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的中国外债

近代中国外债，产生于鸦片战争以后，产生的原因，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侵入、中国财政主权的丧失和清政府财税危机。清政府被迫举借外债，以应对巨大的军费支出和巨额的战争赔款。本章就鸦片战争后至中日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入和军事侵略造成的恶果，以及所举借的外债述略如下。

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侵入

1840年的中英鸦片贸易战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经济落后于欧洲的一些国家。

欧洲的一些国家在14-15世纪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16-18世纪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18世纪下半期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新局面，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了大机器工业。

而此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自16世纪中叶以后，虽然也在封建经济内部萌生了资本主义因素，但发展的速度极慢。直到19世纪30年代，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仍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未导致自然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仍无踪迹。

资本主义萌芽甚为微弱，工场手工业数量甚少。中国与欧洲一些国家之间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差极为悬殊，在经济制度方面，相差了一个发展阶段。

清政府统治集团禁锢在紫禁城内，对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势和发展趋势是不了解的，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因而不会顺应社会潮流，主动地发展对外贸易，加强与世界经济联系，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而是抱残守缺，虚骄自大。18世纪末，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一封书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国人出海贸易，禁止许多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对来华的外国人做了种种苛细而不必要的限制和防范。这样的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对人民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有人指出：“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与断港慌岸之间。……一船之蔽，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耶？沿海居民消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

这种政策虽然也限制了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具有一点自卫作用，然而这种落后的、消极的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遏制侵略国家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扼杀生机，阻碍中国的发展，使得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侵略别国。越是落后国家、落后民族，遭受侵略越是严重。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改变在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寻找到了一种能够打开中国市场的商品——鸦片。从此鸦片大量输入中国，1800年为4570箱(每箱100～120斤)，1811年为5091箱，1821年为5959箱。到了1838年至1839年，已增至40200箱，比1821年增加了574％。鸦片贸易给英国商人和英国政府带来巨额收入，而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鸦片贸易使中国由出超国变成入超国，大量白银外流，造成严重银荒。鸦片摧残了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生产力。1838年林则徐调查了苏州、汉口等地情况，主张坚决禁烟。清政府出于利害关系考虑，面临数十年后将无可用之兵、无可筹之饷的危机，确定了禁烟政策。面对中国的禁烟，英国的鸦片贩子和工商业资本家发出阵阵战争的鼓噪。1840年4月，英国国会通过了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决议。1840年6月，一支包括16艘兵船、4艘武装汽船、28艘运输舰的英国“东方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以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为直接原因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了。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两年。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主要内容为开放五口，自由贸易，重订关税，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元等。鸦片战争是英国侵略者一手挑起的，但它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共同要求。英国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之后，美、法等国接踵而来，趁火打劫，与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也纷起效尤，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等国，都先后前来中国要求签订通商条约。清政府根据“一视同仁”的妥协投降原则，来者不拒，一概应允。这样一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不止向英国开放，而且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破坏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在中国构建了符合他们根本利益的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外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占据了大片中国领土，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最为重大的有：(一)割地、开放商埠与划设租界。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成为英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侵略中国的一个据点，在世界东方的一个商品转运站。1842-1894年期间，在条约中强迫中国在沿海、沿江、沿边直到内地对外国开放了34处商埠。外国人不仅可以到这些商埠自由来往通商，而且可以划定居留区，后来形成租界。1845年英国首先在上海划设第一个租界。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英、美、法、德、日、俄、意、比、奥等9国，在上海等15个地方共划设37处租界。这些租界成为中国法权不能管辖的特殊区域，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国中之国”。(二)外国人享有协定关税税则权，并由外国人掌管海关行政权。《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两年后，在《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协定关税的原则被固定下来，不经外国同意，中国不能自行修改海关税则，中国丧失了税则自订权。更有甚者，1853年，英、法、美三国乘机夺取上海海关行政权。接着又把上海海关代管制度推行到其他各个通商口岸。1859年英人李泰国被任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5年，英人赫德在北京成立总税务司署，成为掌握中国海关大权的机构。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的功能。(三)外商外轮还享有种种中国商人和中国商船不能享受的特权。《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商船可以在各个通商口岸停泊，所载货物，在一口纳税后，即可在中国沿海贸易。从《天津条约》起，外国商船在长江一带各通商口岸俱可通商，这样又获得了内河航行全。各国还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当一国向中国勒索到某种权益时，其他国家“利益均沾”，照例享受。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军事威胁和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割地赔款，山河破碎，丧权辱国。外国资产阶级向中国倾销商品，强购原料，开办企业，掠夺了大量的财富。清政府是背着“天朝大国”这个沉重的包袱，套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被拖上近代化历程的。

二、中国财政主权的破坏和清政府财政危机

关税自主，这是每一个独立国家最基本的权力之一，也是保护本国经济，调节本国财政的重要手段。《南京条约》规定的“协定关税”就是要中国大幅度降低税率。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则彻底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1856年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以清军失败而告终。清政府又与英、法、俄、美签订了《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等条约，规定增设通商口岸，还在长江沿岸开放了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外国人可以在内地游历经商；关税税率明确为“值百抽五”，中国赔偿英、法军费1600万两。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最大的收益是建立了子口税制度。所订条约规定，外国商人经营进出口业，只要领取子口税率，一次交纳货物价值的2.5％即关税半税，各项内地税均可免除，“无论远近，概不重征”。1876年，中英签订的《烟台条约》则将子口税的受惠者范围扩大到经营洋货的中国商人，使西方资产阶级更可以扩大倾销商品，使清政府的财政受到更大的打击。

