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化的现状及问题

二、我国工业化的现状及问题

1.工业化的发展现状

(1)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工业主导地位提高。伴随着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2007年，我国GDP达到了246619亿元，按照同期汇率折算，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改革开放以来，除少数年份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低于8%以外，绝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8%。这符合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经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经济结构的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表现为: 1978～2007年，第一产业比重趋于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趋于上升，第二产业比例虽然有波动，但一直保持在40%～50%;工业比重呈现小幅波动状态，基本维持在36%～44%，2002年以后，工业比重逐年上升，由2002年的39.4%上升到2007年的43%;工业内部结构也得到升级，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商品增加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30.5%上升到2007年的54%。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处于由重化工业阶段向高加工度阶段转变时期。

(2)工业产品发展迅速，制造业地位不断强化。从具体的工业生产能力看，到2000年，中国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业生产大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居世界前列。到2006年，钢、煤、水泥、电视机和棉布的产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发电量继续位居世界第二，糖产量居世界第三，原油产量居世界第五。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业和中国制造业的地位进一步强化。自2000年前后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增加值超过德国后，与日本的差距逐步缩小。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相当于日本的36.5%，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日本的38.3%;到2004年，上述比例分别提高到54.4%和65%。2006年，中国制造业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的增加值以美元计算，达到1095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制造大国^[1]。世界70%的DVD和玩具，50%的电话，超过1/3的彩电、箱包产自中国。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估算，200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MVA)占世界的11.4%^[2]。到2007年，中国制造业增速已经连续20年居全球之首。

(3)资本国际流动加快，发展成为工业贸易大国。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和很好的配套生产能力，使我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和吸引外资的大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从1991年的43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83亿美元，列世界第4位，列发展中国家第1位。目前，我国总体上从“招商引资”阶段步入“招商选资”阶段，世界最大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83家落户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走向世界。2001年，中国FDI流出额为68.5亿美元，2002～2004年有所回落，但是，2006年又增加到161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33%。不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采矿和制造业的低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所占比重较低。从进出口贸易看，198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仅为570亿元人民币，到2007年底，进出口总额达21738亿美元，列世界第三，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1980年，我国出口商品的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49.7%。而到2000年以后，这一比例上升到90%以上。我国已成为工业贸易大国。

2.工业化存在的问题

(1)工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目前，我国高技术出口的80%来自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高新技术基本上被他人所垄断。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而发达国家均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在我国的设备投资中，进口设备占投资设备购置总额的比重达60%以上，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进口;我国每年的发明专利数占世界的比重不到3%，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我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6%，而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总量的0.3%^[3]。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和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4]。中国的一汽、东风、上汽、广汽、长安等汽车公司，都与国外的汽车制造业巨头组建了多家合资公司制造乘用车，在获取大量盈利的同时，却没有真正拥有乘用车设计和制造的一些关键技术。如何把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结合起来，更多地以自主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已经成为未来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资源与环境约束较为明显。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约0.1公顷，而世界人均0.24公顷，我国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我国人均淡水资源2257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7%，且空间分布很不均匀^[5]。如果世界平均的发展成本为1，则中国发展成本与世界平均值的比为1.2∶1，工业发展成本是1.25∶1，基础设施成本是1.28∶1，区域开发成本是1.25∶1^[6]。近年来，我国资源供应形势全面偏紧。在国内需求量中，约有50%的铁矿石和铜矿、33%的铝土矿、40%的原油和44%的木材依靠进口满足。由于在以往的工业化进程中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严重浪费，我国也和历史上的工业化国家一样，付出了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活环境质量下降的代价。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有机污水排放量已占世界第1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2位。即使国际社会不就环境问题向我国施压，我国自身的环境容量也难以持续容忍这样大的污染排放。如果说资源的约束还有可能通过从国外进口得到缓解，那么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代价则使我们更难承受。推动工业增长方式从高耗能、高排放型向资源节约型和生态环保型转变，从而推进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还任重而道远。

(3)工业对就业的吸纳力减弱。我国的国情和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劳动就业问题在未来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约有5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3亿人，而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1.4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总量达1.8亿以上，也即到2020年，平均每年大约有1000万人需要从农村中转移出来。再考虑国有企业改革中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大量存在的富余人员以及自然新增的劳动力，保守的估计每年还要新增100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所能支撑的就业增长比率即就业弹性系数，自20世纪中期以来也呈现出下降的态势。1979～1985年，工业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为0.82; 1986～1990年为0.44; 1991～1997年为0.15;而1998～2003年仅为-0.11^[7]。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力不断下降。因此，我国未来的工业化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另一方面是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单位资本所能吸纳的劳动就业量日趋减少。未来如何处理好技术进步与扩大就业的关系，促进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共同发展，是工业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最富挑战性的问题。

(4)经济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不论与一般模式相比还是与相近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我国工业比重显著偏高，而服务业的比重明显过低，服务业在我国高增长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不断下降。2002年以来，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连续4年下降，由2002年的41.5%下降到2006年的40%。发达国家的生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通常达到30%以上，而目前我国只有20%左右。由于生产服务业主要是为整个经济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服务的，因此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一直未能取得较大的进展，应该说与生产服务业的不发达状况有直接关系。在工业内部，能源和原材料等上游行业供给紧张，多数消费品等下游行业相对过剩。改革开放以来，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瓶颈”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作用始终存在。占主导地位的工业产品多是一些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高新技术产业还处于较低水平，产业结构的整体层次还有待提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内企业多处于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从事非核心零部件制造和低档组装等活动，而营销与产品设计等高附加值的活动则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一款iPod产品的成本分析显示，其299美元的零售价当中，中国工人的贡献不到3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