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互关系的理论述评

第一节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互关系的理论述评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之内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阂。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在新古典分析框架内，在国际间资本不流动的非现实性假定中，利用比较优势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并建立了一个完美的自由贸易理论模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公司为基本分析单位，以市场不完全竞争为前提，解释公司为什么投资、凭什么投资、向哪儿投资等问题。显然，由于理论前提的截然不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完全不相容的。但随着现实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行为主体的不同选择，两者之间应有共同的决定基础。在这种形势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开始由分歧走向交叉和融合。

一、传统视野中的贸易和投资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分歧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但不管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新古典理论，不仅分析逻辑和政策主张是一脉相承的，而且理论的前提也是基本一致的。这些前提假设包括：（1）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2）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没有障碍；（3）没有运输成本；（4）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5）资本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可以相互替代；（6）在同一范围内，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7）没有要素密集型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8）经济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出口恰恰足以支付进口。通过这一系列前提的假定，H－O模型的推理简单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造成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在这一框架内，市场是完全的市场，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量被严格的前提假设省略了，因而贸易是一个企业或国家的最明智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不被考虑。

由于在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框架下，国际直接投资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所以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不可能在国际贸易的框架内衍生出来，只能另辟蹊径，寻求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海默（S.H.Hymer）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先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标志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兴起。垄断优势理论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对跨国公司行为的解释是建立在市场不完全的前提之上。认为，不仅是国际市场，而且国内市场都是不完全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正是市场不完全的产物。跨国公司可以凭借特有的优势，如规模经济、专有技术、管理经验、融资和销售能力等，排斥东道国企业的竞争，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和利润，导致不完全竞争和寡占局面，这就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这个理论强调的是市场的不完全性，注重微观层次的企业行为分析和行业组织结构特征的分析⁽¹⁾。可见，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分析框架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而且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也没有考虑国际贸易的因素，也无法容纳和解释国际贸易。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间分歧的原因，必须追溯到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经济学基础，即与之一脉相承的新古典经济学要素生产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对生产过程的分析是建立在线性方法基础之上的。一方面，等产量线与等成本线切点唯一，即最优生产方式是要素的等比例投入；另一方面，要素投入与产出同比例变化，不存在规模经济。可见，达到一般均衡时，要素的结合方式是固定和线性的，生产方式是唯一和最优的。在线性系统下考察国际分工，可以发现要素价格的差异将直接叠加到产品上，要素的禀赋优势必然完全表现为产品的价格优势。所以，在线性系统的前提下，传统贸易模型的推导和结论是正确的。而且在线性系统下，厂商生产的技术过程是无差别的，国家间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进行充分的利用，由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所以国际直接投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也不可能发生。而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是市场不完全下的公司垄断优势，其所隐含的假设是厂商之间的生产技术过程是有差别的，即当要素相对价格唯一确定时，不同厂商之间的要素投入组合是不同的，这个隐含假设所表达的含义是要素的非同质性、要素间存在互动的非线性作用以及生产过程的非线性。因此，理论前提和隐含假设的差异决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之间的分歧。

（二）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发展中的交叉与融合

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无论从全球角度还是一国角度，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都基本保持了不断增长的态势，而且两国之间的贸易越大，直接投资的规模也就越大，这一事实与传统理论的推导相距甚远。而“里昂剔夫之谜”的出现，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的快速发展，国际贸易结构的巨大变化，又使传统国际贸易理论⁽²⁾局限性暴露无遗。面对这些新变化和新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并且开始重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交叉与融合。从理论发展历程看，这种交叉与融合的主线有四条：一是在不断放开假设前提的基础上，在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引入企业行为、国际直接投资等因素；二是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框架中讨论企业的国际贸易行为；三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四是尝试在同一基石上建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一体化的一般理论。

1.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国际贸易的融合

就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而言，按照不同的分析方法或理论依据大致可分为四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贸易理论和工业区位理论相结合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以及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综合理论。这些理论都或多或少的对国际贸易进行了包容。

