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生期指与“香港金融保卫战”

第十二章　庄家战记

产生价格波动的部分行为机理是理性和明智的，另一些则是愚蠢和荒谬的。但是，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只要股票市场存在下去，这一现象就永远不会消失。

一、沪深第一高价股诞生记

亿安科技是中国股市的一个神话，然而这个神话是由庄家造成的。广东的4家投资顾问公司联手出击，以他们完美绝伦的坐庄技艺，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庄股。4家公司自1998年10月5日起，集中资金，利用627个个人股票账户及3个法人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买卖。利用如此大数量的账户进行股票交易，堪称一绝，不得不叹为观止。627人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如何在股市中步调一致，又不显山露水，其间的难度不言而喻，但亿安科技庄家做到了，而且几近完美。这好比是千军万马在进行一场军事演习，战场上硝烟滚滚，杀声震天，双方难分高下。引得无数路人驻足观望，跃跃欲试，当不断有外援加入战斗，庄家的部队却已悄然隐退，大获全胜。庄家造市和指挥技艺超群，此一绝。

庄家于1998年10月5日开始进入这只股票，当日的收盘价是8．2元，2000年1月12日最大持股量达到3001万股，已控盘85%，当日收盘价54．7元，庄家持仓成本大约是31．5元。以55元出货均价计算，庄家盈利应在7亿元左右。从这仅能得出一个结论，庄家进行频繁买卖耗用了大量交易费用。以股价上百元的6个交易日为例，共计成交74794万元，估计90%的量是庄家的，交易费用为74794×90%×1．5%＝1009．7万元。而同期清华紫光在百元高位仅延续了1个交易日，便雄风不再，自愧不如。千万资金作注，仅仅为博市场倾城一笑。庄家能轻松地左右K线走势，是以巨额的资金作为后盾，且为之付出惨重代价，此又一绝。

从股价上涨的频率来看，庄家与上市公司保持了极好的默契，两情相悦，亦步亦趋，可谓绝配。在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前5个月，庄家即开始潜伏其中，“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庄家永远走在散户之前。1999年6月当重组题材兑现时，股价已跃上了30元的台阶，而庄家已吸足了大部筹码。随着公司资产重组顺利进行，依贝视讯系统实现实质性盈利，1999年底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发电动车项目，公司经营前景一片光明，高科技股风范初显，股价跃上了50元台阶，庄家也完成了控盘霸业。所有铺垫已经完成，剧情仍在继续，公司于2000年2月推出极具想象力的纳米电池项目，股价也气吞山河，豪情万丈，并创下126元的天价。从其后公司公开的言论宣传看，似乎百元物有所值。利好不断，涛声依旧，亿安科技神话仍在世间传说，这一切都为庄家的最后谢幕做了最好准备。还有许多的人们沉浸在完美无缺的演出中，久久不散，“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最后的结局。

可以肯定的是，在操纵亿安的4家公司后面一定有一个关键人物。这个关键人物是谁？某财经杂志新一期卷首语的标题为：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就是公司董事长罗成自己。

问题是否真如传媒认为的那么简单呢？就在大家都猜测幕后高手是谁的时候，另一个人物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许茂公。

许茂公是亿安科技董事长罗成的好朋友，而罗成把许茂公看成高级私人幕僚。许茂公把自己的公司地址注册在亿安的物业下，公司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罗成的侄女，一个是罗成的司机。在这个问题上，罗成有些欠考虑，将操盘的公司这么明目张胆地注册在亿安科技。也有人说这不算什么。

罗成在消息上进行了一些配合，例如，发布与清华大学合作生产电动车以及进军纳米的消息。这样的说法让人浮想联翩。

一种可能是罗成对股市的操纵手段不了解，被许茂公给蒙了。对于一个热衷资本运作的上市公司董事长来说，这样的解释似乎不太行得通；另一种可能是，罗成即便不是蓄意和主谋，也是某种程度的助纣为虐。罗成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自己的私心的，至少他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些他希望得到的东西。

据了解罗成的人士描述，罗成这个人很聪明，他学东西学得快，但领悟得却不深，有点好大喜功。

在入主深锦兴之前，亿安集团一直在股市上投资。但自从上市后，罗成对资本运作就入了迷，公司员工的感受是，董事长从做实业到喜欢上了玩“空手道”。

罗成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是利益，还是膨胀的荣誉感，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一）许茂公何许人也

被中国证监会下了罚单的广东欣盛、中百、百源和金易4家投资顾问公司的“幕后老板”，是一个叫许茂公而且据说神通广大的北京人。

1998年10月，亿安控股开始物色借壳上市的目标时，许茂公就开始了其在中国证券史上留下印记的“投资”轨迹。当时亿安科技看中的目标包括深圳、吉林等地的几个上市公司，因为还没有谈妥，许茂公开始少量吸纳这几个股票，等待猎物确定后的大举入货。

许茂公的公司在北京注册，在广州开户和融资都不方便。于是许茂公控制了现在已经注销了的广东金易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金易的法定代表人叫李靖，但他不懂股票，也从没有露面，公司的实际操纵者是其胞兄李云。他和许茂公合作，李云是许茂公这个“后台老板”的第一个主操盘手。

许茂公前期的股票交易全部以金易公司的名义进行。许茂公主持大局并主要负责筹资，对大的买卖行为决策指挥，具体策划和操作则委托操盘手李云、汤龙及罗雪进行，日常的落实操作由他们把握。在此后到2001年1月结束买卖的时间内，主操盘手更换了3次。

在整个坐庄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有一个内务工作小组，主要负责办手续和记账。资金的进出需要由许茂公指挥签字。

1999年4月，许茂公和李云因为利益冲突而分道扬镳。此时亿安入主深锦兴已成定局，而筹码也已吸纳了不少。为了延续对亿安股票的操纵，许茂公开始了一些调整，于1999年4月、8月和9月分别注册成立了欣盛、中百和百源公司。而李云、汤龙等人在分得一部分股票和金钱后，也将在金易公司里的亿安股票转到了欣盛公司。

在此期间，爆发了中国股市中少见的“519”行情，亿安科技的股价也翻了一倍，但与整个大牛市比起来，并不太引人注目。这里面主要还是因为策略调整的原因。要拉高股票，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但许茂公这边自有资金据说只有8000万元左右，只能通过对外融资，而对外融资则需要成立公司获得法人资格。到了10月，各公司都已成立，钱也筹到了，于是亿安科技股价开始发力，一去不回头。

到2000年2月，亿安科技成为了新中国第一只百元股票。3月，证监会开始对亿安科技股票进行调查。但是，在当时的牛市行情下，管理层考虑到了股市的稳定，并没有做出处罚决定。而各界对亿安科技冲过百元，也是欢呼声多过批评声。

后来，出于为融资而倒仓和分仓的需要，以及融资方不愿意向一两个公司多次借钱的原因，许茂公又一次性地注册了3家公司：广州市庆宇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广州市聚龙永合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及广州市恩惠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前后共6个公司在资金调配、债权债务承揽和业务上的连续性都是一脉相承。

2000年12月29日，证监会向4家公司下达了处罚决定，认定非法所得为6．5亿元，并征求其意见。但4家公司辩称自己并无操纵股价的意图，只是想长期投资。

到了2001年1月中旬，随着证监会公布对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展开调查，上述公司停止了亿安科技股票的交易活动。此后许茂公曾被叫到证监会聆讯。

（二）许茂公意味着什么

许茂公的出现，对于亿安集团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证券市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受不利消息的困扰，亿安集团目前面临着极大的困境。稍不小心，这个企业可能就会消失。因为亿安集团有许多已建、在建项目，有许多资金来往，一旦信誉上出现危机，资金链马上会中断，随之而来的就是企业的全面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亿安需要的是一个名节和正常的经营环境。

而对于许茂公来说，虽然被指为幕后黑手，但鉴于目前中国的法律制度，除了赔钱，尚不可能为此付出更多的牺牲。许的非诉讼代理人苏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称，不会有人会为此事坐牢。而他更是称还没听说本案已进入司法程序。

许茂公本人现在并不否认自己是4家公司的幕后黑手，他所不平的是为什么股市中有那么多庄，偏偏要处罚他。因此，此案如果进入司法程序，责任人还会是许茂公。至于证监会的巨额罚单，如果只是落在这4家公司（其实是3家，因一家已注销）头上，那将不过是一个“卫星”而已。

有时候，事情的确很简单，但难的是删繁就简的过程。

（三）庄家赚了多少钱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4家公司的调查，亿安科技庄家从1998年10月5日到2001年1月12日止，共控制627个个人账户和3个法人股东账户，共盈利4．49亿元，股票余额77万股。

