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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学术生命长青

时间:2022-11-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与时俱进使许毅教授的学术之树长青。许毅教授的研究工作除了财经历史、财政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外,对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均有所调查与研究。他不顾年迈之躯,以惊人的毅力,长期奔波于祖国的大江南北,特别是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我与他在一起开会,研究与讨论的均是财政经济史问题。

《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着眼于对历史的考察,但其根本目的不是单纯地描述历史进程,而是通过对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让大家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及其社会性质。为了从更高的理论层次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许毅教授于2004年出版了专著——《中国特色论》。这部著作与《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可谓相辅相成:一个侧重理论的把握和现实问题的解决,一个注重历史资料的搜集与历史借鉴。所以我在这里有必要谈谈《中国特色论》一书。

《中国特色论》不仅反映了许毅教授历史的大眼光,也反映了他与时俱进的人生追求。他在前言中写道:“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变,但是它的具体应用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两者的相互适合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一定条件下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慢慢又会不适应于生产力的新发展,两者总是在动态的发展中获得平衡。在学术研究领域,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人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而逐渐向前发展的,具体到这本书中收入的文章而言,它们既是紧紧围绕着中国特色论这个中心议题而展开,同时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实际、与时俱进的客观反映。”

与时俱进使许毅教授的学术之树长青。而后又组织了全国从事中共党史、财经史的部分学者,对陕甘宁边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东、东北、中原以及东江、琼崖等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在各地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选编了31种、约4000多万字的财政经济史料。对其中一些较大的根据地,还编写出版了根据地财经史,共18种,约560万字。这些成果一方面回答了如何依靠落后的农村经济来支持革命的需要,进而由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另一方面也解答了如何解决落后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原理。

大家都知道许毅教授是我国财政理论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倡导者之一。他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公共消费”、“公共财政”等理论的影响,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逐步形成了有关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国家分配论”搞清楚了财政分配的对象是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分配关系与分配形式和分配活动的主客观关系,揭示了财政分配方式在不同生产条件下具有特殊的运行方式。改革开放后,财政分配作用有了变化,预算在社会分配中比重下降,客观上要求重新认识财政调控国民经济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然而一些人以为我国现在搞市场经济了,主张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消费论”、“公共产品论”改头换面地引入到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中来。许毅教授在《中国特色论》一书中,写了10篇文章,专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论”。

他在《财政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基础》一文中,对研究财政理论提出四个必须,即:必须明确财政学的地位,必须研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问题,必须明确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关系,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理论与西方财政理论的区别。在对上述问题分析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了“国家分配论”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内容十分广泛,概括其主要观点为四论,即:主体论(财政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制导论(分配的目的是制导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结构论(通过制导论,使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等建立在先进的科学基础之上)、机制论(研究利益关系,确定最佳的利益分配格局)。文章在最后提出:“为了适应时代对财政理论与财政政策提出的要求,在当前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通过对国家分配论的进一步完善,使我国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要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出发,在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创造性地发展财政学理论与国家宏观调控理论。要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发展观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思考,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论,又反对不加分析地使用拿来主义的洋教条以及狭隘小生产思维的经验主义。我们进行财政学研究,就是希望要在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过程中,广大财政研究工作者能更好地掌握研究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领会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科学的国家学说,使我国的财政学真正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的一部分,以更好地指导我国的财政工作。”在《建立广义财政学的倡议》一文中,许毅教授又写道:“建立广义财政学要从分配方式与生产方式、财政政策与经济运行、国家职能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出发,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财经工作的实践经验,借鉴各国经济学科的优秀成果,以生产力结构优化为核心,以要素分配与利益分配的协调为基点,完善与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财政理论体系,重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体系和分配方式。”

“国家分配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深化。许毅教授又写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学初探》、《从社会再生产角度出发,重塑财政学理论体系》、《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和财政职能,发展和完善“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论》、《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财政理论体系与实际工作规范》等文章,考察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了更深层次的解答,使“国家分配论”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

许毅教授的研究工作除了财经历史、财政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外,对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均有所调查与研究。他不顾年迈之躯,以惊人的毅力,长期奔波于祖国的大江南北,特别是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我与他在一起开会,研究与讨论的均是财政经济史问题。会上讨论的是历史,但是会议之余他又去考察当地的工矿企业和农村,召开小型的座谈会,获得最实际的材料。他把情况搞清弄准,进行研究分析,理清思路,提出解决方案,有的提供决策部门参考,有的做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写出学术论文。《中国特色论》一书的第四部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这方面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后,有人说,“初级阶段是个筐,说不清楚的问题往里装”。许毅教授不信这个邪,他要把说不清楚的问题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中的12篇文章,就是回答初级阶段理论中那些说不清楚的问题,包括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合理开发西部地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问题。

许毅教授对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立足于现实,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进行理论思维,其基点是开放的、辩证的、深层次的,使实践升华为理论,理论又直接服务于现实的改革和发展,因而其学术生命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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