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贸易是投资的先导。出口向企业表明有一个有盈利的海外市场，国际直接投资很可能出现在原有的出口市场所在国家；反之，进口也可能引致随后而来的直接投资。约翰逊（H. Johnson，1970）进一步发展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他认为垄断优势的核心是知识资本，知识资本的转移过程就是跨国公司走向海外的过程。而跨国公司利用这种技术或知识的方式有：（1）生产出包含这种技术或知识的产品，出口到需要这种产品但没有能力生产的地区；（2）出售这种技术或知识给那些需要它但没有能力自行开发的地区；（3）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利用这种技术或知识。跨国公司需要在产品贸易、技术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进行选择。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纳入一体化分析框架的是弗农（R.Ve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吴先明，1999）。该理论最初是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理论问世的，而后由弗农和其他学者推广至国际投资领域。该理论以产品生命周期作为横坐标，将垄断优势与区位优势结合起来进行动态分析，系统地解释了企业在出口、国外子公司生产和许可证之间的选择。弗农认为，新产品的技术发展大致要经过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阶段、标准化阶段，并经历在发达国家创新生产、出口，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再向发达国家出口的阶段。在新产品阶段，企业具有选择在国内生产的倾向，因为这一阶段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企业具有垄断优势，在国内生产可以不断改进产品并保持同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的成熟阶段，由于生产技术趋于成熟，产品基本定型，产品出口量开始急剧增加，导致生产技术扩散到国外竞争者手中，仿制品开始出现，出口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加上运输成本逐渐接近并超过进口市场的预期平均生产成本，竞争开始转向了生产成本方面，因此，创新国家的企业需到与本国需求类型相近的国家投资设厂，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护其已占有的市场份额；当产品进入标准化阶段以后，企业所拥有的垄断优势已经消失，竞争的基础仅是价格的竞争，其结果是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的发明国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增长之间的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一个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巴克利（P. J.Buckley）、卡森（M.Casson）和拉格曼（A.Rugman）等人提出的内部化理论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对国际经济活动进行了研究。内部化指把市场建立在公司内部的过程，以内部市场取代原来的外部市场，公司内部的转移价格起着润滑内部市场的作用，使之像外部市场一样有效地发挥作用。内部化理论认为，许多商品的世界市场常常是不完全、有缺陷的，当国际市场存在缺陷从而市场交易费用过大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就会将国际市场内部化，将中间产品在企业内部进行生产和交易，建立企业的内部市场，利用企业管理手段协调资源的配置，企业内部化国际市场的过程就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跨国公司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内部化理论在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同时也说明了企业选择国际生产方式的标准。企业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关键在于比较通过世界市场进行贸易的交易费用与企业将外部市场内部化所增加的管理费用孰大孰小。如果交易费用小于管理费用则选择国际贸易，反之则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中间产品是广义上的，它不仅指用来制造其他产品的半成品，还包括技术、诀窍、营销技巧以及管理技能等。

邓宁（Dunning）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综合了以往各个学派的成就，力图对企业开展国际活动的三种主要形式（国际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合约性无形资产转让）进行统一的解释。该理论的核心思想由三项优势构成，其一继承了海默为代表的垄断优势说，其二继承吸收了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优势说，其三借用了俄林的区位优势理论的研究方法。他在《国际生产与跨国公司》一书中将这三项优势分别命名为“所有权特定优势（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和“区位特定优势（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这就是所谓的OIL模式（OIL Paradigm）。企业根据拥有三项优势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企业拥有全部三项优势，将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将进行出口贸易；只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将进行合约性无形资产转让。

2.国际贸易理论对国际直接投资因素的吸纳

国际贸易理论对国际直接投资因素的引入源于“里昂剔夫之谜”的出现和当代国际贸易格局发生的新变化，使得人们开始审视传统贸易理论的局限性，进而突破新古典理论的前提假设，试图从更宽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国际贸易“新”理论都是如此。

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认为，应赋予生产要素以新含义，扩展生产要素的范围。生产要素不仅是比较成本理论所说的劳动，也不仅仅是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所说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技术、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信息以及管理等等都是生产要素。在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中，强调人力资本的学说认为人力资本是独立于通常的资本和劳动而影响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可使一国建立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基础上。由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往往是不完全的，拥有人力资本优势的企业便有动机直接到目标市场国投资设厂，以充分利用其占优势的人力资本。因此，人力资本与贸易、许可证和国际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投资实际包括人力资本在各国间的转移，贸易是建立在技能密集型（人力资本）基础上的产品出口，许可证的转移也往往产生于人力资本的优势。