而在中国证监会2000年12月29日对4家企业下达的处罚决定稿中，最初的罚单是6．5亿元，在经过4家公司的申辩后，改为了4．49亿元。而外界的猜测，却是赚得更多。

但是经过记者的调查发现，如果不计庄家利用手中的亿安股票质押再炒其他股票的所得，庄家的利润达不到4．49亿元，甚至远远小于这个数目。

4家公司原来的账户为294个，后来分仓倒仓至新账户为417个，如果加上因为融资而产生的过渡户，则前后约有800个账户。按照证监会的计算方法，4家公司的非法所得是按照各账户打单所记录的每个账户的买入价格和卖出价格之间的差额来计算。这种计算方法在成本方面至少漏掉了平时护盘拉升倒仓时所需要的手续费和印花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是融资成本。

庄家操纵亿安科技股价的目的，并不在于股价本身，而在于将股票质押出去，获得新的资金来炒别的股票。例如生益科技就是“亿安系”的成员。

从1998～1999年10月底，庄家的资金来源绝大部分使用“代客理财”方式取得，总资金占用约6亿元，资金利率为18%，由此付出了约9500万元的融资成本。

1999年后，庄家的融资手段变为以股票或市值按1∶1．5至1∶2来质押融资，总资金占用为8亿元，资金利率15%，但采用先扣利息的方式，总利息付出1亿元左右。

另外，在金易公司时期，共有6～7个操盘手或其他人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有意或设局拿走了总计1．4亿元的股票或利润。

而在2001年1月18日左右，亿安科技连续6个跌停板后，庄家质押在融资人手中的筹码被强行斩仓，以作抵偿之用。而在此期间，庄家只好按融资协议向借贷方补偿筹码。

据称，庄家的最终收益只有几千万元。而原来证监会查处的294个账户中原有的1千多万元现金，也早已汇入了证监会的账户。

春节后，4家公司将公司的资金来源、运作、融资的合同等全部提交给证监会。按照目前的情形，4家公司根本不可能有钱缴付非法所得和罚款。

股市的风险和机遇，能创造出神话故事。2000年2月17日，“亿安科技”创下每股126．31元的中国股市天价，也创造了一个令千万股民感慨惊叹的亿安神话：1992年，深圳一位叫岳性的女股民，花5000元钱买了“亿安科技”的原始股，仅仅8年多时间，该股从每股几元钱飙升到100多元。如果按最高价估算市值，她一下子赚了300多万元。有意思的是，这位股民也太粗心了，她一直没有到证券公司交易，对自己发财之事似乎一无所知。而托管该股票的证券营业部面对“沉睡的资产”，千方百计在寻找“失主”。

2000年1月14日前后，“亿安科技”的股价最高冲到60元。河南国投深圳证券部的高入云经理无意中发现了岳女士的名字，在她的名下有25396股“亿安科技”股票，让高入云感到惊奇的是，这位股东从该股上市到现在，一直持股不动。岳女士的账户上有这样的记载：1992年5月30日，她名下有“亿安科技”的前身——当时简称“深锦兴”11800股，其间经过了几次送配，到1999年末，总股数增加到了25396股。高入云的第一感觉是：这位老太太一定是忘记了股票。

第二天，高入云将这一情况向营业部老总做了汇报。

“既然是客户忘记了，我们有责任通知她！”营业部总经理听完工作人员的叙述，马上这样说。工作人员查找客户提供的地址和电话与岳某某联系时，却发现其客户栏里的资料是空白的。

之后，工作人员先在证券营业部里的大户和中户室里寻找，一个一个地问下来，却没有一个人说认识这位岳女士。但是，工作人员不灰心，终于在一大堆材料中，找到了岳女士有6位数字的电话号码，他们如获至宝，按深圳电话升位的办法，给电话加了一个数字，拨下号码，电话通了！然而，电话那头却说没有此人，线索又断了。

一边是找不到岳女士，一边是“亿安科技”的股价还在一个劲地往上涨，股价已跃上百元大关。

2000年春节前，营业部总经理邀了几个朋友吃饭，他说了岳某某一事。朋友中有一位金先生在交通银行工作，一次他与支行的陈行长争论是长线投资还是短线投资赚钱时，将岳女士买原始股不动发了财的事说了出来。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陈行长一听这个名字与他的一个朋友非常相似。他马上就跟河南国投深圳证券部联系，果然名字一模一样。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然而，当证券公司通知岳女士的家人时，家人告知：老太太正躺在病床上。

原来，岳女士因高血压的老毛病住进了医院。说来也巧，晚年的岳女士并没有多少钱，因年迈体弱，正需要钱养老看病。证券公司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不知是医院治疗的结果，还是受“利好”消息的影响，岳女士的病一下子好了许多。

找到了岳女士，大家都很高兴。岳女士说，有了这笔钱，可要好好看看病。

岳女士今年65岁，是深圳市外贸系统的退休干部。20世纪80年代，单位搞集资时，老太太拿出5000元买了“深锦兴”的原始股。过了不久，老太太退休回家了，也没怎么过问原始股的事。

1990年底，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试运行。

岳老太太按交易所的通知来到当时证券登记公司所在地——深圳市红桂路，按要求办了有关手续。之后，她好长时间没有理会这件事。

有一次，岳女士想去证券公司找找自己的股票，路上一歹徒将她的提包抢走了。包里的很多重要证件因此丢失了。后来，老太太曾叫儿子帮忙查找股票，但她的儿子却怎么也找不到已搬家的证券登记公司。老太太就叹口气对儿子说：“算了，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怎么辛苦去追求也是白费工夫。”事实上，正是老太太这种不刻意追求的态度，促使她能手握一只股票几年不动，并成为百万富婆。

据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反映，在深圳“老八家”证券营业部像老太太这样的“睡眠户”还有不少。河南国投证券部的3万多个股民中，有近1／3的股民和老太太一样，几年来既未来这里开户，也未来这里交易。

二、一个职业大户的坐庄日记

我在股市里有所作为，要从1992年末说起。那年的行情起来之后，万国证券公司在和平饭店南楼搞了个“大户俱乐部”，对外称“万国和平俱乐部”，每周日聚在一起分析行情，在当时的市场上很有名气。1993年3月末国脉通信股票即将上市，上市公司老总应“万国和平俱乐部”之邀作上市推介。我由于收购了大量的国脉通信股票，成了个人股的第一大股东。

国脉通信上市以36元开盘，不久就上冲至50元，紧接着申能股份上市以后又定位在20元以上，不过半年，我在这两个股票上即获利500多万元，当时在我们这个大户室资金就算是前几名的了，我的名气开始在当时的上海大户室里边慢慢大了起来，这时就开始有人来找我谈合作了。

（一）狙击延中

1993年4月以后的大盘跌宕起伏，在1200点上方反复拉锯。因为我名下已注册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可以以机构名义操作，当时万国的营业部可以为我们配资金，于是每天买进卖出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我们的到来，万国证券的这家营业部人气也在不断地上升，交易量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而我第一次做股市评论也是在这家营业部开始的。

1993年上半年的行情使我的个人资产也在呈几何级数上升，当时手上可以动用的资金己经达到了千万元的数量级。于是经人介绍，又有一位名噪一时的股评家毛博士来与我合作。

1993年6月以后的上证指数基本上在777点到1050点左右箱体中上下运行，股民也是输多赢少，舆论都把此归罪于扩容太快。但到了1993年9～10月，中国股市爆发了第一件收购事件——宝延风波，我成了这次风波中合规合法的最大受益者。

1993年3月以后的股市下调，深市的下跌幅度比上海深得多，可能因为深市历来有高比例融资的传统。几个月达60%以上的跌幅，深市的不少机构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总想在股市上鼓捣出什么动静来，于是他们瞄准了上海的“三无板块”（无国家股、无法人股、无发起人股），因为该板块的最大特点就是全部流通，因此，容易在二级市场上收集筹码从而成为控股大股东。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当时排名在沪市第一位的延中实业（现为方正科技）。

从1993年9月中旬开始，延中实业从7～8元开始在下跌市道上连续逆市翻红，引起了市场注意，有几次在股市沙龙上有股民探问：“听说有大机构准备炒延中，已经在收集筹码了，是真的吗？”

