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投资的理论与国际经验

一、可持续发展投资的理论与国际经验

1.理论基础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持续发展投资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循。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投资是在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中研究的，从古典增长理论到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学家都将投资当作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根据索洛模型，人均产出是人均资本的函数。古典经济学家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强调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从而得出了资本主义投资和经济增长将陷入停滞的悲观结论。现代增长理论则揭示了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新增长理论代表人物保罗·罗默指出:“我们已经从索洛那里知道了下面的观察结果，并且这种观察结果也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即使是资本投资直接促成了增长，那也是技术引致了资本投资并且非直接地引致了所有的增长。没有技术的变化，增长将会停滞不前。”^[1]新增长理论的AK模型假设技术进步通过知识积累和技术扩散引发边际收益递增，抵消了边际收益递减效应，从而维持资本收益不变。总之，经济增长等于投资率乘资本投资效率，现代经济社会如果要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率而且形成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确保投资效率至少不降低。

(2)投资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球的资源状况和环境问题引起了人类社会的高度关注。经济学家重新关注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与持续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围绕经济增长存在最终极限的所谓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辩论^[2]。

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代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提交的联合国大会主题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著名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对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不构成危害的发展。”所谓满足需求的能力指的是某种形式的资本，给后代留下足够的满足需求的资本存量，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1991年，经济学家皮尔斯(Pearce)针对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的区别，将可持续发展概念进一步划分为弱可持续和强可持续两种类型。前者指总资本存量(自然资本、人造资本等存量之和)在代际之间保持总量不减少;后者指自然资本存量不随时间而下降，在世代之间保持或增加自然资本存量。弱可持续发展认为自然资本(森林、河流、鱼类和矿产等)和人造资本(机器厂房和基础设施等)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人类只要给后代留下足够的资本存量，后代人就有足够的能力来满足其需求。强可持续发展强调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必须维持后代人的自然资本存量或至少保证其中的关键自然资本保持不减少。

此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进入到应用领域。1993年，联合国发明了绿色核算体系SEEA，即综合资源环境经济账户体系。1995年9月，世界银行对传统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扩展，创造性提出了“国家财富”(又叫扩展了的财富)和“真实储蓄”两个基本概念。这里的国家财富是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类资本和社会资本四种形态的总和。国家财富是通过真实储蓄率(Genuine Saving Ratio)而发生动态变化的。真实储蓄=净储蓄(总储蓄-折旧)-资源耗竭-污染损失。真实储蓄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政策含义是真实储蓄的负增长最终导致财富减少。

(3)增长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融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借助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来探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条件问题^[3]。比如，Chichilnisky在1995年借助于包含自然资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导出的“绿色黄金法则”，认为经济路径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条件是自然资本和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自然资本的边际更新率，而影响边际替代率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而England(2000)分析了在人造资本不能替代自然资本的前提下，要想保持产出的持续增长，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技术进步从节约人造资本转向节约自然资本，提高自然资本的生产率;二是保护自然资本，减少自然资本的耗竭速度;三是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进入21世纪，William A.Brock和M.Scott Taylor(2003，2004)分别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绿色Solow模型(Green Solow Model)^[4]和强化减排模型(Intensifying Abatement Model)等四个模型。

2.国际经验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环境保护运动和国际上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公约的形成，促使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将可持续发展当作国家发展战略，提出了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发展模式。与之相对应，政府采取激励可持续发展投资的系列政策，对绿色能源、绿色技术的投资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1)绿色能源的投资浪潮。

①1973年的石油危机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1973年的石油危机促使各国转向绿色能源的开发，降低了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美国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能源消费结构得到调整，石油在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实行能源来源多元化政策，大大减少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注意节能和提高能效，石油消费水平明显降低。而《2005年国家能源法》，将夏时制延长一个月。据估计，采用新的夏时制，美国每天可节省石油1万桶，按每桶60美元的价格计算，每天可节省60万美元，一个夏天可节约近2亿美元。日本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前，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为77.4%，到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前下降到71.5%，现在已降到52%。

②全球变暖和高油价再度引发新能源投资浪潮。近年来，对全球变暖和高油价的应对政策之一就是新能源投资的加强。当化石能源价格上升后，可更新能源技术的成本便相对降低了。最近几年，可持续能源投资呈加速增长的态势，风能、太阳能及生物燃料吸引着强大的投资额。从全球范围看，可持续能源领域的投资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5年和2006年两年，全世界可持续能源领域的投资增长了158%。2007年，总的可持续能源资本流量达到了2049亿美元，比2006年上升了60%。