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强调技术要素的重要性。这一理论认为，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巧和熟练程度的积累的技术有双重作用。第一，技术进步会对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比率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各国产品的相对优势，对贸易格局的变动产生作用，这是对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使贸易理论向现实世界靠近了一大步。第二，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可以生产创新产品并改造已有产品。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在1959年提出了技术差距论，用以解释这种创新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认为，技术创新和新技术的运用在各国间的不平衡导致国家间技术差距的存在，技术差距使技术领先的国家享有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时滞的存在使创新国的技术优势进而垄断地位得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国际贸易恰好发生在这段时滞期内。随着模仿的发生、技术的传播及标准化，动态的技术优势就会逐渐丧失，国家间的生产函数逐渐接近，比较利益将偏向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从上述理论分析看，它与垄断优势理论的各种解释极为近似，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方法开始走向交叉。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P.Krugman）、兰卡斯特（K.Lancaster）、迪卡西特（A.Dixit）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突破传统贸易理论中市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强调市场结构、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们的思想被称为“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竞争，而跨国公司从特定意义上来说正是世界市场不完全竞争的产物和体现，因此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更加注重跨国公司的作用。赫尔普曼（Helpman.E）与克鲁格曼曾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跨国公司的产生，他们假设贸易的目标是要使两国要素价格实现均等化，并认为国际贸易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贸易模式反映了“比较优势再加上用以实现规模经济的专业化”。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而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但是如果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跨国公司就会产生，公司内贸易就会发生，且各国要素禀赋构成的差异越大，公司内贸易的份额也就越大。例如，当本国相对外国资本更丰富时，企业便可将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放在本国总部生产，而将部分相对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设于国外工厂中。这样就出现了跨国公司和跨国行为。在本国总部生产中间产品之后出口到国外加工制成品，在规模经济递增的条件下，就有可能使资本丰裕的本国和劳动力丰裕的外国最终达到要素报酬均等化。

将纵向和横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国际贸易的分析框架使国际贸易理论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国际贸易理论开始明确地放弃企业必须是国内企业的假定，允许企业拥有和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企业的增值活动可以在不同的区位进行，不同的国家也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活动。这实际上是将跨国公司纵向一体化生产和横向一体化生产纳入国际贸易的分析之中。在这一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总部行为和实际生产行为两大类型，总部行为包括研究与开发及其相关的信誉、商标以及工程、管理、金融等服务；实际生产行为则包括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产品（最终产品）。将纵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前提包括三个方面：（1）假定差别行业、差别产品、同类产品的总部服务具有最资本密集、一般资本密集和最劳动密集三种类型；（2）假定规模收益递增；（3）假定运输成本为零。在这些前提下，纵向国际直接投资可以看作是国家间要素比例不对称的产物，企业总部行为和生产行为的区位选择取决于要素价格。在国家间相对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条件下，企业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资本禀赋丰裕的国家进行，而将一般生产行为安排在其他国家进行，以利用要素价格中存在的差异。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的差异，在企业可以进行国际投资的条件下，将导致国家间贸易格局的变化：资本密集型国家将主要出口总部服务，以交换差别和同质最终产品；母公司对国外子公司转让总部服务和国外子公司对母公司的成品出口构成跨国公司的直接贸易。在纵向一体化条件下，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表现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中间产品出口和进口。要素禀赋的差异越大，这种出口和进口的规模越大，跨国公司在投资和贸易中的作用也越大。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投资与贸易。

将横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源于对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条件下国际贸易的分析。这一理论认为，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之一是研究与开发及其他总部行为的固定成本太高，因而多区位生产将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研究与开发等总部行为既是国际投资的基石，也是国际贸易的基石，国家间的市场规模和要素禀赋的技术效率的差异，使得企业在拥有优势的国家生产经营更为有利。国家间的相似性越高，其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和技术效率的优势就越大，就越能吸引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也就越频繁。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可以共存。这一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之间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同时增长的现象。

二、贸易投资关系分析的主要模型及有关经验研究

实际上，在相当多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都隐含了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判断。但对贸易和投资的关系进行正式研究，最初是由蒙代尔（Robert.A.Mundell，1957）提出并进行论述的。迄今为止，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都集中在考察两个问题上：一是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到底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二是两者何为因果。有关的实证研究也多集中于此，并偏向于验证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

