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的经济学说

时代、生平和著作

从斯密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相距半个世纪不到，英国社会经济却发生了大变化。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产业革命，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大规模展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迅速过渡到机器大生产，资本主义农场发展也极快。英国经济力量急速增长，工业品运销欧、亚、非各地。与此同时，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破产成为雇佣工人，英国完全成了工人、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构成的社会，但社会主要矛盾仍是工业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经济上主要围绕“谷物法”存废和货币改革两大焦点展开。

在谷物法方面，英国工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后，谷物供给日益紧张，谷价猛涨。地主阶级为维护自己利益，通过手中控制的议会，于1818年强行通过新“谷物法”，废除了谷物出口的一切限制，而对进口，则规定国内谷价低于每夸脱82先令时禁止进口，人为维持国内高昂谷价，结果使地租大大增加，利润大大降低，工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废除这一谷物法。

在货币方面，英国长期和拿破仑的战争，造成国库空虚，政府为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增发大量银行券，并造成兑现困难，1797年英格兰银行宣布停止兑现，使金价大涨，英镑汇价下跌，银行券贬值，物价腾贵。这极不利于工商业发展。资产阶级极力要求改革货币信用制度，稳定通货。

在这些冲突中，李嘉图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坚强斗士。他出生于伦敦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少年时读书年份很短，14岁起就跟随父亲从事交易所活动，21岁起独立活动，凭借其投机天才很快成了百万富翁。然后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活动。在经济方面，李嘉图最先注意的是货币金融问题。1809年在“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黄金价格》，接着又发表了这方面一些文章。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国富论》，对经济学有了更浓厚兴趣。1817年出版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他不仅高举经济理论大旗，还在议会中积极辩论，影响实际政策的制定。

社会观和方法论

李嘉图把自己所处的英国社会当作唯一合理的、永恒的和自然的社会形态。他把利己主义看作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认为每个人只要能自由追求个人利益，就能建立整个社会的普遍幸福。这种社会观除受斯密影响外，还刻上了边沁功利主义的烙印。耶利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是英国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这种功利主义认为，人人都追求个人利益，力求避免痛苦，寻求快乐，个人构成社会，个人利益总和等于社会利益，让每个人为自己利益自由选择和竞争，就可促进社会发展。李嘉图接受了这些观点，主张经济自由。

有人认为，李嘉图关注的只是收入分配，因为他自己也说过，“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1]。这是一种片面看法。实际上，李嘉图真正关心的是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利润，而当时英国工业的利润正受到被地租吞噬的严重威胁。为此，李嘉图必须研究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者的关系。他的价值论和分配论正是这种研究的成果。

李嘉图研究价值论和分配论时，运用了自然科学研究中运用的抽象方法。他的抽象法是从商品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原理出发，研究所有一切其他经济范畴同这一原理是相适应还是相矛盾。这种方法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但也受到许多人的怀疑和批评，认为他是把经济学这门科学引导到毫无结果的抽象道路上去的第一个人。确实，从李嘉图开始，后来有不少经济学家，包括数理经济学家，都喜欢从诸多经济事物中抽取一条或几条基本原则，而把其他被认为是次要的东西抛开，加以分析推导，演绎出整套理论。这种方法有优点也有缺点，关键要看抽象出了什么东西。如果能抽象出经济事物中最本质的东西，那么，这样的方法运用还是必要的。

劳动价值论

为了分析工资、利润和地租三者的关系，李嘉图建立了一套较为彻底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价值只能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而不可能同时由这一商品所支配或购得的劳动决定。他也不同意斯密关于资本产生和土地私有以后，商品价值不再由劳动决定而由收入决定的说法。

他还认为，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这耗费的劳动不仅有直接耗费的劳动，还包含间接耗费的劳动，即生产所用生产资料也会把消耗的价值转移到生产品中去。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论点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个别生产者在生产中实际耗费的劳动，而是必要劳动，但这一必要劳动是指最不利条件下生产每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打个比方说，一个单位谷物在优等地上生产要1小时，在中等地上要2小时，在劣等地上要3小时，则3小时的劳动耗费就是这单位谷物生产上的必要劳动。如果每小时用货币表现值2元钱，则该单位谷物的价格就是6元钱。