2006年，投资者将71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了这一领域，此外，还有约300亿美元的资金通过合并、收购、融资购买以及现筹集资金进入这一领域。从投资地区看，2006年，美国和欧盟在这方面的投资共占全球的70%。美国是全球风险资本的最大目的地，2006年，风险资本投资商向美国的清洁能源公司和计划项目倾注了49亿美元的资金。欧盟的优势在于它吸引的公共市场投资数额最大，达到57亿美元。在欧洲，人们对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和能效的作用认识较高，《京都议定书》执行效果也最好，企业生产技术已经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德国等许多成员国为推动可再生能源采取了强有力的激励措施，而且已经开始致力于能效的提高，许多投资者特别愿意通过股票市场为可再生能源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能源投资正高速增长。2006年，发展中国家对可持续能源的投资占全球总投资的21%，达到150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两倍多。而2004年只有42亿美元，仅占全球可持续能源投资的15%。我国在此方面的投资约占全球投资的9%，这主要是在风能、生物能以及废物利用等各个领域，这反映出我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另外，印度和巴西可持续能源的投资增长速度也十分迅猛。

根据一家私人咨询机构对欧洲绿色投资市场的分析报告^[5]，2007年，全球总的可持续能源资本流量达到了2049亿美元。多数新增投资首先流向欧洲，其次是美国。其中982亿美元进入到美国、中国和西班牙的可更新能源投资，尤其是风能建设，501亿美元进入到技术开发和生产规模的提高，另外的566亿美元用于购并。中国、印度和巴西也引起了投资者兴趣，其新增投资从18亿美元猛增到260亿美元。据预测，2012年，全球可持续能源投资将达到4500亿美元，2020年，达到6000亿美元。2007年，绿色投资已经从2006年的1500亿欧元增加到1804亿欧元，增长了20%，预计到2014年，按18%的增速，将达到5729亿欧元。另外，2007年，可更新能源部门的首次市场发行融资达到历史新高，清洁技术的投资增长了35%，达到了1170亿美元。2007年，全球绿色部门的个人风险投资达到了52亿美元，美国绿色技术投资达到了39亿美元。

(2)广义绿色投资的估算。广泛的绿色投资的定义使得该部门的投资非常难以估计。对环境的投资更有说服力的指标或许是社会责任投资的增加(SRI)。比如，1989年，加拿大社会责任投资共同基金资产是1亿美元，到了1999年猛增到38亿美元，增加了37倍(虽然绿色投资和社会责任投资可以重叠，但它们是不同的，社会责任投资增加不一定是绿色投资)。

高净值个人(HNW IS)和机构投资者占2.7万亿美元社会责任投资的资产70%。超过一半的高净值个人绿色投资的首要目标是回报率，同时，大约1/3指出社会责任是他们的动机。北美地区通常将盈利当作绿色投资的首要因素，而欧洲等其他地区的多数投资者则声称社会责任是他们绿色投资的首要原因。

根据2008年Capgemini和Merrill Lynch联合发布的第12次年度世界财富报告，超过金融资产百万美元的人数在增加。2007年，全球超过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高净值个人超过了1000万人。比2006年多了6%。全球12%的高净值个人的投资中含有绿色部门投资。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超级巨富投资者中14%含有绿色投资。

据国际能源组织(IEA)分析，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还将引起世界投资模式的深刻调整并且需要大量的投资。例如: IEA估计，在550PPM目标政策情景下，2010～2030年间，全球发电部门和能效部门每年需要的额外投资占世界GDP比重将平均达到0.24%，累计高达4.2万亿美元。其中，发电部门需要1.2万亿美元的额外投资以加快可再生电力、核电和碳捕捉及封存技术的发展，而能源需求侧则需要约3万亿美元的额外投资以增进能源效率，主要用于交通节能、建筑节能和工业节能。

(3)金融机构和财政投资战略的变化。大银行介入绿色投资是主流投资的一种转变，更有活力的研究和更好的回报是其中的原因。摩根大通成为第三大银行集团发布了投资指南，限制可能破坏环境的产业项目贷款和承销。指南涵盖了气候变化、可持续林业发展和保护自然物种，它们还将加强对电厂二氧化碳排放的贷款审核。该银行已经采取了花旗集团和其他9个公司在投资产业如采矿、石油、天然气和森林等方面的投资原则——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6]。摩根大通开发这项政策是与雨林行动网和地球之友一起合作的，该行将增加对有利减排的技术的金融支持。花旗、摩根大通和摩根斯坦利联合确立了碳原则(Carbon Principles)，作为对电厂投资的理念。随着全球变暖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加深以及碳燃料价格和碳监管影响，美国的一些州开始制定新的投资战略，将环境影响作为投资评价的重要战略因素。

2008年2月，宾夕法尼亚财长罗宾·韦斯曼(Robin L.Wiessmann)发布了现有财政投资政策的补充条款，强调环境治理和其他战略因素作为投资的评价标准。韦斯曼财长发起了财政的核心绿色投资战略(Keystone Green Investment Strategy)^[7]，该战略寻求公共资产从绿色技术的更高回报、可更新能源技术和来源以及用绿色和清洁技术帮助企业减少排放。另外，根据绿色投资原则，该州财政部将作为机构投资者鼓励在环境信息披露和治理方面的改进，包括发布对环境产生威胁或降低环境风险的管理决策信息。韦斯曼财长直接负责属于州政府资金的投资，行使1200亿公共基金的决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