按照习惯思维，当时都以为大量收集筹码不过是为了炒作罢了。我尽管从境内外的报刊上已看到“收购上市公司可带来的个股火爆行情”的案例，但也没有意识到这么快就会在自己身边的市场发生，因此也没有当回事。直到9月30日中午收盘，当时我与毛博士在延安西路的赛格证券营业部，看到深圳宝安发布公告，已持有延中实业流通在外约5%的股份。这时我的心怦然一动，“狼”真的来了。

下午开市恢复交易，我即从13．4元的价格5万股、10万股一路追打，当天的最高价19．99元即是我“盖帽”打进的，打进后即一路下滑，当天好像在15．68元收盘，一共打了几十万股，平均大约套住1元左右。但是我根据成交量判断，前期庄家收集的筹码根本不可能在这天下午出货，因此我胸有成竹：“赶紧补仓，至少可以看25元”。毛博士在一旁也关切地说：“你胆子也太大了，到底有没有把握？”我笑笑说：“你慢慢看吧。”

国庆以后，延中的股价在16．6元至17元一线盘了两天，但抛出的股票好像被无底洞吸干了，而水位却在不断地慢慢上升。两天后，股价已经上升至19元一线了。这时，各种传媒对宝安收购是否合法、规范辩论得如火如荼。延中公司尽管被这当头一棒击得晕头转向，但也不甘示弱，在呼吁保护“弱者”的同时据说高价从香港聘请了一位“反收购专家”，准备以上级主管部门为依托，筹集巨资对宝安的收购进行狙击——反收购。愈演愈烈的场外战，使延中股价越抬越高，参与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毛博士看到股价下不去，不知什么时候也买了进来。但涨了几毛钱就开始分批出货了，并再三给我来电话：“你已经赚钱了，可以跑了。”此君以后以“2毛利”（即赚0．2元就抛）著称，被深市的股评家讥为“菜篮子工程”。但我铁了心，除了将超比例透支部分平仓，以摊低成本，降低风险外，大部队全部锁定，不见25元以上不出货。

宝延之争愈演愈烈，反收购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节后第3天，股价已经轻松地越过20元大关，站到了21．98元。10月7日后，股价跳空高开后，以不可阻挡之势上冲，最高冲至42元以上，成交量也急剧放大。我从26元开始，每涨0．1元挂上2万股、3万股不等，冲至最高价也差不多全部抛出去了，这时距前市收盘也差不多了。各方打来的电话，都说赶快买进肯定要到80元以上。我从当天上午换手率达70%以上来判断，庄家已经开始出货，好戏快要收场了。

果不其然，延中当天收于34．61元，第二天开盘冲不过40元就开始掉头向下，收在24．2元，不到一周就跌回到20元以下。

延中一役，我在沪市证券界圈内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了，我再三告诫自己，做人一定要低调，做事一定要勤快。但好动天性决定了我炒股乃至人生的经历是不会平坦的。

（二）界龙实业“32阳”惊天下

“狙击延中战役”后，我的大部分资金仍在股市中流动，由于惯于高比例融资操作，到1994年初已经将延中的获利输去过半了。但我的“多头思维”促使我仍在寻找资金，乐此不疲地在股海中沉浮。

大盘下挫后，大部分股票价格已跌到了10元钱以下。我们长期关注的东北某医药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已跌至20倍以下，我认为它初具投资价值了，于是找到东北一家证券公司发出寻求合作的意向。一个月以后，通过东北某证券公司介绍，医药股份的张总和我见面了。

提起东北某医药公司，在1993年为数不多的异地上市公司中可谓赫赫有名，1993年6月29日上市那天的高开低走，消灭了一批上海大户，而且报载当天晚上该市举城欢庆，笑看“上海人傻帽儿”，灌下了大桶啤酒，因为他们1元钱的东西让上海人20元钱抢着买了去。

由于双方对市场现状及发展的观点比较一致，于是就投入的资金规模、期限、目标等很快达成共识，并由万国证券公司的营业部出面与对方签订了协议，由我公司接受委托，实际由我与证券营业部认可的“阚二毛博士”、小周实际操作，操作室是由营业部出面在富丽华大厦专门租的一套住宅。

实际运作开始后，正当市场人气低迷、成交萎缩，大盘股根本无人问津。医药公司股票上下两难，处于胶着状态，我们必须把炒作目标转移到别处了。

1994年春节一过，沪市1993年最后一批认购证发行但未上市的商业网点、东方明珠、凌桥股份，及1993年第二批认购证发行的农垦商社、界龙实业等一批新股共11家在2月24日一天上市。在此之前，沪市在800点上下徘徊日久，久被抑制的人气开始逐渐抬头，各类舆论已开始为新股的炒作鸣锣开道、摇旗呐喊。市场一致看好的是“亟待擦亮的明珠”——东方明珠，将其誉为浦东股龙头，市场预测其价位将超过陆家嘴。

2月24日一早，股市多路人马像赶集一样迎接股市第一次新股批量上市，准备挑选自己心仪的中意货色。我们筹集了一批资金后，先看中的是农垦商社，因为我知道当时的上海农垦系统实力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新疆。可农垦商社当天开盘，股价在15元以上，高于我们心理预期，而且感觉盘中有大资金在吸纳，我们进入的意义不大了。

注意力转向其他新股后，发现一只被遗忘的“丑小鸭”——界龙实业，中国第一家村办企业改制上市的股份公司。其股价最低只有12元左右，我觉得有机会，因为只要是第一，在中国股市就是机会，就是题材，哪怕是第一个亏损股！于是5万股、5万股地开始吸纳，利用当时“T＋0”的有利条件，每买进5万股，就作为压盘马上挂出去，这样上方抛盘越来越大，股价也越压越低，当我们在12元以下收集了200多万股以后，抛盘全部撤单，股价当即飘升，收盘在12．58元。第2天跳空高开，一路推高，在13．2元以上全部抛出，轻轻松松地做了一把短差。在边上观战的医药股份张总面露钦佩之色，连翘大拇指。

界龙在13元上方仅维持了一天即掉头往下，在12元多横盘一天。随着新股热的出现，短线客开始纷纷进入了。一天收盘后，医药股份的张总打电话给我说：“老华，能不能再买些界龙，咱们大做一下。”我答：“不用说，你们在外面买的界龙已经套住了。两天以后再商量。”不出两天，我们又买回200万股，开始通知医药股份，我们可以合作了。

当天收盘后，我们一行来到地处上海南隅北方某省证券公司的一家营业部，与该公司老总及该省几家机构的驻沪代表见了面，当晚在复兴路上的南方夜都会把盏细谈，“一口闷”之后敲定了爆炒界龙的操作细节。

由我提议，他们派人到富丽华操作室，由我指挥，共同运作。为了公平起见，双方目前持仓筹码不动，再各调集3000万元资金，总计持仓600万～800万股开始向上滚动（当时界龙实际流通盘为1125万股）。买入抛出办法为我方挂单数价位，如15．73元、15．75元，他们挂双数价位如15．74元、15．76元，这样大家成本差不多，谁也不吃亏。

说干就干，第二天他们当时的业务经理小李与张总就一起到操作室开始并肩作战了。

当时的新股炒作以东方明珠领军，已到了26～28元一线，由于1993年初上市的浦东概念股金桥曾到过38元的高价，因此，大家认为新股炒作仍有上升空间，一时如火如荼，人气鼎沸。为了鼓动人气，我提出了“界龙戏明珠”的口号（界龙当时14元左右，后来也曾实现了这一口号）。并与博士先生一起拟定了“追申华、超物贸、赶网点、戏明珠”股价上4个台阶的口号。在市场将信将疑、半信半疑的情况下，界龙股价节节上升，不到一周已冲上20元大关。

由于毛博士当时在各地的股市沙龙，尤其是福建、江苏等地有一定影响，先期跟进的人已经尝到了甜头，示范效应在慢慢扩大。为了不让股价震荡，我们每天都要在上方压上很多抛盘，以保证在每个价位都有一定的换手，火山爆发的一天到了。

界龙连续超强的走势已经吸引了大批跟风者与市场的关注，特别是连超原来股价在界龙之上的申华、物贸、网点之后，市场认为，“界龙戏明珠”已成定局，更有甚者叫出了“超爱使、赶小飞”（都曾到过50元之上）也指日可待，于是那天开盘跳空1．8元，在23．6元。开盘之后，一路挂出的大抛盘也有人在“啃”了，我感觉有点不对劲，而且一个上午就涨了2元多钱，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当天中午在午餐时我认为：“感觉不太好，下午该出了。”

当天下午我将压在上面的抛盘全部撤下，从26．5元开始每上去0．3元就抛出20万股，仍拦不住股价势如破竹。当大笔买单一路将股价扫到33元以上时，我们手中的筹码已经全部出清，估计在两周不到共获利7000万元。

