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开启贡献教科书第一乐章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原籍浙江海盐，出生于广州，14岁随母回浙江海盐。他凭借自幼严格而扎实的读书训练，先后中秀才、举人、进士，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走上仕途。甲午战败后，张元济在1896年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提到：“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唯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3]1897年初，身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在北京创办了“专讲泰西诸种实学”^[4]的通艺学堂（严复起名）。他在1898年6月16日受光绪帝的召见，后因戊戌政变而被“革职永不叙用”。^[5]他将通艺学堂的全部校产造册移交给京师大学堂后结束了为期六年的京官生活，而后携家南下上海，经李鸿章介绍入南洋公学任译书院主事兼总校。“译书院开办时间尽管仅有短短五年，却编译出版了60余种图书，无论在校内还是在社会上，都以新颖的思想内容、精美的编印质量受到人们广泛的赞誉。”^[6]

1.主持出版《原富》等西方社会科学名著

南洋公学创设于1896年，为了解决学堂用书的问题，《南洋公学章程》中写道：“师范院及中上两院学生，本有翻译课程，另设译书院一所，选诸生之有学识而能文者，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令择要翻译陆续刊行。”^[7]1898年冬，南洋公学译书院成立（1903年停办）。张元济为保证译书品质，聘请日本人细田谦藏、稻村新六为顾问，聘郑孝桎、孟森、杨志洵为校订，后来公学教师李维格、伍光建、黄国英、陈诸藻参加翻译工作，同时还向院外著名翻译人士严复、吴文聪、王鸿年等约稿。在京城时张元济就与严复交往甚密，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之后，更是多次与严复商讨译书之事（已知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现存张、严来往信件近20封，上海图书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存类似信件约20封）。盛宣怀创设南洋公学译书院“初以练兵为急务，故兵学居多，理财商务学校次之”^[8]。到1901年6月，译书院“已经批有十有三种，……尚有译成兵政八种，理财一种，商务二种，学校三种，税法一种”^[9]。

1901年清政府实施“新政”后，张元济致书盛宣怀写道：“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10]1902年盛宣怀在《奏陈南洋公学翻辑诸书纲要折》中指出，“论选书，则政治、史学较天算制造为难。……则凡有关乎学校、科举、理财、练兵之政治、法律诸书，均待取资，势不容以再缓”^[11]。南洋公学译书院注重编译政治、商务、教育等书。“张元济以两千元代价买下《原富》的译稿，答应给严复二成版税。”^[12]1902年10月，校印精美的《原富》一函八册出版，在最后一册末页还专门印有“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学译书院第一次全书出版书经存案翻刻必究”之声明。张元济和郑稚辛还为《原富》一书编制了“中西编年及地名人名物义诸表”。严复译的《原富》经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各省各地的学校、书馆等纷纷前来订购，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深远，一时间洛阳纸贵。1902年10月，《原富》最后还印有南洋公学译书院已经编印的书目，有《支那教案论》《政群源流考》《英国枢政志》《英国文明史》《英国财政志》《世界通史》《法学通论》《欧洲商业史》《欧洲全史》《日本近政史》《社会统计学》等共计60种。南洋公学译书院的一些学术译著虽然没有以教科书命名，但作为公学学生的必读教科书在校内使用，也在校外发行。

2.编译新式学堂教学用书

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1年10月5日，张元济致书盛宣怀写道：“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岂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知也。”^[13]南洋公学译书院秉承“译书尤为兴学之基址。……选课本以便教育”^[14]，注重编译中小学教科书，“为学堂计，以外国寻常小学校、高等小学校课本，备将来各省中学之用。……西学课本条理秩然，侭足备当世之取材”^[15]。通过1902年10月译书院出版的《原富》广告页可知当时南洋公学译书院已出版的新式学堂教科用书有《格致读本》4本、《中等格致课本》8本、《小学图画范本》4本、《化学》11本、《蒙学课本》3本、《大本蒙学课本》1本、《代数设问》7本、《心算教授法》1本、《物算笔算教科书》4本、《习字范本》4本、《几何》3本、《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3本、《万国地理教科书》1本，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南洋公学师范生自编的《蒙学课本》。《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戊编“教科书之发刊情况”记载为：“光绪二十三年南洋公学外院成立，课程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6种，由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叔逵等自编《蒙学课本》三编。”^[16]这套教科书首次呈现了德智体发展的教育理念，首次将国民素质与国家的兴盛联系起来，首次介绍了严复的《天演论》，首次选编有西方寓言，首次叙述华盛顿砍樱桃树故事……“是为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17]

1902年夏，南洋公学学生雷奋、杨荫杭、杨廷栋留日归来，到译书院任职，后致力于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译和编著，如杨荫杭编译《名学教科书》（1903）、杨廷栋著《法律学教科书》（1903）及编辑《法制理科教科书政治学》（1908）、雷奋编著《国家学讲义》（1909）和《地方自治讲义》（1909）等。

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印东西教育、政治、经济各书以为成才之助，开启了他贡献于中国现代教科书事业的第一乐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出版《原富》是我国近代最早实行版税制度的一则实例，后来他在商务印书馆利用丰厚的版税向学者名士约稿，如1907年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张元济就代商务印书馆洽定，特约蔡元培在德国为商务印书馆编书，每月致酬100元，其中一部分汇德补充学费，一部分留供家用。蔡元培编写的中学堂用《修身教科书》（署名为蔡振，共5册）中第4、5册就是他在德国期间编成的。在《原富》中，张元济首次使用了广告页，后书坊大量在出版的教科书中印制自己书坊教科书的各类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