收入分配论

李嘉图研究收入分配，是要研究三种收入的大小由什么因素决定以及这三种收入间数量关系如何。他首先研究的是工资，因为他认为工资的变动直接影响利润，而利润又与地租相对立，因此，工资的分析是关键。

李嘉图和斯密一样，认为工资是劳动的报酬和价格，劳动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一样，也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之分，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2]。而劳动的市场价格是企业根据劳动市场供求情况实际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工资。劳动供不应求时，市场价格会涨到自然价格以上，劳动者景况变好，于是会刺激人口增加，使劳动者人数增加，劳动工资就会跌落，如果跌落到自然价格以下，劳动者景况会恶化，劳动者人数会减少，工资又会上升。这样，货币工资涨落会调节劳动人口供给，使这种供给不断适应对劳动的需求，使市场价格不断趋于自然价格，使劳动者能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后裔。李嘉图这种观点实际上和马尔萨斯人口论唱同一调子，因为正是人口论强调，人口繁殖只受生活资料供给量限制。

关于利润，李嘉图把它说成是商品价值中扣除工资后被制造业者和农场主所占有的部分。因此，利润高低会与工资高低成反比。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维持工人生活所需消费品就会便宜，工资就会下降，利润就会增加；反之，劳动生产率下降时，生活资料便昂贵，工资就会上升，利润就会下降。例如，农业生产从优等地转向中等地再转向劣等地时，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不断下降，农产品价格就不断上涨，维持工人生活所需费用即工资就要上升，从而利润要下降，而这时候，地租就会不断上升，为什么呢？

李嘉图提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3]。地租产生的条件有二：一是土地有限，二是土地肥沃程度或位置有差别。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工商业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仅靠耕种优等和中等土地生产的农产品（如谷物等）已不能满足需要，只得耕种次一等土地（假定为劣等地），而同量资本和劳动投在优等地上比投在中等地上、投在中等地上比投在劣等地上，同样面积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要多得多，因此，单位农产品（例如每斤谷子）耗费的劳动（或者说成本），优等地上最少，中等地上次之，劣等地上最多，而农产品的价值是由最劣等的土地上耗费的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表现为优等地、中等地和劣等地上种出的单位农产品在市场上都只能按同一价格出售。但是，劣等地上生产的农产品价值（即售后的总价格）扣除掉消耗的生产资料和工资以后，也必须提供平均利润，否则，就不会有人愿意耕种劣等地，而不耕种劣等地的话，社会上农产品又不够满足需要。这样，和劣等地相比，优等地和中等地上的农产品按价值出售以后，就会得到一个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由于大家争相耕种好地，这个超额利润就落入地主口袋，变成地租。例如，假定第一、二、三等地上投入等量资本与劳动，各生产谷物100夸脱、90夸脱及80夸脱（当时英国衡量单位的名称），则第一、二等地上的地租分别为20夸脱、10夸脱谷物。

当然，如果在耕种二等地前在一等地上追加一倍的资本与劳动也能增收100夸脱的话，就不必耕种二等地了，只要在一等地上重复投入追加的资本和劳动就行了。对此，李嘉图指出，在同一块地上重复投资，存在一种报酬递减的现象。例如，第一次投下一笔资本和劳动如能收获100夸脱，第二笔同样大的资本和劳动量投于同一块地上，也许只收获85夸脱，即两笔投资合起来只收获185夸脱，这样，人们就会决定在第二笔投资前先耕种二等地。假定社会上农产品需求继续增长，要求人们在究竟是耕种三等地还是作第二笔投资之间进行选择。因为种三等地只收获80夸脱，而第二笔投资可收获85夸脱，于是会选择第二笔投资，但一旦作了第二笔投资，则85夸脱中的劳动耗费量就成为社会必要劳动量，由它决定产品价值，于是，第一笔投资中的15夸脱谷物，就转化为地租。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对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不管是由于要不断耕种越来越次一等的土地，还是由于在同一土地上追加投资的收益（报酬）递减，单位农产品价值会不断增加（由最劣等生产条件决定的单位产品中劳动或成本的消耗决定农产品价值），也就是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假定工人的实物工资（用货币买到的生活资料）不变，并且还假定工人的生活资料都是农产品（李嘉图说一半是工业品，一半是农产品，这里为方便起见，假定全是农产品），那么，农产品价格上升，货币工资也要随之上升。投资人（假定是农场主）卖了农产品以后，扣除了越来越高的货币工资，利润就势必越来越少。现在，我们根据李嘉图的理论，用一个假设的实例，制成一个简表（见表4-1），来说明工资、利润和地租三者的变动关系。