（一）贸易投资关系分析的主要模型

1.蒙代尔的贸易和投资替代模型

1957年，蒙代尔提出了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蒙代尔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相同的前提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缩小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形成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蒙代尔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相互替代关系的研究是建立在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和两种生产要素的标准国际贸易模型基础之上的。在蒙代尔模型中包含着以下基本假设：

（1）只存在两个国家X与Y，两种产品A和B，两种要素资本K和劳动L。

（2）假定Y国是一个小国，不会对国际商品生产产生任何影响。要素禀赋在两个国家之间的相对充裕程度不会产生完全的专业化生产。X国是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而Y国劳动力相对丰富。

（3）无论要素价格如何，一种商品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的数量都要高于另一种商品生产中所使用的的资本的数量，因此在所生产的两种产品中，一种是资本密集型商品，而另一种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设商品A为资本密集型商品，商品B为劳动密集型商品。

（4）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并且生产函数符合基本的新古典解释，即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函数，具有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这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无论是从绝对数看还是从相对数看，都唯一地依赖于生产中所使用的两个要素的配置比率，同时商品产量与要素投入量按相同比例变动。

蒙代尔首先假定了一种情形，生产要素不能在两个国家之间相互流动，同时也不存在任何贸易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两个国家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按照H－O模型，两国间必然会发生国际贸易，其中X国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A，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B，Y国则正好相反。在贸易均衡的状态下，两国间的商品和要素价格均等。这时如果由于某种外部原因，资本在两个国家间的流动障碍全部消除，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两个国家间资本的价格相同，资本要素流动障碍的消除不会引起资本的国际流动，原来的贸易均衡也不会被打破。

然而，当两个国家之间存在关税壁垒、产业进入壁垒等贸易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设Y国现在对从X国进口的资本密集型商品A征收关税，征税的结果是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提高，由此带动Y国所有A商品价格的提高，使得Y国的厂商即使以较高的成本生产A也能盈利，从而引起Y国资源的重新配置。Y国A商品生产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资本和劳动从B商品生产部门流向A商品生产部门。伴随而来的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上升，进而推动了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涨，从而提高了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刺激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等各种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资本的不断流入会使得Y国资本的要素报酬不断下降，X国资本的要素报酬不断上升，最终会实现两国之间要素价格的重新均等。当关税引致的要素流动使要素价格在两国之间均等时，资本流动就会停止，关税也不再发生作用。从整体上看，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进口商品A的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商品A产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自然就下降了。也就是说，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从上述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关税或者说贸易障碍之所以会引致投资（有时将其称为关税引致投资tariff-induced investment），是因为其可以改变两个国家之间的资本要素报酬率，而资本要素报酬率的差异最终导致资本的国际流动。

由此，蒙代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特定的轨迹（即所谓的罗勃津斯基（Rybczynski）线）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2.马库森和斯文森的互补关系模型

马库森（Markusen，1983）认为，蒙代尔关于要素流动与国际商品贸易的替代性的结论，是在H－O模型中两国只有要素比例不同，其他因素完全相同的严格假设条件下得出的。如果改变H－O模型中的假设条件，则会导致要素贸易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而非替代性。

马库森和斯文森（1985）关于贸易与投资互补模型的基本假设是：

（1）要素流动之前A、B两个国家所拥有的要素禀赋的数量完全相同，而且世界资源禀赋总量固定不变。因此不论什么原因导致资本在两个国家之间的流动都会引起两个国家要素禀赋数量的相对变化从而产生贸易。

（2）在所有情况下两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价格存在差异，至少在一个国家完全从事专业化生产之前是如此。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条件是每个国家必须拥有相对多的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那种要素资源。这在H－O定理中是商品贸易产生的原因，但在这里是要素流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只要允许要素的流动就会产生禀赋的相对差异。

（3）两个国家的需求偏好完全相同，并可以用相似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来表示。

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他们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那么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从而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如果两者之间是不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为了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性做进一步的论证，Markuson和Svensson（1985）考察了技术差异、对生产征税、垄断、外部规模经济和要素市场扭曲等导致二者互补性的五种因素，在这里选择技术差异一种情况进行分析。此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因素会导致彼此的要素生产率和要素价格的差异，这种要素价格的差异决定商品贸易要素流动方向。当由于任何一种因素导致商品贸易，而生产贸易产品需要的要素和非贸易要素又表现为合作状态时，商品的贸易必然带动非贸易要素的流动，从而使贸易和要素流动表现为一种互补性。所谓的合作状态是指贸易要素和非贸易要素的价格差异关系。如果劳动是贸易要素，而资本是非贸易要素，两者之间的合作性表现为劳动边际生产率的相对较高和资本边际生产率的相对较低，这样就会同时产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和资本要素的流出，也即同时形成了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两者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