外国侵略者对中国海关的劫夺开始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1854年，英、法、美国驻沪领事乘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清地方政府无法履行职权之机，迫使清苏松太道吴健彰同意成立关税管理委员会，由三国各出一人组成。1859年，英国人李泰国被任命为总税务司，各通商口岸海关的税务司也都由外国人担任。1863年，英国人赫德继任总税务司。1865年，赫德在北京设立了总税务司官署。赫德自1863年起担任总税务司，到1909年去职回国，共达45年之久。他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当时就有人指斥赫德，“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偶或侵之，颠蹶立至。吨钞数及百万，本国家自有之利源，乃一意把持，据为己有；浮标灯塔，行海之耳目，亦习焉不察，举而授之。……貌类忠诚，心怀鬼蜮。……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

18世纪90年代初，海关税收占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0％左右，仅次于地丁，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执掌海关大权，实际上控制了中国财政。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财政体制是皇室财务与国家财务分别管理。总管皇室财务的机构是内务府，总管国家财务的是户部，二者各成系统，各有固定的收支项目。清政府称其财政原则为量入为出，各项收入有定额，支出的项目也是固定的。在承平年份，收支相抵，略有结余。遇有战争或严重天灾等特殊情况，入不敷出，就动用库存，或采取捐纳、捐输、报效、盐斤加价，等等，增加收入。经常性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是田赋、漕粮、盐税、关税、杂税和耗费。经常性的财政支出分为中央政府的支出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中央政府的支出主要项目为军费、俸禄、驿运经费、教育经费、水利经费和其他支出。地方政府支出的主要项目是治安费、地方机关行政费、杂项开支等。从总体上看，清政府的财政大多数年份收大于支，国库贮存白银多时近9210万元以上，即使到1839年国库结余也还有725万余元。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以后，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打败。美国、俄国、德国、日本等列强像一群虎狼，扑向中国。反侵略战争中耗费大量军费，战后侵略者又勒索大量赔款。如《南京条约》中规定中国赔款2100万元；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索取赔款2105万元；《中俄伊犁条约》规定平赔款900万卢布，合银500万两以上；1884-1885年法国侵略中国与越南的战争，中国用去军费1974万元。赔款不能按期清偿，还要支付一大笔利息。这些军费与赔款，成了清政府财政上的沉重包袱，使清政府财政转向困难。到19世纪50-70年代，清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陷入危机。陷入危机的原因包括：(一)反侵略战争的军费和战后赔款；(二)纳税人抗税抗粮；(三)用于镇压以太平军为主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的军费大大增加；(四)清政府财赋收入压缩了；(五)兴办洋务企业，新增经常费用，财政拨款甚巨。面对财政困难，清政府采取了一些节约开支的措施。但是节支的款项，对于巨额经费来讲，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三、清政府摆脱财政危机的措施

进入18世纪50年代，清政府考虑到政权存亡，便不顾一切，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加财政收入，以摆脱财政困难与财政危机。

（一）增添田赋附加

1842年以后，田赋与漕粮的定额没有大的变动，主要是通过增添附加来增加田赋与漕粮的收入。田赋附加是由征借次年钱粮演变而来的。借征即预征，预征的次年又不能减免，故改借征为按粮随交津贴，田赋银一两，加征津贴一两。各省附加的名目繁多，不胜枚举。附加数额不断加重，轻者为正税的1倍，重者达5～6倍。以后，田赋与其附加，又由征收实物改为折征货币(称为“改折”)。折价的随意性很大，凭官吏一句话，即可提高折价，时人称改折为“勒折”。

（二）兴办厘金

厘金是1853年清政府为了筹措军事而实行的一种临时税收，后来推行全国，成为一种正式税收。征收时分为两类：一是行厘，抽之于行商，为货物通过税；二是坐厘，抽之于坐贾，为货物交易税。就课税原则言，有从量的，也有从价的，税率一般值百抽一。习惯上称1％为一厘，故称厘金。厘金基本上是地方政府收取，每年上缴给中央政府一部分。由于税率的制定，还是关卡的设立，均由各省自行其是，因而各省无论交通要道还是穷乡僻壤，到处设关卡，以致行销国货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税率也呈上升趋势，多数省在4％～10％之间。各省厘金收入也相当可观，1886年，户部的报告数字显示，该年为2202万余元，几乎占当年租税收入的20％。厘金是损害本国商人经营的利益，是阻碍商业发展的一种恶税。