于是我通知场内“马夹”在22元与20元各放上200万股的接盘，因为我不想让股价震荡得太大，引起市场过分的震动。放下电话，我深深地松了口气，等我从卫生间出来，场内传来“界龙已跌破18元”。我大吃一惊，马上吩咐在20元以下全线买进，毛博士也通知外围资金也全部进场跌势止住了，股价又回到22元以上，并在22．6元收盘，还涨了几毛钱。

这就是中国股市的第一次“庄家跳水”吧，因为当天最高、最低价相差1倍以上，实际上往上打、往下压全部是市场狂热行为，与庄家无关。

界龙跳水殃及其他庄家。受其拖累，明珠失色，网点破网，物贸、农垦等一批新股无一幸免。界龙还能止跌，其他股票股价则一蹶不振，有关庄家悉数被套，纷纷通过博士先生打电话来要求我们伸出援手将界龙再往上打，以减轻他们的抛压。众人的捧场，加剧了我内心深处的名利欲，于是胸脯一拍：“好说，明天经过探底T字形，后天光头阳线到25元以上，一周内再创新高。”

以后两天的界龙K线就在我们的操纵下走出探底成功发力上攻的图形。就在这个周末，证监会刘鸿儒主席发布了暂不扩容等“四不”救市讲话。

与医药股份张总他们合作时，当时他们手上的一大把被套的医药股份，按买进价结算给了我们。而在当时的炒新股热中，这类异地大盘股都是平仓对象，因此股价已套住了。我想利多出台，周一倒是出货的好机会。

在利多讲话的刺激下，周一大盘果然跳空高开，股民们为管理层的救市讲话亢奋，买盘蜂拥而入，但没有想到却为深套多时的各路庄家解了套。我将手中的700多万股的医药股票每一个价位挂5万股，全部被接走，全部出货套现了5000多万元资金，打了平手。这时我的自我感觉更好了，界龙也在市场买盘推动下往26元上面冲。但一到26元以上，获利盘、解套盘蜂拥而至，大手扫盘也只涨到26．8元就冲高乏力了。

后市开盘，大盘就急转直下，因为该进来的都进来了，场外的观望资金看到冲高乏力反而反手将手中筹码往下砸。不一会我们手中就增加了200多万股筹码，而股价却纹丝不动。一向强悍的界龙终于也显出了疲态，但我好胜斗勇的个性使我头脑更加发热，还在继续大手扫盘。这时，旁观的医药股份张总悄悄将我拉到一旁：“我们出货吧，这一把不赚，保本就行。”但在众机构面前的承诺、夸口却使我不肯收手。于是我反问：“那现在手上的筹码怎么办？”他说：“要么筹码全部给你？”我不假思索便答应了下来，因为当时手上双方已掌握了700多万股筹码，我手中可动用的还有7000余万现金，我认为做上去完全没有问题。

在以什么价位结算的问题上，毛博士以上海人的精明帮了我的大忙，当时股价还在25～26元，医药股份老总提出22元结账，我也几乎同意了。但毛博士测算了他们的成本后提出以19元结账，想不到他也同意了。我又提出在两周内付清5900万元，他也一口答应。事后我想，可能是他们好不容易在股市熬了这么长时间后能一下子赚两三千万元也就是大获全胜，更何况我们以后赚了钱对他们还有好处呢。而我在进股市两年内没有吃过大的苦头，特别是被近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股市的风险二字。

而风险，往往是在你没有觉察的时候，悄悄地降临的。

“四不”救市昙花一现，股市只涨了一天，还留下了一根长长的“避雷针”——上影线，第二天开始就急转直下。大盘如此，跟风“界龙”的股民也不愿再经历第二次跳水，于是也纷纷逢高减磅，7000多万元付给医药股份张总以后，所剩资金不足支撑界龙的高价位了。没有了庄家的护盘，界龙实业也跌到了20元以下。这时我感到日子不好过了。

在医药股份退出界龙的炒作之后，我完全成了天马行空。手中最窘困的时候只有50万元资金可供调用，股价也像断线风筝一路下滑，最低只有15．6元。怎么办？这时有人提出了股票抵押融资将股价顶住的做法。于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几家机构，经过几轮谈判，我拿到了一大笔新的资金。

资金多了，胆子也大了。手中持有的界龙股票越来越多，外面流通的界龙股票越来越少。每天它的走势图就是一根介于30～45度之间的斜线，一路上扬。在大盘一路下跌之中，唯有界龙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天天收阳，尽管涨幅不大，但一周总有1元多。因此毛博士那时在股市沙龙中有一句名言：“你想要画王吗？请买界龙。”因为只要买1万股界龙，一周下来就可赚回当时1万多元1台的29寸进口画王彩电。

树大招风，在界龙连拉32根阳线，引发境内外包括港台地区、新加坡的财经传媒报道后，上海股市中界龙被人操纵的说法，终于在深圳的券商会议上被反映到了管理层。

先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部通知当时分仓仓位较重的一家营业部去谈话。继之有关人员去了几家分仓证券营业部查资金来源，记得当时炒作界龙的资金先后涉及5家上市公司与14家证券营业部。因当时还没有《证券法》，最后，界龙实业炒作的性质是“聚集巨额资金”。因为是我一个人在炒作，所以很难说是联手操纵。加之我也不喜欢用“对倒”、“拉高收盘”这样的弄虚作假手法，也难以说是“操纵股价”，所以最终我没有得到什么处罚。

1994年7月29日，各大传媒刊登了1994年暂停扩容等重大利多政策，水深火热已大半年之久的股民纷纷奔走相告。我那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筹措资金，抄底入市。

大盘在一个多月之后就收复了千点大关，这时20元以上的高价股已经不少，一直逆市上涨的界龙这时却一直蛰伏不动，是整个行情上涨幅度最小的。该涨的都涨了，不该涨的也涨了。这时市场的注意力开始转到界龙股票上了。不少人打电话给我：“界龙该动了吧。”

既然市场认为该动了，那么人心所向，也就水到渠成了。正好界龙的职工内部股也在上市半年后快解冻了，市场认为庄家肯定要炒一把，因为股指已经创新高了，所以界龙这次肯定也要创新高了。但股市从来就没有肯定，当市场憋足了劲要炒最后一把时，我就将手中已经握出汗来的界龙在两天之内，从26元到30元全部出清了。

听说接最后一把的是后来几年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大庄家——南方证券公司江苏分公司的大机构，即坐镇南京的孙殿志，据说他们是在套了3年之后才割肉出局的。

股票出清，一结账，扣除融资成本及有关费用后也有近5000万元的利润。这儿要澄清一下市场的错觉：市场总认为某股从几元（最低价）涨到几十元（最高价），庄家有10倍利润。实际上此言大谬，看一下最低价与最高价的成交量，再算算庄家的持仓量，就可知道，斩头去尾，付掉资金成本后，庄家即使能顺利出局，利润率肯定不如跟庄高。当然，由于资金量大，绝对利润数还是不小的。

（三）通化东宝“滑铁卢”

1994年9月底到10月初，当大盘在1000点上方徘徊时，我在手中没有一股股票的情况下，提出“休息”，至少也要等大盘回调后再来操作。撑船的太累了，需要休息；坐船的太舒服了，需要继续。

1994年4月在上海商城二楼卡拉OK包房内，在资金上与我们合作的浙江某地区信托公司上海营业部的老总说：“老华，反正资金还未到期，我们再合作一次。大不了再像界龙一样，那么困难我们都过来了，还怕什么？”此君大有其老家的“铁头”气概。边上众人也一起附和，我那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躁动了。

上市的新股中有一只通化东宝，从报表看业绩还不错，其主打产品“镇脑宁”的广告当时在各种传媒铺天盖地，而且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项目，这时已经试制成功在望，其流通盘仅1200万股，与界龙也差不多。于是我决定将通化东宝炒作一把。

1994年8月24日，通化东宝上市，开盘在18．58元，两天后开始回跌，在13元一线我开始吸纳，但感觉也有人在与我同步吸纳。因为当时自我感觉太好，所以也没有怎么在意。实际上这往往是庄家翻船的原因之一。从前炒界龙时我也知道有人在乘船，但数量不大。当庄家资金不足时，甚至希望有人帮他一起吸纳锁仓。但与庄家同步进货的“老鼠仓”情况就不同了。