马库森最直观的证明是假设中国和美国的要素禀赋相同，但是美国在钢铁行业中的技术比中国的高，那么美国具有生产钢铁的比较优势。当两国进行贸易时，美国将出口钢铁。而美国资本密集型的钢铁生产的增加将导致对资本的需求的增加，因此，美国的资本收益率增加，工资率下降。当中国专门生产服装时，中国的工资率增加，资本收益率下降。马库森证明，当达到贸易均衡时，美国的资本收益率较高，而中国的工资率较高。现在考虑由于要素价格差异使得要素发生国际流动，则资本将流向美国，而劳动将流向中国。按照罗勃津斯基定理，美国将扩大钢铁生产，减少服装生产，而中国情况正好相反。这将进一步扩大美国钢铁的出口和服装的进口。要素流动增加了贸易，因此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是互补的。

3.贸易和投资关系的不确定性

Neary的研究发现，在特定要素模型中，贸易与要素流动的关系则是不确定的（Neary，1995）。他假设有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三种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假设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和资本禀赋相同，只有土地禀赋不同：美国有更多的土地。那么，美国的要素价格与日本相比会有什么不同呢？一方面，由于有较多的土地，美国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向农业部门流动，两个部门的劳动工资上升，资本和土地的收益率下降。另一方面，较多的土地会增加粮食的相对供给。这将降低粮食的相对价格，从而进一步降低土地的收益率，但增加了资本的收益率。因此，与日本相比，美国的土地收益率较低，工资较高；但是美国的资本收益率既可能高于日本，也可能比日本低。美国的资本收益率是否比日本高，要看其制造部门的劳动力和产出是否比日本多。更多的土地和更高的收入意味着对制成品的更多需求，而相对较低的粮食价格因替代效应减少对制成品的需求。因此，土地增加对资本收益率的净效应依赖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因此，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情况是：美国的土地和资本都比日本便宜（而劳动较贵）；另一种情况是：美国的土地便宜，而资本和劳动较贵（双要素稀缺）。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的资本流向日本，同时日本的劳动流向美国。在第二种情况下，存在激励使日本的劳动和资本都流向美国。当美日两国由封闭转入自由贸易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美国出口粮食，使美国的粮食价格上升，从而增加土地收益率并降低资本收益率。与此同时，日本出口制成品，增加资本收益率并降低土地收益率。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的土地和资本都较日本便宜），美国资本流向日本的激励增加。这时，贸易与资本要素流动是互补的。在第二种情况下（美国土地便宜，但资本较贵），贸易使得日本的资本流向美国的激励减少。这时，贸易与资本要素流动是替代的。因此，贸易与资本要素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对于劳动而言，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得劳动的实际工资的变化不确定，贸易与劳动流动的关系既可能是互补的，也可能是替代的。

帕特瑞（A.Patrie，1994）的研究表明，由于激发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也不同。帕特瑞根据投资的不同动机，将国际直接投资划分为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其中，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容易成为贸易的替代，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一般可以增加投资国和接受投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

4.补偿投资模型

Bhagwati和Dinopoulos的补偿投资模型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贸易和投资的关系，也是在标准的两国家、两产品、两要素的一般均衡国际贸易模型中进行分析。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取决于要素价格差异等纯经济因素及现实的贸易障碍，在存在贸易保护威胁的条件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也会产生贸易和投资之间的替代及互补，这就是补偿投资。补偿投资描述的是贸易和投资之间的一种跨时期关系，即厂商从一个时期利润最大化角度看投资虽然不是一种最优选择，甚至可能会带来损失，但投资本身会减少或者避免在下一个时期东道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所带来的损失，因此，从贸易和投资的相互联系角度看会实现第二期的利润最大化。由于对第一期损失的补偿可以在预计的第二期改善，因而将这种投资称为补偿投资。这种补偿投资不同于蒙代尔模型中的关税引致投资，关税引致投资是为了绕过高关税而用投资来替代出口，而补偿投资的目的在于减少东道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可能性，是为了化解关税，因此也称为化解关税投资（Tariff-defusing Investment）。这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贸易和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理论模型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增加做了较好解释。

