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课题所处的20世纪初期正是决定人类历史走向的一个关键时刻：西方的欧洲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端，英、德、法等强国都已完成或即将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2]，正为争夺欧洲及世界的主导权而激烈角逐。美洲的年轻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虽然已经在经济上后来居上并击败了老牌的欧洲强国西班牙夺取了古巴与菲律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它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新手，但这个高举民族自决与门罗主义两面大旗的新手也颇令欧洲列强心生忌惮。在亚洲只有后来维新成功的日出之国经过两次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分别击败两个老大帝国并与日不落帝国结盟而脱亚入欧，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摆脱殖民地命运而完成工业化的唯一非欧洲国家。[3]日本就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把对外扩张的矛头指向地处近邻的中国。它带给中国的除了战争、租界、浪人、政治借款和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还有从事经济扩张的工业投资资本（尽管很多也是借来的）。
外资即国际资本流动中外国投入本国的资本，分为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又称对外直接投资，它是指投资者投资于国外的工商企业，直接参与或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获取利润。它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它以谋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投资者通过投资拥有股份，不单纯是为了资产的经营，而且是为了掌握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通过经营获得利润；二是它不仅仅是资本的投入，还包括专门技术、生产设备、管理方法以及销售经验等的国际转移，是经营资源的综合投入。[4]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有四种：（1）投资者直接到国外开办独资企业，设立分支机构、附属机构等。可以通过建立新企业和全资收购国外现有企业来进行；（2）购买国外企业的股票并达到一定比例；（3）同国外企业共同投资，开设合资企业或合营企业；（4）投资者利润的再投资。投资者将在国外企业获得的利润不汇回本国，而再投资于该企业，也属于国际直接投资行为。北洋时期日本在沪纺织业投资即属于第一类的国际直接投资，也有少部分包括了第四类的利润再投资。
北洋时期日本在沪纺织业投资是日本在华纺织业投资（日本一般称为“在华纺”）的主要部分，是日本在华投资中除满铁以外最大的单项产业投资，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对研究日本在华投资具有指标性意义。因此，研究在沪日资纺织业，不仅有了解近代日本对华投资与经济侵略的关系，也有助于全面地评价外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以及近代外国对华投资的意义。今天虽然已经是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地球村时代，但是对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包括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利弊）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具有很大争议的课题。以史为鉴，研究北洋时期的在沪日资纱厂的投资发展，对于当代中国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也无疑具有参考作用。
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纺织业都是主要的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对国计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创立现代棉纺织企业的根本目标就是满足人民日常消费并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市场的占领。李鸿章在其建立中国第一家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和以后的华盛纺织总厂）的奏章中指出：“查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余两。洋布为日用所必需，其价又较土布为廉，民间争相购用，而中国银钱耗入外洋者实已不少。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疋，冀稍分洋商之利。”[5]事实证明，在李鸿章十年专利政策的保护下，纱厂取得了高额利润；而在《马关条约》授予外国在华设厂权利后“一股外国资本的急流”被引入棉纺织工业。[6]
日本的棉纺织工业在几经试探后开始在中国上海落地生根：1902年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上海支店长山本条太郎收购上海的中资兴泰纱厂；1905年又以白银5万两租办中资大纯纱厂，经营效益良好，遂在次年收购更名为三泰纺织株式会社。1908年三井将兴泰与三泰纱厂（后为上海纺第二厂）合并，正式成立上海纺织株式会社，资本银100万两。这两个试办的纱厂取得成功之后[7]，又有内外棉在上海纱厂的示范，日本的棉纺织资本才大举注入中国。
到一战爆发前（1913年），在沪日资纱厂3家，拥有111936台纺机、886台织机。仅次于英国纱厂。日本大规模投资中国纺织业则在一战以后，1914—1925年，日本在中国共建立纱厂33家，其中设于1914年的2家，1917年3家，1918年的2家，1919年和1920年各1家，1921年5家，1922年8家，1923和1924年各4家，1925年3家。[8]日资纱厂在中国发展如此之快主要是英美产品由于受到一战的影响基本退出中国市场，日本国内纺织业则由萧条转为繁荣，积累了强大的资本力量；次之则由于1918年中国对进口棉货重定税则，进口棉纱布赋税都有增加，而在中国设厂制造则能够避开关税阻碍；再次，欧战终结后，日本国内纱厂重陷萧条，缩短工作时间，而战时订购的机器正好转入正当繁荣的中国。于是就出现了1922年前后日资纱厂的投资建厂高潮。1925年后，日本在华纱厂基本不再新设工厂，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到1927年，日本在华纱厂拥有纺机1383千台，占中国总数37.31%；拥有织机13371台，占中国总数46.93%，[9]但是日资纱厂的生产能力则远远超过其纺织机器所占比重。
研究北洋时期日本在沪纺织业投资，首先，有助于人们理清日本对华纺织业投资的脉络，以此为契机探讨日本对华投资的动机、过程和影响；其次，借助于政治经济学和帝国主义理论的分析，判断日本对华投资在经济侵略中的作用；借助于现代化理论和经济学、投资学的分析，解读日本对华投资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或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最后，通过拙作，厘清诸如日本对华纺织业投资的资本来源（来自银行、商人抑或普通民众，是否有官方背景）、投资数额等基本史实。总之，希望通过本书对日本投资上海棉纺织业的研究总结吸收外资的历史经验和利弊得失，借鉴于历史，有资于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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