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终篇”的内容及其意义,首先应该联系《资本论》的主题。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84],“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185]。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规律无疑是《资本论》所要揭示的主题。然而,在这一主题之外,《资本论》似乎还有一个主题,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6]。甚至可以说,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规律归根到底是从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因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间接批判,是以一种特殊方式进行的批判。对于马克思说来,运用其运动规律更好地促进资本主义生产,这不会是他的本意。事实上,1862年四册结构确定以前,马克思一直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的,正式定名为《资本论》以后,仍然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从内容来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便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题。它一方面从以往的“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采用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187]。推论出:工人降低为商品且趋于贫困化;竞争必然引起垄断,垄断反过来限制竞争的自由;阶级关系必然走向两极化,以至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终将消失。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原本是要从这里寻求对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可是,他在这里遇到的理论,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庸俗经济学,总体上都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理想化。当然,相对于庸俗经济学而言,古典经济学还是看到了它的内在矛盾。马克思进行这样的逻辑推论,其目的就是运用国民经济学自身的逻辑,对其中渗透着的意识形态理念进行批判。但是,正因为马克思看到国民经济学自身的前提和思维方式也能够推导出这些结论,他这时还没有下决心断然与“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里所谓“唯心主义”,实质上是指抽象的唯物主义及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马克思揭示了以往的“国民经济学”逻辑上的一些局限,重点是对私有制、分工、需求、竞争以及由这些抽象地衍生出来的市场要素的前提性存在进行了批判,这是运用劳动异化理论的外壳包裹着的初步的唯物史观进行批判的。《哲学的贫困》更是对小资产阶级和国民经济学共有的思维方式及其变种进行批判。正是在这个批判过程中,马克思认识到“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资本论》的种种思想因此有了最初的萌芽,并“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得到发挥”。[188]《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则体现了双重主题和逻辑线索的交织,但是,由于马克思对理论批判的偏好,他似乎更多地突出了理论的批判。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竟然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说成是这部手稿“正要证明的结论”[189]。而这篇“导言”的内容,仅仅是对国民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和对崭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阐明。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主题发展为相对独立的部分,形成篇幅巨大的《剩余价值理论》,但是,马克思仍然将它看成《资本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资本论》的形成过程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主题之一或唯一的主题。而在《资本论》的四册结构中,虽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科学认识”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相对分离的,并且大大突出了“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一本题。但仔细分析起来,“政治经济学批判”似乎仍然是根本的主题所在。因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生产”的分析,可以说是一种隐含批判的建构,它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科学论证,不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同时也展现了一种崭新的分析方法和科学的认识进程。正是这种分析方法的系统展示,马克思提供了一整套全新的思维模式。笔者把它称为“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它是彻底唯物的,又是以辩证法为核心的,它把德国传统与近代自然科学的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它是德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马克思因此把《资本论》看成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认为这是德国“全民族的功绩”。[190]他还认为这本书“使‘德国精神’获得了荣誉”[191]。《资本论》的崭新思维方式不仅是“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192],而且真正超越了至今在世界上居于主流地位的思维模式。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思维模式是科学精神的体现,而“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严格意义上是非科学的。他指出:法国的唯物主义精神在魁奈、拉瓦锡、拉普拉斯、比夏和拉马克(可能还包括居维叶)那里,显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力量和胆略”,而萨伊则“暴露出在概括事物时法国精神的全部荒谬倾向”。[193]“庸俗经济学以为,政治经济学科学与其他一切科学的特征差别在于,后者力图说明被掩盖在日常现象后面的,因而按其形式总是与日常现象(例如太阳围绕地球运动的现象)相矛盾的本质,而前者则宣称日常现象单纯转化为同样日常的观念是科学的真正事业”。[194]在这里马克思似乎暗示他的经济学研究相对于庸俗的政治经济学乃至古典经济学,就思维方式而言是一场哥白尼革命。他坚信庸俗经济学家不能“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是“夸耀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他们对自己的指责无非是“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而自己则以科学的精神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联系”,这种内在本质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195]这是《资本论》刚发表的时候马克思流露出的一种自豪之情。
“终篇”的内容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主题可以说是相互呼应的。它一方面可以说是对“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批判。它揭示了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是如何将收入源泉与价值源泉、特殊社会形式的生产与一般劳动过程混为一谈,以及怎样将特殊生产的社会属性变成永恒的物的属性;它揭示了不变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是怎样在三位一体的公式中被人为取消的;它揭示了那些国民经济学家是如何在竞争的假象中处于循环论证的困境之中的;它揭示了国民经济学家的这些错误根源就在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他们总是从抽象的“共性”把握特定的生产关系或分配关系,从而看不到生产或分配的特殊社会性质,并且使他们的理论工作限于当事人日常观念的条理化。
另一方面,“终篇”可以说是对“科学认识”的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它形式上是对第三卷的总结,实质上是对《资本论》全三卷的总结。第48、49、50章大致上与《资本论》一、二、三卷的内容相对应,但不是对各卷的简单归纳,而是在综合了全书的内容的基础上对相关内容进行的更高层次的说明。这种总结同样是归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主题上的,而理论批判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始终是以唯物史观为归宿的。因此,可以说,“终篇”的内容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对“科学认识”的进一步理论升华。
并且,“终篇”的文字内容与《剩余价值理论》的附录即总结部分几乎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剩余价值理论》的附录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侧重于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而“终篇”的内容则是直接批判“斯密教条”。这是因为,马克思认定庸俗经济学是“亚当·斯密创始的”[196],认为斯密教条“为庸俗经济学大开了方便之门”[197]。而事实上,“斯密教条”正是以往的“国民经济学”各种错误的集中体现。因此,《资本论》在展现出全新的方法论思想的同时,需要从源头把握以往的“国民经济学”的实质。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直接的理论批判,则更为注重那个时代的现实要求。这也说明,“终篇”的内容是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种文字相近、重心不同的批判内容,各自处于《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总结性地位,正好又把相对独立的两个主题联系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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