（三）推广捐例

捐例以出售官职、官衔、封典、学额，以补助财政收入。捐例分捐纳(向报捐人出卖官爵封典)、捐输(按商民报效银数给予的奖叙)，还有从劝捐中派生出来的劝借(富户认借，分期归还，另给奖叙，是一种早期的内债)。捐纳收入是以官吏素质的降低与社会风气的败坏为代价的。1826年清政府订有捐纳条例，规定了官爵封典的售价。鸦片战争后加以推广。售价时有涨落，并视官爵大小售价各异。例如京官中的郎中所需之银，1851年9094元，1853年7275元。捐外官中的道员所需之银，1851年15536元，1853年12429元。户部收捐纳银，1851年146万余元。1853年起，户部预颁空白文武职衔及贡生、监生执照给各军营粮台，以便随时填发捐纳者。这些捐纳收入归各军营粮台，并上缴一部分给户部。捐输分两种：一种是奖叙捐银者本人的；另一种是奖叙捐银所在地区的。1853年规定，根据捐银数额多少分别等差，赏给文武官衔；或加衔外另赏花翎、举人；或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该地区乡试名额和生员名额。这使有钱人捐输银两跻身官僚队伍，又使清政府获得银两缓减财政困难。

（四）发行纸币

1853年，当财政陷入走投无路时，用发行银票与钱钞两种纸币来解燃眉之急。这些不兑现的纸币，发行量无限制，从中央到各省都自行印发，有户部官票、大清宝钞、京钱票、局票，等等。据统计，1853-1861年间，大钱与钞票所发行量合银7927万以上，尚不包括各省和地方的发行数。清政府滥发通货，造成通货贬值。这是比赋税更为广泛的掠夺手段，在通货贬值过程中，实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将本属私人的财富变为政府所有。

（五）举借内外债

如前所述，清政府于1853年兴办的“劝借”，向富户暂时劝借银两，以助国用。认借后，政府发给印票，分期归还。这是一种早期的内债，但与近代意义上的内债有区别。劝借到期后，政府借口财政困难，按捐纳办法给奖或按捐输办法增加学额，就不归还了，成为捐例的别称。直到19世纪70年代，甚至90年代，政府才正式发行近代意义上的国内公债。所以清政府的外债早于实际上的内债。中国举借外债是同资本主义列强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及战后的勒索赔款连在一起的。1842年《南京条约》中规定偿补鸦片原价600万元，水陆军费1200万元，此外尚有行商积欠洋款，酌定300万元，作为商欠，由中国官为之偿还。三项合计洋银2100万元，在4年中分7次交清，如不能按期偿清，按年利率5％起息。英国侵略者妄图把2100万元的勒索赔款转为中国近代外债。但由于赔款按期偿付，英国侵略者的阴谋未能得逞。而300万元的商欠，应视为中国近代外债的萌芽。战前行商累欠的债务，应由行商归还，而经鸦片战争由官方负责代为偿还。

四、甲午以前的政治军事性外债

清政府的国家财政制度规定，所有借款都不准列入岁入中，同时早期外债均经地方政府官员或商人之手，债项、借款尚难有准确的统计。根据近年对清代外债史料收集、整理，从1853年起至1894年的42年间，出现64项外债，其中成否未详的7项。这7项是：

1865年3月，福建均需借款，库平银3000万两；

1887年，内务部借款，库平银50万两；

1887年，英商借款，英金15万镑；

1887年，电报局借款，库平银2500万两；

1890年，贵州清溪铁路借款，库平银30万两；

1891年，上海织布局借款，库平银10万两：

1891年，福建借款，英金5万镑。

除去成否未详的7项，共举借外债54项，款数折合库平银为9711万余两。主要债项为清政府向外国洋行、公司、银行及其他经济组织所举借的政治军事借款、工矿实业借款、铁路交通邮电借款以及财政金融借款，等等。择其要者，记述如下。

(一)上海洋商借款

1853年3月21日，江苏巡抚杨文定闻太平军攻克江宁，惊骇非常。曾致函上海道吴健彰，借用夷船。经交涉，“现雇英国、美国夹板船三只，议价银洋13000两”。同年11月29日，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许乃钊奏述“粤船水勇，极为得力，但习俗好勇贪利，凡接仗一次，即须给赏银十两上下，谓之买命之钱。虽每人所得无多，而合夹板拖罾等船计，将及二千人，费已不资，且火药丸弹价值亦复不轻，均系吴健彰竭力借挪，诸形棘手”。

1854年4月19日，吴健彰买到一艘轮船，名叫“甘普敦”号(Sir Robert Compton)，把它装备成为作战之用的兵船。这艘兵舰，在黄浦江上游，统率了许多小型战船，向上海小刀会起义军进行攻击。

向英美雇夹板船，购买“甘普敦”号轮船改装兵舰，再连同上海拖罾船原雇32船，加上水勇赏银，火药丸弹支出，皆系吴健彰向上海洋商借款。此借款的本金确数未详。从江海关洋税中扣还的洋商借款载：1855年11月5日(咸丰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起至1856年10月23日(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一届期满止，“扣还前道吴健彰预借洋商税饷银71342.532两”。1856年10月24日起(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连闰月，至1857年10月13日(咸丰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一届期满止，“扣还前道吴健彰预借洋商税饷银56385.878两”。上述1855年至1857年间江海洋税扣还数中可知，上海洋商借款的本息合计为库平银127728.41两。

(二)广东旗昌洋行借款

“因军需，罗掘已穷，计无所施”，1858年10月7日，由广东绅士伍崇曜开怡和行向美国旗昌洋行，借银32万两，交省库应用。经前任两广总督，会同海关监督，立揭粤语“揭”即“借”。银单13件。单内立明每银一两，每月六厘行息，限六个月清还。

