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乾隆朝为高潮的流移进山第一阶段

（一）以乾隆朝为高潮的流移进山第一阶段

在流移原居地区的推力和秦巴山区客观上的引力以及主观上的号召力等多种力量的作用下，继明代之后，秦巴山区又一次成为四方流移集聚的中心之一。在第一阶段中，零星的流移进入山区早就出现，甚至可追溯至顺治年间。康熙初年，张德地经陕南历川北赴川抚任，“闻有川民避难汉中，即出示招徕，遂有杜文秀等一百一十五名口见臣告示，赴臣禀控，皆愿归还故里……备察流移之众，秦中最多，楚、滇、黔亦有”⁽⁴⁰⁾。在社会环境尚未安定之时，山内各州县间的人口流动同样存在，非止山外流移进入山区一种情况。汉中龙江乡谭氏《新建祠堂碑》载：“原籍系湖北郡，国初播迁于汉，居郡城之北郊……不数年复迁于兹，乃定厥居。”⁽⁴¹⁾表明即使较早进入的流移，也有在山区落居下来的。

康熙晚期，已见有较成规模的山外流移进山。康熙《西乡县志·招徕始末》记载，有湖南郴州桂阳县宁如先等，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自四川辗转落居陕南西乡县，然后回湖南家乡接取家眷，并在家乡联络了55户，男女约600人迁往陕南。又有湖南永州府零陵县陈咸亨等，亦已在西乡县获得土地，承顶钱粮，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回乡接取家口，亦同时招集有本地流移数百口。这两拨流移千余口尽管分别被湖广以违例为由而拦截，但却反映出这个时期流移进入山区的趋势，估计仍有流移未被拦截而进入山区。其他地方志中亦有反映。康熙《山阳县初志》：

鼎革以来，邻境之民有垦荒占籍者，有顶粮入版者，有招亲替户者，五方杂处。

阳邑林峦什袭，物产岂乏？胡邑人智力不施，弃货于地，而令牟其利者皆外地人哉！⁽⁴²⁾

流移的落居及其经济活动引起修志者的高度关注，表明流移的数量、地位皆已不可小视。

乾隆年间，流移进入山区形成了一次高潮。处于山区东部的商州，在乾隆七年（1742年）时人口已有较大幅度增长，达到了19197户，174531口，其中便有不少是流移落居的结果。⁽⁴³⁾其后，流移集聚益多。乾隆后期，时人每每论及陕南的流移积聚、垦殖状况，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著名学者、乾隆年间长期巡抚陕西的毕沅上《兴安升府奏疏》，疏云：

（兴安所在山区）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1772～1773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五方杂处，良莠错居。迩来风俗刁悍，讼狱繁兴，命盗案件甲于通省。⁽⁴⁴⁾

次年，毕氏又有《陕省农田水利牧畜疏》，其中讲道：

窃见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属，延亘南山，水土饶益，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穷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但疆里绵邈，高原下隰，闲旷尚多。近者山南一带添设府、厅佐贰等官，以资控制，将来拟令其详加相度，广劝耕屯，以无业之民而辟可耕之土，若成熟后按夫计亩，全活自多。即如乾隆四十三、四（1778～1779年）等年，两湖偶被灾，小民流徙，络绎前来，臣彼时阅兵汉南，目击情形，率有司妥为安插，分令就地开荒，男妇不下十余万人，俱得安然乐业，遂成土著。⁽⁴⁵⁾

在这里，我们已经很难看出陕西地方官府还有主动“招垦”的意思，毕氏所表达的主要是“收留”或“安插”之意，亦无太多特别措施。和康熙年间相比，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由此可知，此时的流移人口主要是自发的人口流动。但前后二疏所述，除具体时间略有差别外，大意基本一致，都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乾隆年间乃山外流移人口大规模进入山区垦殖的高潮阶段。