在我连续不断地买入下，通化东宝股价从13～14元一线迅速上升至16～18元。这时我手中大约还有1亿元资金可用，当时我以为做到20元应该没有问题。

实际上，1994年国庆以后，并没有出现市场所期望的“第五浪”，沪市迅速地从千点之上向下滑落。我却像鸵鸟似的只看自己的股票，认为凭实力就能打上去。实际上周围有人在18元以上出货后提醒我减磅。但我一看20元以上抛压很轻，一心想再创奇迹，一鼓作气做到20元以上。

但危机终于又发生了。当我从20元以上想强行冲击22元时，四面八方抛盘铺天盖地而来，我也像发疯似的一路狂扫，但终于红马夹在电话中说：“资金全部用完，公司不让买了，华博士，20元以上还买进干什么呢？”我无言以对，只能听任股价下跌。因为一旦大接盘没有了，股价很快跌至18元一线，我想减磅也已经没有机会了。

由于大盘是从333点起涨至千点以上再度回落，所以几无反弹，而且这时主力资金已经逐步往新的投机性更强的品种——国债期货上转移，所以股市资金不断抽出，成交日见稀少，原先不少跟风大户，也逐步转入国债期货的新战场去了。加上时近年底，各机构在8～10月的行情中已经赚得盆满钵溢，急于结账，资金也不肯出借了。这让我又一次陷入大把筹码被套无法出局的困境。

由于当初是万国证券营业部与张总公司出面签合同，具体操作的事由我受托，所以在上半年筹码转出去融资托盘时，万国知道后，只是通知医药股份张总，他闻讯到沪后我陪他到几家合作单位一谈，很是满意，并表示要长期合作，赚钱了皆大欢喜。一旦被套资金出不来，话就不那么好说了。

医药股份老总按合同找到万国，万国说筹码不在我们公司，他说要按合同追究万国疏于监管，万国说你们同意之后默认的。于是大家不欢而散。

双方终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坐下来了。按中国的惯例，我的个人身份较敏感，因此自然而然地首先有人会问：“他在里面赚了多少钱？”好在我这个人钱看得不重，实际上这一年来确确实实是在为他人打工，而且把自己的老本也一起输在里面，股价下跌时，自己的股票也没有想到抛一股，因此深得万国与医药股份老总的信任。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找错合作对象。迄今为止，我对于自己性格偏激、操作失误给他们二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着深深的歉意。

1994年年底，除亲朋好友个人委托我运作的少量资金之外，过去手中的全部筹码已被冻结，而且还不知如何了结。我精神上也沮丧到了极点，但好在我对生活的要求本来不高，有市中心的三室一厅住，也留了几十万元生活费在家里作为退路。因此我那时自嘲说：“我目前大概是上海最穷的富人，最富的穷人。”

股票是不能做了，但证券公司还是天天去，富丽华的操作室已经退掉，大家一起挤在万国证券的大户室里。有一天我对经理小贺说：“贺总，是不是允许我看看行情。”因为与小贺交往多年，彼此很熟了，她一如往昔大大咧咧地说：“华博士，你还看什么行情呢？你手里这点钱赚了付利息的利息还不够呢。”她又好奇地问我说：“你原来是千万元大户，现在一下子没有钱，还碰上这么大的事，我看你与从前也差不多，还是很乐观的吗。”我淡然一笑：“股市里的输赢并不影响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几千万元我也是这样生活，现在股市里一分钱没有，我还是这样生活。你还记得我去年高峰时讲的话吗：人的钞票有多有少，水平、地位有高有低，但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而且人的快乐与否与金钱无关。”

话虽如此说，但内心还是渴望能早日走出低谷，不说再铸辉煌，至少不像现在这样狼狈。但到底何时才能走出低谷呢？我心中充满了迷茫。

说来还不由人不信，到1995年秋天，转机还真的来临了。我手头可供运作的资金又到了千万元以上。其中一笔是原来有一家本地上市公司在1994年与万国签了两年合同，也是由我运作的。与张总他们合作失败后这部分资金就不让我动了。但到了秋天，这批资金解冻了。他们对我说：“反正是你介绍来的，也一直是你在运作，你带到别处去做，以后由你们公司还给他们算了。”

还有一笔是在以前用过的账号中发现有一些没有抛掉的股票。原来坐庄出货时大笔大笔往上挂，全部挂出去后，不等于全部成交了，由于资金量大，往往将总资金汇拢差不多就算了，根本不可能一张张去查交割单（我以前做股票一直是不要交割单的）这样事后一个个账号清点，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些存底货。我内心感叹：“天不亡我。”小贺也说：“还是你们做大户好，扫扫仓库还会有这么多货。”

于是我拿着这些存底货又找了几家公司融资。因为1995年除了在“暂停国债期货交易”后暴涨3天，又被“1995年扩容50亿元”压下来后，股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一蹶不振。券商日子不好过，又祭起了“透支”的法宝，于是我手上可以动用的资金又到了两三千万元。

（四）海鸥基金打个平手

当时我们瞄准了从来没有炒作过的基金板块，尤其是沈阳“四小天鹅”——富民、久盛、农信、兴沈，其流通盘均不超过5000万元，价格最低时才1．5元左右。加之当时已有准备推出证券投资基金的说法，大盘的淄博基金又有增发题材。于是在1995年夏天，小盘基金的炒作开始启动了。

中国股市凡是第一次推出的新题材、新概念总是容易炒作成功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旦大家明白了，也就没戏了。沈阳“四小天鹅”很快轮番炒作到5元左右，这样6000～7000万盘子的广东海鸥基金2元多的价格就显得便宜了。而且该基金还是全流通的，还有一个“基金举牌”题材。于是我们又逐渐将资金移师到广东海鸥。我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天鹅跳跃，海鸥飞翔”的口号。加上当时我的固定的股评讲座每周已扩充至3～4家之多，也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海鸥”从3元开始启动，很快就接近了5元，引起了广大股民的关注。这时，迄今还名噪一时的上海某咨询机构负责人王先生找到了我。他直言不讳：“华博士，海鸥你们准备做到什么价位？”我也坦率地如实相告：“现在5元多，比照4家小盘基金均在7元以上，海鸥到7元应该没有问题吧。”他摇了摇手说：“不止，不止，依海鸥的情况，完全应该到10元，价格在四小基金之上。只要你华博士不出货，我们通过每天的传真与168电话，可以组织力量打到10元上面去。”我没有多想即表示同意，就此分手。

第二天开始就不断有股民打电话给我，说该咨询机构发的传真认为海鸥基金可以到10元，有收购与增发题材云云。谁料想，3天之后，海鸥冲高至7．9元就开始大幅下滑，不少股民来电说：“华博士，你们是不是出货了？”我莫名其妙：“没有呀”，“那怎么那家传真里说庄家已经出货了呢？”我当即打电话给王先生，他支支吾吾地说：“有专家分析说基金不可能增发，所以我们出货了。”我说：“出不出货你们自己决定，但哪个专家说的？依据何在？”他顾左右而言他地搪塞了。

当天就有不少股民去监管部门，说该咨询机构造谣惑市，后来好像该公司被罚了款。

到1995年秋冬，基金与股票明显地形成了“跷跷板”行情。但由于自己多头情绪严重，资金量太大又难以掉头换筹。终于在12月9日基金暴跌时，我又不识时务地进去托盘。尽管原先进仓早成本低，但年底一结账，付清利息后，还是只打了个平手。但年底上证指数已经跌到了“555”点，我总算是跌了指数没输钱吧。

经过几年在股市的折腾，尽管在金钱中大赢大输，几乎没赚什么钱。但几次市场风险却扎实地给我上了风险之课。

（五）爆炒“S”行云流水

因为1997年5月大盘回落后在1000点上下至1100点之间胶着调整了几个月，我们认为这是启动项目，建仓进货的最佳时机。那么选什么公司为目标呢？

我们选择了S公司为目标。因为S公司作为一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上市以后从未真正被炒作过，也就是其潜在价值还未得到挖掘。而且其5000万股的流通盘大小适中，可进可出。加之毗邻上海，与上市公司联系很方便。

S公司的老总是不多见的女强人，在当地及省内是小有名气的巾帼英雄，与我方的王董相遇后双方均有相见恨晚之意，彼此对于能够发挥各方优势，强强联手均表满意，并对合作前景充满信心。因为这类事历来是上不得台面，不能见诸文字的，只能凭感觉，完全是口头的“君子协议”，有哪一方临阵脱逃或者夸下海口到时不能兑现都是要翻船的。而其中对大势的判断，对个股走势的把握却是很关键的，这些具体的责任都是落在我身上的。好在有了前几次的经验教训，加上对近几年政策把握的功底，自信在这两方面不会出大的纰漏。S公司股价的走势也证实了这一点。