此债项成因为军饷紧急。伍崇曜向美国旗昌号商人嗲嗲哪所借，陆续凑成32万两，由伍崇曜转交省库应用，并经广东总督部堂黄宗汉查收，由粤海关发给印票，奏准由粤海关税饷陆续给还。但在归还时，“嗣因粤海关征税入不敷出，久未给还，又经前署督臣晏端书暨前督臣毛鸿宾于同治年间，节次奏奉谕旨：‘著传谕伍崇曜家属妥为筹捐经理’”。理由是“户部于该省递年应行报解各款内，查有伍氏所开之怡和等洋行，积年欠缴捐输新疆军需，代赔万源等行欠项，应缴放关分头及积欠英商不敷款领藩、关、运、道各库银，统计3055000余两”载伍怡和等行欠缴分项银268万余两。并嘱两广总督毛鸿宾、广东巡抚郭嵩焘据实查明，勒限催解，准其先行拨抵，或允伍氏自行划扣。后经美国领事由关库还给，以符原认的裨理申陈，伍崇曜伍崇曜于1863年去世。家属伍崇晖等据理力争，旗昌行商反复劝谕，在非照原议将本银由关库给还，难以折服的情形下，广东巡抚郭嵩焘查明伍氏筹借军饷仍由关库拨还。1866年6月12日议定“俟英、法两国赔款清偿后，再过一月，每月在关税拨银八千两”，“户部按提解四成银内，照数拨出还给，以符原议，而清款项”。

(三)苏松太道借款

苏松太道借款共计五次，分别于1861年12月，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计规平银10万两，折合库平银91240.88两；1862年3月，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计规平银20万两，折合库平银182481.75两；同年4月，向英阿加喇银行借款计规平银40万两，折合库平银364963.5两；同年8月，向法商惇裕洋行借款计规平银30万两，折合库平银273722.64两；同年11月向英商阿加喇银行借款计规平银10万两，折合库平银91240.88两。苏松太道的五次借款合订规平银110万两，折合库平银1003649.6两。

苏松太道借款因出1861年上海被太平军重重包围，各路梗阻，商贩裹足不前。清军淞沪各防军饷，本以厘税为大宗，现上海市贸易停顿，军饷来源断绝，便由江海关道吴煦经手借款。五次借款的数额如前述，洋款利率不一，向英商怡和洋行分别为言明常年一分利息与按月七厘计息，向法商惇裕洋行借款言明常年一分二息，向英商阿加喇银行借款亦为年息一分。所借款项在商谈过程中英人阿查理曾提出“或以关税作质，或以地基作押”《顾久彬等致吴煦函》，同治元年。，最后均以江海关出票，其本银即在海关收税项下每月扣库银归还，其利均在借款内预付清楚。

苏松太道借款用途有列“因公缺用”，有列“抵入江助剿轮船租价”，均为吴煦带常胜军去金陵镇压太平军事。以吴煦向英商阿加喇银行借款为例，吴煦“带常胜军入江助剿，除勇粮及额支经费均经按月照章领放外，由杨道经手另雇轮船十七只专备助剿金陵之用。因白齐文延不启程，守候几及两月，共付轮船两个月租价十五万八千余量；又添购炮械、军火、攻具，修改轮船并备办煤炭、米粮、盐菜、暨轮船辛工伙食等项共银六万四千余量；又偿还英国水陆提督代购军火暨水脚等银二万九千余两；又白齐文及其伙朋生，借称添雇兵官制备零星攻具，先后支出银三万四千余两，英洋六万三千余元；又白齐文于偾事后，唆串中外商人捏追欠账一百余款，共银二十九万八百余两，又洋八万二千余元之多”。

(四)江苏借款

1860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李秀成率精兵间道奇袭杭州，3月间一举攻克杭州城。5月，江南大营被击溃，解除乐敦对天京的包围。太平军乘胜东进，连克常州、无锡、苏州、嘉兴等地，并一度围攻上海。与此同时，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1861年11月授权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归其节制。而后，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他们都是“借师助剿”的拥护者，成了“会剿”太平军的主持人。李鸿章仿照湘军营制组织淮军，乘英国轮船开赴上海。为筹集军饷，从1861年至1864年间向上海英商、美商借款多次，均称江苏借款。“以李公(鸿章)总统苏军，程君学启以行，率兵一万南援，檄方伯会绅具饷具舟。”1861年11月“计值二十五万千金(指规平银)，方伯召洋商贷金如数”。1862年4月钱鼎铭在江苏办理国防，赴皖请师，曾国藩与李鸿章议定，“移近镇江之师，告赴上海之急。钱鼎铭回至沪上，筹备饷银十八万两(系指库平银)，雇轮船五只，复来迎师”，意为钱鼎铭筹款顾船赴皖援李鸿章军到沪镇压太平军。同年，江苏因军饷支绌，复向洋商借款，仍由江海关道吴煦向洋商垫借，数目为254055两。在江海关洋税项下摊还。1863年，李鸿章又向上海美商洋行借款。

