调，一方面“超贷”、“超借”扩大信贷风险；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对企业贷款的资金80%依靠存款解决。这既加大了银行利息负担，又造成了信用链条不稳，一旦经济生活中出现问题，银行经营就会出现危机和风险。

（2）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的高负债经营　与国有银行相比，国有企业享有的自主权更大，基本上是能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主主体。国有企业在资金不足时，虽然是以债务的形式从国有银行融通资金，但其背后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更为关键的是国有企业本身具有预算软约束的特征，具有追求扩大规模的内在冲动。规模扩大使国有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国家资源，经营者可以得到更高的待遇，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更强。反过来，政府同意企业破产的可能性越小，要求银行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的可能性也越大，同时负债的增加也加强了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谈判实力，迫使银行不断追加贷款，贷款越多，银行经营者越不希望该企业破产，导致国有企业破产可能性随着债务的增加而下降。于是，国有企业在积极扩大贷款规模的同时，“赖账预期”也在不断加强，破产的可能性却在不断降低，于是理性的国有企业必然会选择高负债经营。事实证明，长久以来，我国企业一直高负债经营，在这些高额负债中，90%以上都是银行贷款。

在我国，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比例只有5%左右，商业银行长期承担了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功能；另一方面，随着加息周期的来临以及金融投资产品的蓬勃兴起，储蓄存款出现增势减缓的势头，贷款长期化与存款短期化、贷款流动性降低与存款流动性增强两对矛盾并存，银行资产负债期限明显错配，银行“短借长贷”的矛盾凸显，导致银行流动性风险不断加大，金融脆弱性不断加强。如果再加上人为的因素，如“道德风险”、“隐性赤字”、“金融腐败”等，则会使金融体系更加脆弱。

（3）金融机构内控机制及管理状况　我国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长期以来是偏低的，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统一的法人管理体制，缺乏有效的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管理松弛，内控薄弱，违法违规经营和金融案件不断发生。同时不得不承认，我国金融业从业人员存在这两个突出的问题，即人员数量庞大及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总的来说，由于银行的管理水平低或者是内部控制机制不严，容易发生资产错误配置问题，造成资产质量低下。当银行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逆转时，银行危机就会爆发，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4）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和内部稽查监督手段　我国对于金融脆弱性理论的研究还没有特别深入，致使我国的金融机构很少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金融脆弱性问题。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的不断向前推进，金融机构大都沉浸在金融衍生品所带来的刺激与惊喜之中，往往忽略了风险。同时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履行监管职能的过程中，由于风险监管的经验不足，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的措施不够完善，在金融规则的制定方面也存在着一定滞后，还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控制并化解金融脆弱性，成为当前我国金融脆弱性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透过此次次贷危机可以看到美国金融机构风险意识淡薄与金融监管的缺失，这为中国金融机构敲响了警钟。

2）中国金融脆弱性的外在冲击机制

（1）经济制度的转变　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金融业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不是十分严重，可以说我国金融脆弱性是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转轨过程中的各种弊端导致了我国金融脆弱性各种生成因素的不断积累。在经济转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许多旧体制下适合的规章制度即使还没有正式废除，在实际中也已经失去了效力；而相应的新规章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是名义上建立了而实际上还没有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某种“制度真空”、“规则真空”，这就为金融脆弱性的产生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在经济转轨时期，银行既面临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定风险，同时也经受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所特有的风险的考验。

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制度真空”，同时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弊端，例如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投资主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够稳定、产业结构高度的区域趋同性等。因而金融脆弱性以更快的速度生成和积聚，处理起来也更加困难。

（2）政府的干预　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快速发展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强力控制，如：制定一系列法律制度和内部规范，要求银行按政府意愿行动，打击民间一切融资活动，控制国有银行的人事权，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绝对股权控制等。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加速了本国的工业化的进程，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越积越多。在政府和国有银行联系紧密的情况下，国有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准财政的角色。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一些本应该由国家政策性银行和财政承担的融资业务和改革成本，“金融财政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国有银行形成积累的大量不良贷款。此外，来自政府的各种审批项目，银行仍然无法抗拒。种种信贷资产质量不高的贷款项目，都形成了我国国有银行业的资金风险隐患。2010年，随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的飞速发展，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也在急剧膨胀。大规模的投融资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居高不下的举债。2010年初的短短几个月，地方债务已经从4万亿元飙升到7万亿元，以各种变相形式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形式发行的地方债没有纳入到地方预算，举债资金使用的预算约束不到位，透明度和规范性都不足，都容易酿成风险。

脆弱的金融体系在政府这一强大系统外在力量支撑下，许多矛盾一时难以显现，所以可以继续运作。只是我们必须警惕：政府因为经常通过非通胀的金融动员手段来弥补其公开或隐蔽的财政赤字而与金融体系捆绑在一起，那么这种“捆绑”究竟能维持多久呢？

（3）信用环境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对市场经济来说至关重要，信用和法制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两个轮子。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广泛存在着失信问题，这给金融业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在我国，目前支撑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是国家信用。国有商业银行并不是凭借自身实力而是在利用国家信用吸收存款，国有商业银行的负债实际上构成了政府负债的一部分，成为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于是“存款立行”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也成为金融脆弱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因为所有者是国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事实上已经转变为国家信用，无论是民众还是客户，都认为国家银行绝对不会倒闭，对银行的风险熟视无睹，银行因此而缺少来自外部、社会的有效监督。此外，在产权不明晰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不同经济主体间的博弈会更加普遍和突出。在金融体系中，由于博弈，商业银行允许企业借新还旧，对企业债务进行重整；为降低不良资产，政府对银行债权实行债转股和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等政策，由于这些政策在机制设计方面考虑不周，蜕变为变相地豁免债务，打击了守信企业，破坏了信用秩序，反而出现了一些负效应，使得部分企业出现了观望的态度，甚至影响了一些经营良好的企业也不愿意归还贷款，这就导致了我国信用环境的缺失。此外，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等多种因素的复合作用也助长了诚信的缺失，成为加速金融脆弱的催化剂。

（4）国际背景　当前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金融体系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我国的金融发展带来了一些促进作用，同时也带了不利影响。首先，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容易扩大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美国次贷危机掀起了全球金融巨浪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其次，国际资本流动还会加快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染；最后，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扩张会使银行体系越来越脆弱。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我国必须按照有关协议的规定，逐步开放金融服务领域，也会加大国际资本对国内金融的影响，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实施效果，从而影响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