论者或据此认为流移大规模地进入秦巴山区，是迟至乾隆中期以后的事情，认定产生流移的起因是乾隆三十七八年（1772～1773年）川、楚等地的灾荒，而且商州地区的流移集聚比兴安等地还要迟。其实，毕沅的说法难免有简单化之嫌，清代流移集聚秦巴山区的具体情况不一，很难把具体时间定在哪一两年。相对而言，偏东部的商州、兴安较早，前面已经提到，乾隆初年商州人口已有显著增加，后面还将举出更多的例证，说明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前就有大量流移集聚秦巴山区。至于清代流移产生的原因，更是多方面综合因素造成的，绝非单独的哪一次、哪一地灾荒所能决定的。

乾隆晚期，曾任陕西按察使、官至刑部侍郎的王昶于商洛山中的商南县普谷河一带，见“河崖二百余家，多楚豫及皖人。明季商洛为贼薮，居民俘戮殆尽，故远方无业者来此垦种”。而此时的洛南山区亦已得相当程度开发，呈一派繁荣景象，“山势迤坦，高坡下陇皆植高粱、苞谷、荞麦、蘼子，人烟相望”。他还就山阳境内流移垦山的状况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自（商）州而东南，峰峰互抱，中通一线，石骨立无肤，如锯断，如斧削，树益荟蔚丛密，仰不见天日，深红浅绛，微黄浓绿，俨一幅锦绣步障。远人来种山者，先燔其树而倒之，故枯槎焦卉，欹侧岩谷。⁽⁴⁶⁾

王氏任职陕西长达十年之久，且亲往商州等地督办要案，所记应为亲身经历，切实可信。

后世所修各州县地方志，对这一时期的流移人口进入山区垦荒之事，亦大多有追述性记载。例如商州商南县，“乾隆二十年（1755年）后，江南安庆数县人襁负迁商，爰得我所，闻风兴起接踵者日益众，此商南有‘小太湖’之名矣”⁽⁴⁷⁾。又如洛南县，“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始有外来流民向业主写山，于陡陂斜岭之间开作耳朳、木筏，迨朳筏罢后，或种包谷，或种苦荞”⁽⁴⁸⁾。“乾隆初，中干山南老林未开，土地荒芜。及四十三、四（1778～1779年）等年，安徽、两湖数省屡被灾，小民流徙，络绎前来，多散布于山谷间，渐次开垦，安然乐业，遂成土著”⁽⁴⁹⁾。在兴安府洵阳县：

今流寓日多，大抵皆荆扬之人也。舍沃壤而趋硗土，伐木栖山，刀耕火种，岂其情哉！荆扬之乡视南山诸州邑不为狭，特为生齿日繁，口分之田，豪强兼并，较之南山诸州邑土广人稀则狭矣。而又宾至如归，主无欺客，故轻出其乡而不恤也。⁽⁵⁰⁾

这里明确指出了引起人口流移的两个主要因素：“生齿日繁”，“豪强兼并”，应是切中要害、颇有见地的。

在紫阳县，乾隆中期就因流移大量进入而发生众多的土客纠纷，时人有“紫阳地方，山深境僻，籍混人多，认地开荒，欺扰土著，逞刁健讼，遇事风生”之说。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在任的县令张志超即以调处土客关系而政绩显著。他认为：“一邑之荒地渐开，四方之穷民攸赖，况兹扶老携幼移家就食，土人固虞其欺扰，而有司何忍其流离？”⁽⁵¹⁾但是，远人新来，必须具结，编入保甲。⁽⁵²⁾

汉中府流移落居的数量同样可观，流移问题亦渐显露。乾隆末年所修《南郑县志》论及地方风俗，对此已有揭示。指出：“深山穷谷，垦荒辟土者多异地之人，睚眦启衅，讼狱滋多。此则阖郡皆然……”汉中府属西乡县之大巴山区也是“自高宗乾隆三十年后，川、湖、两广生齿日繁，人稠地窄，来南山开种者日益众”⁽⁵³⁾。随之有诸多川湖会馆的修建，成为有关省区流移大量集聚、落居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