由于我们切入的时机把握得比较好，在14～15元一带开始吸筹，大盘也始终在1000点左右徘徊不前，正好为我们降低建仓成本创造了条件。当股价慢慢抬升至16～17元一线正酝酿突破历史高点19元一线时。时间已到了1997年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香港百富勤出事，殃及内地股市大幅跳水。S公司也被恐慌盘从20元上面砸了下来，而公司对此突发事件根本缺乏足够的后备资金，王董也从深圳打电话来问我的意见。我认为偶然的突发事件改变不了市场运行的趋势，对我们而言，这正好是一次震仓洗盘，是表现公司实力与个股强势的好机会，但公司临时调头寸已经来不及了。王董授意我可用自己的资金买入，帮公司锁仓。

这是一次难得的进货机会。果然，下午两点钟以后，抛盘逐渐减少，大盘止跌回升，留下了一根长长的下影线，说明下档支撑很强。S公司的股价由于有大手扫盘，很快也吸引了市场跟风，逆势逞强，稳稳站在20元以上，还收了阳线。

一进1998年，大盘又跳起了欢快的“小步舞”，小阴小阳的盘升走势一直成为春节前的主旋律，但由于缺乏公认的领涨板块与新的炒作题材和概念，所以市场很难大幅向上突破，底部抬高至1100点以上后很难上攻1200点。市场在呼唤领头羊，领头羊应运而生了，就是我们炒作的S公司。

春节复盘后第二天一早，S公司的股价就突破23元，一路上攻创出新高，而且手笔很大，几乎是横扫一切抛盘的气势，冲过24元的历史最高收盘价后，将瞄着上攻历史最高价29元。在上攻过程中，我们一股也没有买进，怎么回事？正当我暗自纳闷之际，不少股市“活跃”人士来打电话来了：“华老师，告诉你一个消息，S公司明天出报表，0．95元的税后利润，还要10送8，现在报表已经送到证交所了，赶快买进，要到40元。”

我哼呀哈呀地表示感谢。随后马上向王董汇报：“根据我的判断，原计划28元以上分批出货完全没有问题，在30元以上可以出完。”报表公布后仅两天，我们三方手中的筹码已经全部在30元以上被人接走，这时收盘价已在36元了。

我们出完货后股价仍然一路上攻，最高冲到36．39元。有一件事我始终感到不解，行情火爆时，庄家一路发货却会有大接盘，像1994年界龙两次出货都与这次一样。此中的市场心理十分耐人寻味。

三、法人股囤积第一人

股权分置改革已经成为了现实，中国股市“最后一座金矿”——法人股全流通在即。

作为知名的法人股个人投资者，上海新理益董事长刘益谦长达5年的法人股囤积回报在望。“我现在集中思考的问题是股权分置改革，究竟会给中国证券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在刘益谦挂满国画的办公室里，他一边回答着记者的有关提问，一边紧盯着办公桌上的两台电脑，一台显示的是沪深股市行情，一台显示的是港股行情。

据不完全统计，新理益目前持有15家上市公司总计达2．5亿股的法人股。作风低调的刘益谦在资本界被称为“猎豹”，以灵敏的市场嗅觉和敢于抢先入市著称，大多时候赢多输少。他没错过中国证券市场任何一次暴富机会，在原始股、股票认购证、内部职工股以及转配股等投资品种上积累了亿万财富。

天平保险是新理益为主发起成立的我国第一家专业的车险公司，该公司总经理谢跃这样评价他的老板：“刘益谦这个人没有多少知识，可他懂得很多常识。”对于这样的评价，刘益谦欣然接受。他说：“这个评价非常公允和深刻，会思考、懂常识，应该是我事业做的不错的原因。”

（一）上海小商人

“你看，我右手大拇指是不是比左手的粗？”每当有人问刘益谦最初所从事的行业时，他会伸出双手的大拇指，比划着给提问者看，然后颇有几分自豪地说：“这就是我当年做皮包留下的纪念。”

刘益谦1963年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家庭，初中毕业后便踏上社会，跟自己一个做皮包生意的亲戚学做皮具制造。每天用锥子给皮革钻眼、引线、缝制，右手大拇指使用频繁，日积月累自然比左手拇指磨砺得粗壮。

1984年，刘益谦在上海老城隍庙的豫园附近租赁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商铺，干起了百货批发兼零售。经营百货期间，上海街头的出租车零星出现，刘益谦买了两辆出租车，一辆自己开，一辆雇人开，同时从事个体出租生意。

说起当年的创业经历，刘益谦不无感慨地说：“我可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市第一批有牌照的出租司机。”

生性爱琢磨的刘益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走出了利用手中闲钱进行投资理财的第一步，他投资的品种是国库券。而只利用手中自有闲散资金投资，也成为了他以后所有投资奉行的基本原则。那时候国债发行困难，虽然利率高达10%以上，可是还没人买，负责发行的银行只好打折促销，最低打到七折。“当时我粗粗算了一下，利息加折扣，一张100元的国债，一年下来变成了140元，40%的收益相当不错了。”刘益谦说：“倒腾国库券是我理财启蒙第一课，当时虽然讲不出这就是理财，但确实好像一下子开了窍，懂得了钱生钱的道理。”

刘益谦有一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常识化的能力，他把这种能力归结为自己喜欢思考，信奉凡事都应该三思而后行。譬如，他对资本运作和实业经营的区别的解释就既生动又明了，资本运作就是“钱生钱”，没有中间过程，也就意味着钱生钱一方面有着高效率，一方面存在着高风险；而实业则是“钱变物再变钱”，有一个中间过程，这决定了搞实业通常效率较低，但相对风险也较小。

“我出身平民，没有什么背景，我的财富都是通过思考换来的，”坐在大班椅上，刘益谦紧紧盯着眼前电脑屏幕上的股市行情，用手指着自己的头说：“我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

（二）股市作手

刘益谦的第一个100万元，来自100股豫园商城原始股。

因为有在豫园经商的经历，当豫园商城发行股票时，刘益谦用手中的闲钱以每股100元的价格买进豫园商城100股原始股。“后来这只股票最高涨到每股1万元，我捂到最高价出手的。”回忆黄金岁月，刘益谦双眼瞬间激情四溢，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懵懵懂懂大发横财的年代。而当面对着千点上下的大盘，他用上海话狠狠地骂道：“他妈的，侬看现在的市场都成什么样了。”

尽管当时刘益谦已经是炒卖国库券的老手，但对股票他仍然没有什么概念，别人问他为何能够将股票捂到万元高价才出手？他说，“我这个人赚钱从来不慌，在股市上有人赚钱的时候比亏钱的时候更发慌。”而让刘益谦一飞冲天的则是1992年上海发行的“股票认购证”，炒认购证既是刘益谦积累亿万身家的关键一战，也是他最引以为豪的“思考致富”的经典案例，直到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认购证总数量是207万张。作为上海滩第一批认购证的大炒家，其中只有100张认购证是刘益谦自己出资3000元买下的，其他的成千上万张都是他“空手”套来的。他介绍说，当时大多数人炒认购证的目的是赚取差价，而没有搞清楚这个东西的真正价值实际上在于中签后可以认购股票，因此中签率才是关键。

“我经过调研和简单的计算，大约算出这个中签率是10．3%，这也就表示理论上100张认购证至少有10张会中签，而每1000张理论上都会多出3个中签机会。当时每100张认购证成本价3000元，最高炒到了1．9万元，明天就要摇号，今天我以每100张2万多元的高价大量收购，但是我并不交付现金，而是与卖家约好，明天摇号结果出来后，再交款。实际情况是，每1张中签的认购证已经炒到了3万元。那么，我花20万元买的1000张认购证，理论上至少中100张，价值300万元。”

“就是这么简单的加减乘除，可是当时很少有人去算，发财的机会就擦肩而过了。”时至今日刘益谦谈起认购证仍然不禁唏嘘感叹一番。

不过在认购证上，刘益谦也失过手。1993年底新疆发行了一种认购证，当时承诺该认购证持有者可获得1994年全年新疆省内所有新股的认购权利，刘益谦购买了300多万元。不料，1994年证监会取消了股票认购证制度，新股申购开始实行上网定价全国发行，这也意味着认购证稀缺性的丧失，这些高价认购证立刻大幅贬值。