江苏借款纯属军事借款。1864-1865年江海关洋税支解银中扣下“给还洋商借款垫放军需八万九百九十两六毫”。

(五)福建借款

1856年10月，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挑起“亚罗号事件”。10月23日，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英驻华海军悍然进攻广州。旋因广州军民、港澳爱国同胞的反击，英军进退失据，不得不自1857年1月起陆续撤出省河，困守海面等援。1857年5月2日，福州英国领事F.h．海尔发出“拟为帝国政府向外商举行五十万银两的借款，其利率将为月息三厘，还本付息以本埠及其他贸易。此或为中国政府以关税担保举借外债之始。

1861-1862年，“闽省军饷支绌，前抚臣瑞瑸督同司道等百计图维，适有英、法各国洋商情殷向义，两次凑借银四十万两，于粤东应解闽饷项下汇还二十万两，本省自行措还二十万两。当据该洋商措齐缴库，军饷赖以敷衍”。404880两借款，内贴息银48880两。1862年5月间，“闽省西北两路，界连衢温各县，同时告警，又值台湾新华会匪滋事，库储已竭，需用孔殷。复借洋商银十万两，内贴息银一万一千两。统共本利银五十万四千八百八十两，内二十万两议明填给执照，兑至广东，抵完粤海关税，仍划作粤省应解闽省之饷。又三十万四千八百八十两，议在闽省海关税项暨洋药厘税项下，分期扣还”。

1864年，为购买船炮，经税务司向福州、厦门洋商借银15万两，议定一年归还，贴给息银12000两。由于未能如期归还，洋商展缓，加贴息银7300两，共计银169300两。统归闽海关福、厦二口洋药票税项下照拨归往，另行归于票税款内开报。

福建借款用途，均经李泰国、赫德向英国购买船炮，置办各项器物，买煤雇人，以及各项费用。

(六)新疆军事借款

1865年，清廷以伊犁被围，军情紧急，与俄国公使筹商汇兑伊犁饷银。“军营用项以粮食火药等项为大宗，该国既不能够汇现银，如肯赊借各项，即与汇兑饷银无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九，考8262。向英国伦敦银行借入的粮食火药及若干资金，由俄国派人送至伊城。其赊借各款酌议价值，向英国伦敦银行借英金1431664镑2先令(折合库平银4562237两)，分20年偿清。所借英金以偿还俄国。

(七)西征借款

(八)福建凑交西征协饷借款

福建巡抚丁日昌于1876年3月26日向洋商举借20万元，凑交西征协饷。“福建提前预解西征一年零三个月，计需银六十万两。兹于藩盐各库正款、杂款及兵勇本月应发粮饷内提借，罄其有，计共得银三十万两，尚欠三十万两。除在各项凑借，并由臣日昌与藩司葆亨，向洋行借银二十万两。以上共凑符六十万两之数，即日由轮船汇交沈葆桢处汇齐，解至左宗棠大营，俾应急需。”《军机处录副折》。

(九)福建台防借款

1874年，“谕：据总理衙门奏……据李宗羲咨称，日本兵船于三月有驰进厦门海口者，英水师亦选兵船往台湾迤南巡查。并闻日本购买轮船，装载军粮，法国及日本兵船均以抵厦，日本兵共八营俱在台湾旁起岸，欲攻生番。本月初始据李鹤年函称，日本水师官抵琅乔柴城一带，查看牡丹社等处形势绘图，并声称牡丹社系番界，彼自寻衅势难禁止等语。生番地方，久隶版图，与台湾唇齿相依，日本相距尤近。且各国均有兵船驶往台湾道，视为番界寻衅，势难禁止，实属不知缓急。见日本兵船已赴台湾，且有登岸情事，亟应迅筹办法。沈葆桢著授为钦差，办理台湾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重事权。福建镇道各官均归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俾与日本及各国按约辩论，而于征调兵弁船只，亦臻便捷”。沈葆桢奉旨后于1874年9月1日，为筹办台防向英汇丰银行借银200万两，“购制铁甲舰、洋枪、炮药、军械及防台一切经费”，“现与立约签字，订定先借银二百万两，续有借款，再行另议。其现立约内：议明以付银之日起，按西洋年月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八厘起息，十八个洋月之后，均作十洋年，本利归清。其利银每六个洋月为一期，俟付三期利银后，本银与利银，仍按六个洋月分批如期交还。每批还本若干，即停若干之利，分两平色，出入一律”。此项借款实际上仍以关税作担保，其归还，“拟请于粤海、闽海、九江三关所收四成洋税项下，每结拨还洋款各六千两；江海、浙海、镇江三关所收四成洋税项下，每结拨还洋款各五千两；江汉一关所收四成洋税项下，每结拨还洋款四千两；山海关所收四成洋税项下，每结拨还洋款三千两；津海、东海两关所收六成洋税项下，每结拨还洋款五千两。之于归洋款利银，统于闽海关所收四成洋税项下，就近按期拨还”。