表4-1　工资、利润和地租变动关系表

在表中，假定在同一块土地上重复投资的劳动量和资本是10人和240　000元（24万元），每次投资的产量分别是18　000、16　000、15　000，第一笔投资所得谷物的售价是每公斤2元，每人工资600公斤，合货币1　200元，谷物总价36　000元，故利润是24　000元（未考虑生产资料消耗），因此总投资的利润率是10%。第二笔投资产量16　000，于是这一笔投资就有2　000公斤地租，这笔投资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一笔投资，这16　000公斤谷子也要卖36　000元，因此，每公斤谷子从2元上升到2．25元（＝36　000÷16　000），于是2　000公斤实物地租合货币4　500元，每人实物工资不变（否则工人无法活下去）仍是600公斤，合1　350元（＝600×2．25），货币工资总额就上升为13　500元，因此，利润降为22　500元（36　000－13　500＝22　500或1　000× 2．25＝22　500），利润率相应下降为9．4%。第三笔投资时各项数字由同样方法计算而得。

由此，李嘉图得出结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工人名义工资提高了，利益基本不受影响；农产品价格上涨，地租上升了，地主得利；利润则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工资提高而降低了。利润率的不断下降，使工商业失去了投资的动力，经济会趋于停滞。当然，如果在此过程中农业上有技术的进步，或者廉价农产品进口，就不必耕种越来越差的土地，或者不必在土地上作收益递减的追加投资，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不会降低，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势头会得到抑制。然而，英国的谷物法却阻碍了农产品进口，这大大有利于地主阶级而不利于工商业发展。为此，李嘉图坚决主张废除这种谷物法。

货币数量论

李嘉图是古典学派中货币数量论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按理说，作为劳动价值论者，他不应当是货币数量论者。他也确实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曾认为货币和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由生产金银所费劳动决定，商品价格只是用一定数量的具有同等价值的货币所表现的商品价值。如果不考虑供求变动因素，商品价格由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决定。在商品价值不变时，商品价格同货币价值成反比；在货币价值不变时，商品价格同商品价值成正比。因此，当商品数量和商品价值不变时，一国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货币价值越大，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就越小；反之亦然。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

然而，当看到当时严重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时，他又迷惑起来了。他误把纸币当作了金属货币，把纸币流通规律当作金属货币流通规律，得出了货币数量论的结论：商品价格与流通中货币数量成正比，货币价值与流通中货币数量成反比。这个结论对纸币来说确是如此，因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但对金属货币来说并非如此，因为金属货币本身有价值，如果流通中金属货币过多了，多余的部分会退出流通领域，成为贮藏货币。

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从理论上说虽不正确，但却是为他的自由贸易和稳定通货的主张服务的。当时有人主张限制对外贸易，以防贸易逆差导致黄金外流。李嘉图则认为，自由贸易会自动调节各国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一国货币过多时，物价会涨，进口会增加，出口会减少，过多的货币会输送到国外；反之，货币过少时，货币自然会增加。这种看法和当年休谟的理论如出一辙。

李嘉图还根据货币数量论，提出了有限制的发行纸币以稳定通货的方案，即主张用法律规定银行发行纸币的最高额，超过限额，则每发行一英镑纸币，就应有一镑金币的十足准备，并且纸币要能不受限制地随时兑换金银币。这样就可使纸币像金属货币一样通过自由贸易得到调节。他把自由兑换当作稳定通货的必要条件是对的，但认为纸币发行超过限额就要有十足的金属货币准备，实际上就把纸币当作银行券了，而银行券（可兑现的纸币）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货币流通为基础的。

自由贸易和比较成本

李嘉图竭力主张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情况下廉价谷物可以进口，工资就会下降，利润率可以提高，地租上涨可受到抑制，从而有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