但从这次失败中，刘益谦悟出了一个道理：以旧模式投资早晚会被市场消灭，盈利模式不能因循守旧，必须与时俱进。“当时豫园商场职工每人手中有10股内部职工股，差不多都让我收来了，现在他们见了我，还开玩笑说我把他们的钱骗了。”刘益谦也是最早收购内部职工股的一批人，他说要是我没有在豫园摆过摊，可能就不会有今天。

1994年刘益谦从股市中“修炼”的财富应该已经过亿。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是，1994年著名画家陈逸飞的一幅名为《山地风》的油画被一个神秘买家以286万元买下，创中国当时油画拍卖的最高价，而买者正是刘益谦。

一位券商分析师这样总结刘益谦的股市炼金术：凭借着超凡的市场感悟，在别人还处于观望时，敢于抓住时机大胆低价介入股票一级和一级半市场，然后耐心等待时机，一旦流通机会来临便及时套现赚取巨额价差。

刘益谦却仍以他的常识论，总结自己的股市不败法则：政府制造了股市，自然会有一些问题和矛盾短时间内不能解决，但是政府绝不会永远不解决这些问题，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投资机会永远是公平的，关键看谁更有耐心而已。

大肆收购法人股，是刘益谦上述常识的最好注脚。

2000年1月初，刘益谦成立了新理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目的就是收购法人股，因为自然人不能从事法人股交易行为。接下来的两年里，刘益谦指挥着新理益四处出击，通过协议受让或竞拍方式大量收购上市公司法人股。目前新理益位列前十大股东地位的上市公司就有10余家，股份总量约2．5亿股。

“在2000年前后，我通过深入研究，觉得政府将很快会解决全流通问题，所以敢于大量投资收购法人股。”谈起当年疯狂收购的背景，刘益谦现在仍颇有几分自得，“2002年政府果然启动了国有股减持行动，这也证明我当时判断是对的，只不过后来因故停掉了。今天的股权分置也就是解决全流通问题，虽然我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和方式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尽早解决，中国股市将会成为死水一潭。”

（三）投资杂家

2002年全流通不了了之后，根据变化了的市场形势和市场环境，刘益谦不再收购法人股，而是决定将盈利模式转向实业领域。

2003年1月，新理益入主百科药业，成为第一大股东，刘益谦也第一次当上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然而，当年6月百科药业连续8个跌停的“跳水事件”，将刘益谦推到风口浪尖。一向闷头发大财的刘益谦第一次领教了舆论的力量。当时他24小时不敢关手机，唯恐媒体记者打不通电话而产生其他负面联想。为了急于澄清自己，刘益谦甚至公开表示：“我只做法人股，不在二级市场炒股，也根本不知道百科的庄家是谁。”

事情过去两年之后，刘益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市场混了十多年，哪只股票是不是庄股我怎能看不出来？从我投资百科开始就知道这是个庄股，并且还清楚庄家是谁。”经过调查，刘益谦发现百科药业自身与庄家丝毫没有牵涉，这才决定入主百科。“企业管理的关建，无非是把好的留下，坏的拿掉。”对于实业经营，刘益谦的“常识论”如此表述。

具体到百科药业，以前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有12个工作人员，刘益谦留下1个，另外11个全部上生产第一线。百科药业以前都是通过中间商进行采购原料，成本自然高企，刘益谦主政后，首先就要求企业直接面向供应商。当然刘益谦也承认，对百科药业的改造才刚刚起步，很多国企遗留的问题并非短时间可以解决。

2005年4月底，上海新理益投资管理公司升级为新理益集团公司，注册资本也从3．3亿元增至5亿元。根据刘益谦的计划，新理益集团在未来3年内将发展成控股多家上市公司，并积极稳健进入金融、房地产、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大型投资控股集团。2004年底新理益进入保险业，发起成立了天平保险。在房地产投资方面，刘益谦在海南购置了数百亩滨海土地，准备投资兴建一座星级度假村。

2004年11月，中国当代著名画家吴冠中的一幅油画《北京雪》在2004年中国嘉德拍卖会上，经过数十轮争夺，以363万元成交，创造了其油画作品在中国大陆拍卖的最高价，而买这幅画的人又是刘益谦。

“我确实从股市挣了不少钱，但是在我所有投资中，要讲回报率最高的当属艺术品，去年我花60万元买了陈逸飞一幅油画，现在的市场价最低300万元。”42岁的刘益谦说他从1993年就开始收购油画、国画等艺术品。

据悉，刘益谦正在筹建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一位上海艺术品业内人士表示：“他收集的东西，可以在上海博物馆办一个艺术品展览。”事实上，在所有投资中刘益谦大手笔投资艺术品最让人吃惊，也最能显示他的“常识论”的敛财威力。

虽然他不愿意具体透露自己在艺术品方面的投资数额，但他告诉记者他主要收集油画和国画。对于投资艺术品的初衷，刘益谦坦诚，一方面与占有欲望有关，另一方面是艺术品价值只会随时间而增长却不会跌价。

四、恒生期指与“香港金融保卫战”

1997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美国著名金融家所罗斯旗下的基金运用反射理论投资原理，在亚洲各国和地区发起了持久的连番狙击，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几十年来积存的外汇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大战结束后，索罗斯把矛头对准了港币，开始有计划地向香港股市及期市发动冲击。

港币实行联系汇率制，联系汇率制有自动调节机制，不易攻破，但港币利率容易急升。利率急升将影响股市大幅下跌，这样的话，只要事先在股市及期市沽空，利用恒升指数的杠杆效应，便可像在其他国家一样获得投机暴利。自1997年10月以来，国际炒家4次在香港股、汇、期三市上下手，前三次均获暴利。1998年7月底至8月初，国际炒家再次通过对冲基金，接连不断地狙击港币，以推高拆息和利率。很明显，他们对港币进行的只是表面的进攻，股市和期市才是真正的主攻目标，声东击西是索罗斯投机活动的一贯手段，并多次成功。

炒家们在证券市场上大手笔沽空股票和期指，大幅打压恒生指数和期指指数，使恒生指数从10000点大幅度跌至8000点，再跌至6000点。在山雨欲来的时候，证券市场利空消息漫天飞，炒家们趁机大肆造谣，扬言“人民币顶不住了，马上就要贬值，且要贬10%以上”，“港币即将与美元脱钩，贬值40%”，“恒指将跌至4000点”云云。其目的无非是扰乱人心，制造“羊群心态”，然后趁机浑水摸鱼。8月13日，恒生指数一度下跌300点，跌穿6600点关口，收市时跌幅收窄，但仍跌去199点，报收6660点。其势与沪深股市2001年下半年的情况非常相似，天天响地雷，周周都下跌，推倒趋势震撼人心。

在压低恒升指数的同时，国际炒家在恒指期货市场累积大量淡仓。恒生指数每跌1点，每张淡仓和约即可赚50港元，而在8月14日的前19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就急跌2000多点，每张和约可以赚10多万港元，可见收益之高！

这是一场以金钱、意志和智慧为武器的你死我活的金融战。为了维持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香港政府调巨资也加入战场，与这些疯狂的国际炒家展开激战，前后共有三次激烈的战役。

第一回合：8月13日恒指被打压到了6660底点后，港府调动港资、华资及英资入市，与对手展开针对8月股指期货和约的争夺战。投机资本是空军要打压指数，港府是红军则要守住指数，使投机资本高卖低买8月合约的目标落空。港府入市后大量买入投机资本抛空的8月股指期货合约，将价格由入市前的6610点推高到24日的7820点，涨幅超过8%，高于投机资本7500点的平均建仓价位，取得初步胜利，收市后，港府宣布，已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与期市。但金融狙击手们仍不甘心，按原计划，于8月16日迫使索罗斯宣布放弃卢布的行动，造成8月17日美欧股市全面大跌。然而，使他们大失所望的是，8月18日恒生指数有惊无险，在收市时只微跌13点。

第二回合：双方在8月25日至28日展开转仓战，迫使投机资本付出高额代价。27日和28日，投机资本在股票现货市场倾巢出动，企图将指数打下去。港府在股市死守的同时，经过8天惊心动魄的大战，在期货市场上将8月合约价格推高到7990点，结算价为7851点，比入市前高1200点。8月27、28日，港府将所有卖单照单全收，结果27日交易金额达200亿元港币，28日交易金额达790亿元港币，创下香港最高交易纪录。

但投机资本并不甘休，他们认为，港府投入了约1000亿元港币，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因而决定将卖空的股指期货合约由8月转仓至9月，与港府打持久战。从8月25日开始，投机资本在买入8月合约平仓的同时，大量卖空9月合约。与此同时，港府在8月合约平仓获利的基础上乘胜追击，使9月合约的价格上升到28日的7200点，比同日8月合约的结算价高出650点。这样，投机资本每转仓一张合约要付出3万多元港币的代价。投机资本在8月合约的争夺中完全失败。