1882年3月，两江总督张树声为筹办省边防，奏曰：“粤东地极南海，为泰西各国东道首冲。居今日而言，驭外之略，固圉之谋，非有横海轮船，无以折冲四境。张佩纶原奏，谓当责粤督治水师，诚识时务之论也。惟东省大小轮船二十余号，原为本省捕盗缉私而设，船炮俱小，皆不能驶行重洋，捍御大敌。近购英厂蚊船一艘，局绅温子绍捐造木壳轮船一艘，以之扼守虎门，尚虞不逮，则欲粤军自成一队，不得不别购大船。各国海部无铁甲不可成军。大铁甲战舰，购价每号在百万以外，粤之财力万不能及。不得已而思其次，必有铁甲快碰船二艘，大根拔二艘，护岸铁甲大蚊船四艘，方可为一小柱水师，精炼而勤搜之，内以严卫粤中各口，北与南北洋三军相应，南以游缴交州，庶声势较壮，不致为敌所轻。然而未易骤举者，内守未固，而远驰域外，非计之全也。饷无的款，而空言武备，非事之实也。”提出设法向行商借款200万两。1883年12月4日，户部议复广东筹解防拟借汇丰巨款。内称借用商款200万两，“据广东布政使刚毅等商之省中号商，铺户，均称一时骤措，力有未逮。惟香港地方汇丰银行资本充足，当即派员与该行经手人候选道罗寿嵩商定，借用银二百万两，先交银一百万两。按月七厘五行息，期以三年归款。其余一百万两先与订合同，随时提取，届时再行起息”。“此次借用银两，经委员与议定，统由粤省清还”。此为第一次借银。1884年2月22日提取，于1887年2月22日由广东省自行清还，共付本银100万两，息银184500两。《光绪丙戌年二月洋款续册》(抄本)。

1884年4月29日，两广总督张树声再向汇丰银行“先与议立合同，随时体用，再行起息”的款银100万两。此款原系备购铁舰，旋以海防无款，改作防费。“第二次借银一百万两，月七厘五毫行息，遇闰照加。前三次每年付息一次，不还本；后三年每年本息共付一次，归还本银若干，息即递减，六年期完结。”《光绪丙戌年二月洋款续册》(抄本)。此次借款由广东省如期还清，共本银100万两，息银462750两。

1884年7月28日，广东防急费重，张之洞致总署电，提出向香港宝源银行借银50万两。1884年8月5日，张之洞致总署电称：“借宝源银行五十万两业议定，已给藩司印条。惟银行须俟巴夏礼问明钧署有无其事，巴给银行回信方付银。”1884年11月3日，张之洞致总署电称：“前定借汇丰宝源各五十万之款，汇丰已借五十两，宝源议不成，亦并归汇丰共一百万。以符前案。”同年11月15日，总理衙门核准。是为广东海防第三次向汇丰银行借款。由于沙面恤款为数颇巨，张之洞向汇丰银行订借银143400两。“此项借款，适与海防案内第三次借汇丰银一百万两之款同时并借，是以该洋行即附入海防借款之内，一并订立同”《清季外交史料》第六卷，第31项。。第三次借银1143400两，按月七厘五行息，遇闰照加。前三年每年付息一次不还本；后五年，每年本息同付一次，归还本银若干，息即递减，八年期完结，均由广东省自行筹付，如期还清本银1143400两，息银645724两。

1885年2月2日，张之洞以粤饷不继，奏准“向汇丰再借五十万零五千镑，约二百万两，以应急需。照旧案七厘五加闰，但议为十年还，前五年还利，后五年本利并还”。第四次再借英镑，按外洋时价，每镑值银三两九钱八分五厘一毫四丝九忽，合银2102500.293两。

此外，粤省代借宝源洋行100万两，又第五次与汇丰银行议借75万镑，按外洋时价，合银2988816.822两。向宝源银行借的100万两，奏明分拨滇、桂饷各40万两，刘永福饷20万两。向汇丰借款75万英镑内，系奏明援台规越共100万两，台、越各半支用。

为广东海防，连续五次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共借款800多万两。

对海防借款与神机营借款，薛福成在光绪十六年七月初三日记中写道：“查旧卷光绪乙酉正月福建借洋款一百万镑，广东借洋款七十五万镑，均系汇丰银行经手。其七十五万镑后改为五十万零五千镑，合银约二百万两。闽款百万镑，合银四百万两。广东后又添借五十万镑，约银三百万两，周年利息八厘五毫，分作十年还清本利。乙酉二月神机营与怡和洋行订立合同，借洋款一百五十万镑，合银约五百万两以外，周年七厘起息，分作十年还清本利。”

(十一)神机营借款

神机营为清代卫军之一，1881年由署步军统领文祥创立，使用新式洋枪，守卫紫禁城及三海，并扈从皇帝巡行。

1885年3月，神机营向英国怡和洋行借英金150万镑，折合库平银500万两。通政使周家楣致吴子备书，内称：“近奉懿旨令户、工两部与醇邸面议，以神机营所借洋款五百万，本营止用百万，余拟购铜斤，以资鼓铸。愚意为此等重利之项，各国非为用兵不借，此时亟应购备兵船，万无他用之理，邸意谓然，而难于更易。越数日即奏懿旨，以二百四十万交合肥(指李鸿章)订购兵船，存心固未能一日忘国也。”

李鸿章奉拨神机营借款向英国阿模士庄厂、德国伏耳铿厂等厂订购船舰，以装备神机营。

以上是甲午以前外国资本给予清政府的政治军事性贷款的主要债项。此外，尚有：1878年，为创设海军向德华银行借入250万两，年息五厘五毫。1887年，为加筹海军经费，又向柏林汉堡的德国银行借入500万马克，年息五厘(亦作五厘五)，分15年还清本利。1884年，因广东财政枯竭，借大东英金50万镑，年息九厘，期限10年，分20年还清。1887年10月，因郑州河工紧急，向汇丰银行借行平银100万两，折合库平银968992两。1888年5月，郑州河工又续借100万两，年息七厘。还有1865年广东借款，1870年的新疆俄商借款，1878年的筹办要政借款，1883年的驻英借款，1886年的南海工程借款，1887年的三海工程借款，1890年的嵩武军借款，1890年的山东河工借款，等等。