为了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学说。斯密主张各国专门从事生产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即这种商品所需要的成本绝对少于其他国家，然后相互交换，均可获得利益。但如果甲国在X和Y两种产品生产上，成本都低于乙国，两国可否分工和贸易？斯密回答不了的这一问题，由李嘉图作出了回答。他说，假如葡萄牙生产一定数量的酒只需要80个工人劳动一年，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只要90个工人劳动一年，而在英国生产同样数量的酒和呢，分别需要120个工人和100个工人劳动一年。葡萄牙在两种商品生产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怎么办？他说葡萄牙应生产酒，英国应生产毛呢，然后相互交换。这是因为，在酒的生产上，葡萄牙一天劳动值英国的一天半，即80∶120＝1∶1．5，而在毛呢的生产上，葡萄牙一天的劳动只值英国的1．125天，即90∶100＝1∶1．125。就是说，在两种产品生产上，葡萄牙在酒上有更大优势，英国在毛呢上则有相对优势。李嘉图这种理论，称相对成本说或者比较优势说，也称比较利益说。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相比斯密的绝对利益说而言是一大进步，但依然存在诸多局限。其要者，一是不能说明酒和毛呢究竟会以何等比例交换，这是贸易条件问题；二是不能说明在多种要素存在情形下比较优势从何而来，因为李嘉图模型中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比较优势发生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这是贸易原因问题。局限存在是理论发展的动力和空间。前一局限导致约·穆勒的国际需求方程式和阿·马歇尔的提供曲线理论产生，后一局限导致瑞典学派的H－O模型问世。

李嘉图学说的命运

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无论在他那个时代还是后来的年代，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都有一大批追随者和批评者。

与李嘉图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和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1789—1864）都是李嘉图的积极追随者，而马尔萨斯等人则是李嘉图理论的反对者。两派争论中一个焦点问题是对待劳动价值论问题。李嘉图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出发，建立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但他的劳动价值论中也存在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矛盾。例如，如果价值由劳动创造，那么，来自劳动创造价值的利润，就只应当同耗费的劳动成比例，但事实是，利润只和垫支的资本量成比例，而不和投入的劳动成比例。李嘉图的反对派抓住这个问题，运用生产陈葡萄酒和新葡萄酒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一样，但陈酒比新酒贵得多的例子攻击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李嘉图的追随者力图维护李嘉图理论，例如詹·穆勒提出，一切商品价值都由劳动创造，这种劳动不仅有用手直接去做的劳动，还有积累的劳动，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又如麦克库洛赫提出，不仅人会劳动，自然力也会劳动，也会创造价值。这些说法明显都违反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原意。

李嘉图学说的最大影响发生在马克思（K．Marx，1818—1883）身上。后者把前者当作自己最直接的先驱，或者说，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最新近的来源。尽管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理论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并对之加以革命性改造，但坚决认为，李嘉图理论是古典经济学中最有科学价值的宝库。

确实，李嘉图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来源和依据。但正因为如此，李嘉图学说遭到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非议和尖锐批评。例如，19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学家亨利·查尔斯·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1793—1879）就曾指责李嘉图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制造纷争的理论。因为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曾揭示工人、工商业家和地主三个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因此，曾被当时空想社会主义者用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凯里说李嘉图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4]。他还给李嘉图加上了共产主义之父的罪名。实际上，这真是冤枉了李嘉图。后者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理论会给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所用。

重视李嘉图理论的不仅有社会主义者，西方经济学家阵营中也不乏其人。例如，20世纪中叶英国形成的新剑桥学派就认为，商品价值所具有的客观性和物质性，应当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传统中去寻找，并且收入分配论是价值论的引申，国民收入划分为工资和利润两大部分，利润率越低，工资总额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就越大。这些观点的形成，都体现了李嘉图学说的影响。

应当认为，从对发展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李嘉图理论的贡献主要有：第一，确认利润是驱动经济进步的动力，任何对利润的伤害，都会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威胁；第二，确认物价和币值与流通中货币数量有关，工商业顺利发展离不开一个通货稳定的经济环境；第三，确认比较利益的存在，是进行贸易的正当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