第三回合：港府在9月份继续推高股指期货价格，迫使投机资本亏损离场。9月7日，港府金融管理部门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受到限制，当日恒生指数飙升588点，以8076点报收。同时，日元升值使投机资本的资金和换汇成本上升，投机资本不得不败退离场。9月8日，9月合约价格升到8220点，8月底转仓的投机资本要平仓退场，每张合约又要亏损4万元港币。9月1日，在对8月28日股票现货市场成交结果进行交割时，港府发现由于结算制度的漏洞，有146亿元港币已成交股票未能交割，炒家得以逃脱。

五、善于投机的“仙股收藏家”

在3次流拍后，中国A股市场上曾经最接近于“仙股”的＊ST英教（600672）的1．3亿股法人股终于在11月12日找到下家。买家没有在现场露面，只留下一个“电子港科技有限公司”的谜团。＊ST英教的原董事长面对任何采访均表示了“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态度。

12月3日，随着电子港科技收购报告书的公布，关百豪浮出水面。而在他“潜水”的这半个多月内，＊ST英教的股价已经从拍卖前一日的1．22元收盘价上涨到最高1．63元，其后更攀高至1．98元。

（一）魔法财技

关百豪何许人？且看收购报告书中收录的头衔包括中国人民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哈佛大学院士等19项，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身份则是时富投资（1049，HK）主席、时富金融（8122，HK）主席、实惠集团（0996，HK）主席。这些身份罗列中还不包括他于2005年10月当选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

然而在业界，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只需4个字就可概括：财技高手。在许多人眼里，财技高手等同于投机家，但关百豪对此毫不介意。他说：“毫无疑问，我强项就是财技，我不介意朋友叫我做‘财技高手’。”

“高手”的成名战是在香港证券市场上妇孺皆知的“中建电讯（0138，HK）”案。1996年中建电讯面临困境，不仅公司主席麦绍棠力邀关百豪出山，更有深套于该股中的基金经理上门“求贤”，恳请关百豪“拉兄弟一把”。在此情形下，关百豪出任中建控股57．4%的时富投资集团行政总裁，兼任中建财务顾问。

关百豪曾透露其“财技秘笈”：企业重组最关键的是财务重组，要使企业具备“健全的财务能力”，得先为企业定位，然后争取银行的借贷信心，以此再说服股东继续投资。关百豪进入中建后，首先将其主业定位在金融和科网业务上，时值“红筹概念”红透香江，关百豪成功引进一家国企在香港的窗口企业，动用15亿元港币包销中建的增发新股入主中建电讯。实际上，这家“红筹公司”并没有从自己腰包里掏钱，而是在关百豪牵线下，由隐形富豪蔡冠深控制的一家投行提供了贷款。中建电讯通过此次增发融资22．5亿元港币，并成功地躲过了亚洲金融风暴的侵蚀。

随后，中建电讯开始了一系列收购活动，目标包括明报网、Spring Trading　Limited以及刘德华的天幕等互联网公司，缔造了所谓的“中建系”王国，麦绍棠的“超级买家”之名由此而来，关百豪这位幕后英雄也因此备受瞩目。与此为伴的是证券市场上股价的飙升，该股的市值一度高达40亿元。

至此，关百豪功成身退。他联合新加坡某富豪出资5000万元港币收购了中建电讯所持时富投资集团的57．4%股份，制造了香港第一个管理层收购案例。他将中建电讯的成功经验复制在时富集团的身上，在互联网热潮汹涌之时，打造时富的“金融＋互联网”概念，在1999年四度为时富集团集资，总额达9亿元港币。

他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大发其财。1999年，他与麦绍棠双双以10亿元港币身家首度进入香港富豪前50名，人称“千僖富豪”。

“有人会觉得很神奇，像Magic（魔法），但很多人只看到结果，忽略过程，其实并非每次集资也会成功的，要令股东信服不只靠三言两语，要证明投资有价值，这个世界没太多‘幸运’成分！”关百豪说。

（二）仙股藏家

关百豪愿意承认自己是个“买家”，却不肯承认自己是个炒家。其实他本人在投资上正是个优秀的“短炒高手”，比如他今年年初以3938万元购进的富豪海湾洋房，下半年便以4500万元出手，获利逾500万元。他曾说，“短线炒卖对企业并没帮助”，话没有错，但这并不影响他个人发家致富。从1999年收购时富投资，到2000年入主实惠集团，再到分拆时富金融到联交所创业板上市，他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拥有了3家上市公司。然而有意思的是，这3家上市公司与中建电讯一样，历史走势异曲同工，中建电讯在当初红极一时后盛极而衰，从1998年开始连亏5年，如今股价“飘飘欲仙”。关百豪亲自掌控的3家公司也不例外，如他入主时富投资后，公司股价从1．5元港币最高飙升至19元港币，然而公司从2001年至今一直亏损；实惠集团从2002年至今连亏两年半；时富金融直至2003年才扭亏为盈。3家公司长期盘桓在1元港币以下，关百豪因此被人打趣为“仙股收藏家”。当他将大陆A股中人称“准仙股”的＊ST英教收入囊中时，他的“藏品”扩容了。

收购报告书称，收购＊ST英教仅出于投资A股法人股市场的目的。但p＊ST英教“狂飙＋蹦极”的走势，让市场对此心存疑虑。市场猜测：关百豪在没有入主前，从市场上慢慢买入大量＊ST英教，然后通过拍卖，仅仅花656万元买入法人股，通过其影响力和市场大力炒作，让股价升值后再出货。这样从市场上的获利将远远高于其成本，何乐不为？还有人认为，在前一次的＊ST英教法人股转让中，买家以0．68元／股的单价接盘，这比关百豪的0．05元／股高出了不知多少倍，可见＊ST英教确实“水深”，而且即使＊ST英教退到三板上市，5分钱一股的法人股股价在目前还是较为安全的，完全有出售转让获利的可能。

12月7日，＊ST英教公告称，公司、公司大股东及关联企业和关联人均未在二级市场买卖公司股票。有市场人士指出，这种“避嫌”似乎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原董事长在股权拍卖后一直试图竭力表示自己与新东家之间的“清白”，连董秘也似乎在与新东家玩着“躲猫猫”的游戏。据公司董秘说，关百豪或他手下的人，已到＊ST英教实地考察过，但“很不凑巧，他们到广州的时候，我在四川；他们到四川的时候，我正好在广州”。

关百豪与陈忠联之间果真没有关联吗？也许没有、也许未必。从公开资料上，目前，唯一能把二人牵在一起的，是中国科学院这一“线索”，时富投资早年间曾与中科院合作投资过一家名为“深圳中科时富”的企业，并打算以安排境外上市集资；关百豪也曾捐资100万元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建立“关百豪－林健忠心理科学网络中心系统”。而身为中科院特约教授的原董事长同样与中科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大仙“案底”

市场对关百豪的怀疑也并非空穴来风，至少，关百豪在资本市场上是留有“案底”的。1993年，在关百豪曾出任一家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该公司因涉嫌做假账被联交所停牌，事件发生后，关立即移民加拿大。而与他私交甚笃的麦绍棠2003年在香港廉政总署的“舞影行动”中被揭发有操控股价的嫌疑。

关百豪曾被耀荣明泰前主席张耀荣告上法庭，张耀荣称在2000年1月与关百豪订下口头协议，指时富会以每股1．9元向张购入5000万股耀荣明泰股份，但关没有能够履行承诺。关则辩称自己从来没有误导过客户，更声称他是首次遭遇此等事件并因此而蒙羞。

有好事者在电子港科技收购报告书公布后，拨打其中公布的公司在香港办公室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而这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BVI）的海外投资公司的副总裁，是安徽芜湖东方纸业的总经理。看来，“躲猫猫”是关百豪喜欢玩的游戏，他甚至把这一聪明才智用在其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的工作中。

据香港某媒体报道，在2005年10月出任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后，关百豪担心因为“成日要中港两边走搞生意”，不能随时回答记者提问，便想了一个“传媒电话简布会”的招，以电话录音来应付记者。文章最后揶揄道：很佩服像这样的受访者，可以整天准备好官僚答案，过再久也不会给记者回复电话。政府官员到了该学学做人道理的时候了！

做人道理？关百豪才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他的“道理”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字幅上早已写得清楚：时机把握，富足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