上述政治军事性借款，多为地方政府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或户部核准，向当地洋商所借。就款额言，除西征借款外，均为款额小、期限短、利率高。举借政治军事性外债，一般以海关关税作担保。

五、洋务派举借的洋务企业外债

(一)洋务派对举借外债的态度

洋务派是清朝政治集团中一部分敢于面对现实的官僚。他们所从事的兴办洋务企业等活动，称“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洋务运动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清王朝之间的斗争处于胜负未分的紧张阶段，一部分官僚感到太平天国运动给清王朝造成的严重威胁，想借用外国军事力量扑灭农民革命战争，还借用洋商的财力来购买船炮武装清军进剿太平军及各地的会党起义。上海洋商借款、广东旗昌洋行借款、苏松太道借款、江苏借款、福建借款，等等，均属政治军事性的借款。

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绞杀下失败了。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官僚们也感到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祸害与凌辱，发出了“创巨痛深”的慨叹。他们对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有所了解，想要发愤图强，有所作为，主张“师夷长技”，进行以“自强”为标榜的“练兵制器”活动和以“求富”为标榜的经济活动。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军工生产，建立一支近代化的军队，达到“强兵”的目的。1861年8月23日，曾国藩上奏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四。

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到达上海后不久，立即开始购用外国军事装备及设立西洋炮局，并且指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因而，在各地创办军事工业，制造枪炮和船舰。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松江设立弹药厂，次年在苏州设立洋炮局，左宗棠也在杭州试造枪炮和轮船，等等。洋务派在建立了大批军事工业以后，即感资金的短缺，又以材料、燃料和运输的需要日增，在“求富”的憧憬下，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又兴办了一批民用的工矿业和运输业。其中主要的有：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沈葆桢在台湾开办的基隆煤矿，1877年李鸿章在河北开办的开平煤矿，1878年李鸿章在上海筹设的机器织布局，同年左宗棠在兰州开办的织呢局，1881年开平矿务局筑成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同年李鸿章开办的热河平泉州铜矿，等等。中法战争后，湘系的曾国藩、左宗棠先后死去，淮系的李鸿章实际上成了全国洋务事业的主持者。这时洋务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继续修造了一些铁路，开办了一些工矿企业。

在这些洋务企业中，商人投入了相当数量的资本。但是投资者不能决定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方向。实权掌握在为数不多的洋务派官僚和他们的亲信手中。出现“本集自商，而利散于官”、“昔年各局厂所集公司股份有名无实，入股者无不付之东流”《申报》，1888年1月23日。的情景，严重挫伤了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到了19世纪80年代，发售股票招徕华商资本日益苦难。洋务派面临“官款难筹、商股难集”的境况，不得不转向举借外债。

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洋务派对借洋款问题所持态度较为审慎。如淮系刘铭传曾提出借用外债修筑铁路的建议。李鸿章认为“刘铭传所拟暂借洋债，亦系不得已之办法”。但是他又指出：“借债之法有不可不慎者之端”，即“由我为主，借债人之毋得过问”，“不准洋人附股”，“由国家指定日后所收之利陆续分还”。对此意见，当然无可置疑。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各大型洋务企业几乎都与外国资本发生了借贷关系。

(二)洋务企业与外国在华银行、银行举借的事业外债

由于历史资料的散失和湮没，洋务企业究竟在甲午战争之前向外国资本借过多少债项，迄今还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根据目前尽可能搜集到的档案资料与前人研究中所提供的成果，择其主要债项，分述如下：

1.轮船招商局借款

1872年，李鸿章令朱其昂拟章试办。次年重订章程，招商集股，正式成立轮船招商局。它在官股支持下，集资100万两，通过分期付款方式，以官银222万两买下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财产。这是清末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承运漕粮、兼揽商货。名义上商办，实际上是官商合办，大权归官方掌握。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香港等地。由于经营混乱，资本周转困难。1885年，马相伯奉李鸿章命调查招商局后，提出改革招商局建议，“按商局情弊，费改弦更张，难期振刷”。此次整顿由“官商合办”改为“官督商办”。在甲午战争前，轮船招商局三次举借外债。

1884年10月，招商局“几乎倒闭，蒙揽公项，赖以周转；当时限定，凡动局款，自万金以上，须公议，乃唐道于年底回沪，辄以局中地基，押于怡和，借银二十五万，二十万归局用，五万则擅抵私欠”。此为第一次举借外债。

1883年法越纠纷，延未解决。1884年6月中法战争爆发。“海氛不靖，波及市面，存款纷纷提现，无法应付。”“至冬间，沪市钱庄歇业者十局六七，在局欠人之款一时无以归结，故暂将沪地栈产向天祥、怡和洋行押款七十四万三千余两，以清还各庄欠款。”规平银743000余两，折合库平银678000两。此为第二次举借外债。

1885年冬“洋商欠款陆续到期，需款孔急，而局款一空如洗，官商无可筹挪。由督办盛宣怀禀准李鸿章，以局产向汇丰银行抵借英金三十万镑，周息七厘，分十年还清；并禀准南北洋大臣，奏明俟外债还清，再行分年筹缴官款”。英金30万镑，折合库平银1217140两。此为第三次举借外债。

2.中国铁路借款

洋务派在兴办运输业中，铁路建设也是主要内容。1881年开平矿务局筑成唐山至胥各庄铁路；1885年至1893年，李鸿章主持建成了从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这些铁路建设主要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国库调拨有难，商股一时难以多集的形势下，又通过举借外债来解决资金的困难。

1889年5月，直隶总督李鸿章致醇亲王奕函，详陈借债修筑津沽铁路、津通铁路情形：

光绪五六年间，俄约事起，即有建议铁路者。鸿章盱衡北洋形势，以大沽为京师外户，其北塘至山海关各处口岸，皆为大沽旁门。一处有警，全局震动，设放患其难遍，征调患其不灵，非铁路不能收使臂使指之效。只因时论不韪，筹款维艰，未敢轻率请办。幸得殿下亲赴北洋，决疑定计，奏请兴修津沽铁路。鸿章额手称庆，以为铁路乃举世所疑，而殿下雄心毅力一闻鄙言，如石投水，诚千载一时为中国自强之甚。窃以津沽铁路既成，上至通州，下至山海关皆可次第观成，经费虽钜，而以通州客货之水脚及节省运漕之浮费，分年筹抵定可不请部帑，即为北洋创一经久之宏谟。时不可失，急起直追。是以于奏准后，即竭力招股，剋期办成，乃舌敝唇焦，仅照得商股银十万八千五百两。不得已于天津海防支应等局借拨银十六万辆，又以周年五厘轻息，向英商怡和洋行借用银六十三万七千余两，德商华泰洋行借用银四十三万九千余两，然后津沽至阎庄一百八十余里之铁路始得告成。鸿章详核出入账目并无丝毫靡费，旋即奏请接修津通铁流。奏准后，一面招股，一面按五厘轻息向英商汇丰银行订借银二百万两，议俟商股集到陆续划还，内先付银十三万四千五百余两，为勘路订料等用。迨停工候议，即将汇丰未付银一百八十六万余两停止不借。此数年以来，鸿章筹办铁路之详细缘由也。现奉懿旨，令就粤督所陈详议，鸿章断不敢稍执成见。惟是金通未办之路既拟停缓，津沽已成之路必须保全，现查唐山至天津铁路每月所搭客运货脚价银两，总在一万上下，每年至多收银十二万两，每月行车养路经费，必须用银九千两，每年至省须用银十万八千两。以入抵出每年仅余银一万余两，以之低付洋息，尚不敷银四万余两，其商股息银及大修经费且无着落，洋债索还更无着落。若不迅筹补救，已成之津沽铁路必不能保，未成之山海关铁路必不能兴。转瞬洋债到期，必不能缓。有初鲜终，贻笑中外，此鸿章所以日夜焦思而不能释也。

从李鸿章的陈述中，可知洋务派筹建铁路的缘由、经过，也可以了解建成铁路后的经营状况，更可看到建筑铁路经费之艰难以及举借外债的情形。

向怡和洋行举借的津沽铁路款，仿官票招股，但载明不便在欧洲市面刊报招股，允其私卖小票。1888年4月10日，伦敦怡和洋行商克钖克刊就洋文小票七百张送到中国驻英使署。“内编列爱(A)字号票二百张，每张英金五百镑，共英金五万镑。总计合符十五万镑之数，呈请签字钤印前来。本大臣当即核明，按张签字，盖用出使大臣关防。”《英署抄录》第二册。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举借外债在欧洲市场上发行债券之始。

1894年，为筑造津榆铁路又向汇丰银行借行平银20万两，折合库平银193760.9两。

3.湖北织布局借款

1888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开始向英国订购纺织机器，准备在广州设立织布官局。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遂把织布局的机器运到武昌，设立湖北织布官局。1893年1月建成厂房，开始生产，有纺锭3万枚，布机1000张。

在湖北织布局开工之前，急需用款，张之洞致电广州布政司王之春，内称：“目前鄂省布局开工，需用甚急，可否由广东善后局，代向汇丰暂用十六万，照章认息五厘。将来即以此项扣还，其息银由鄂认，目前即可照数扣出。”此为第一次借款。

1890年9月14日，张之洞致电广州藩台王之春，再向汇丰借6万。电称：“布局已开工，估需二十余万。前汇造厂订购华洋各料，已将用罄。务恳将造厂尾数六万，仍照前办法，托粤善后局向汇丰代借，即速汇鄂，利息鄂认。”9月23日，王之春回电：“布机六数，允照办。”

两次借款称“十六万”、“六万”，均系库平银，即16万两与6万两。

洋务派向洋行、洋商的借款，尚有：1885年平度金矿向汇丰银行借18万两，利率不详。1889年，湖北铁政局向汇丰借131670两。同年石门煤矿向礼和洋行借4万两，年利率15％。1891年开平矿务局向德华银行借20万两，年利率7.5％。

洋务企业向外国资本的借贷上述债项并非全部，同时借贷活动的时间也并非止于18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