（二）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

Hein（1992）建立了基于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的数据的对内对外政策模型。Hein的分析指出：这两个地区的出口导向策略吸引了大批外国直接投资（FDI），所以他认为是出口早于或者说引致了FDI。而Lucas（1993）通过对东亚地区的迅速发展的原因的研究也得出大量出口引致了FDI的结论。他发现在所研究的东亚国家中，流入的FDI相对于出口的弹性要高于不断扩大的内需。Lucas认为，这些国家的出口导向的私营企业进入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以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努力创新以及不断提高管理效率，它们的良好表现吸引了大批国外投资。因此，一个地区的出口表现、开放程度以及基础设施情况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出口表现决定了吸引FDI的程度。这两位学者的研究视角的不同在于，Hein是从政府政策的角度，而Lucas更多地基于市场的有效性的角度，但是得出了共同结论：发展中国家如果成功地实现出口导向政策可以引致外资的大量流入。

Porter（1990）从外资供给角度分析了出口和FDI的因果关系。他认为，对于国外投资者来说，低成本也就意味着高收益，世界价格是一致的，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低成本生产再出口到世界市场，意味着比本土生产更高的回报，因此这种高回报的出口吸引了大量FDI。

Jun和Singh（1996）研究了1969－1993年间11个世界最大引资国的出口和FDI的关系。其中有四个国家，泰国、厄瓜多尔、葡萄牙和希腊显示出口是FDI的格兰杰原因，而只有一个国家，即新加坡显示FDI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其余六国分别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埃及、马来西亚、墨西哥以及尼日利亚显示出口和FDI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中国没有被包括在样本里。

Pfaffermayr（1994）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对奥地利制造业从1980－1990年的季度数据做回归分析，发现FDI和出口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关系。

Bayoumi和Lipworth（1997）运用日本和其20个主要贸易伙伴1982－1995年的数据，对贸易和FDI做回归分析。发现FDI的存量对贸易有长期影响，FDI的流量对贸易有短期影响，并得出了从日本流出的直接投资对日本的出口有短期影响、对进口有长期影响的结论。

Goldberg和Klein（1998）研究了日本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进出口的影响。他们发现资本流动与双边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性。特别在亚洲国家，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地增加了双边进口和出口。但是，拉美国家与日本之间、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以及美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Pain和Wakelin（1998）对11个OECD国家自1971－1992年的面板数据做回归，发现FDI对出口有不同影响。总的来说，就是FDI流出会减少出口，而FDI流入会扩大出口。

Gopinath，Pick和Vasavada（1999）用1982－1994年美国食品业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额、出口量、海外雇员数和FDI作为内生变量研究FDI和贸易的关系，得出了海外销售额和出口之间有着显著的互补关系的结论。

Stone和Jeon（1999）以引力模型检测亚太地区双边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主要受何种原因影响，探讨FDI是受母国因素还是东道国因素所影响、FDI是因贸易而产生的吗、地理上的距离是影响FDI流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吗。并同时检验亚太地区区域集团如东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是否亦为影响因素之一。这项研究采用了200个观测值，观测时间是1987－1993年。他们在引力模型中加入海外直接投资变量，检验变量FDI是否受两国GDP、人口、距离、贸易与区域集团影响。检测结果显示，母国之GDP、人口与贸易三变量对海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的GDP、人口对海外直接投资影响则不显著，表明东道国因素对FDI为非主要影响因素；而区域集团效果在此亦不显著。此后，Stone和Jeon（2000）更进一步探讨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两者之间为互补还是替代关系。经由实证检验得出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之间为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距离变量与贸易之间为反向关系，与FDI却不显著；区域集团对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对FDI不明显。依据残差数据显示引力模型适用于解释双边贸易关系多于FDI；而贸易与投资两者之间，贸易更倾向于为主导因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为研究FDI流入量和出口效果的关系，就5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1995年断面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为制成品出口量（按总量与技术含量分类、按所在国人均美元量衡量）。解释变量是人均FDI流入量，研究与开发（R＆D，制造企业所投入并按GDP的百分比衡量），制造业人均附加值（MVA）。所有变量按自然对数表示，因此，回归系数为相应的弹性值。回归结果表明，从整个样本来看，FDI与制成品出口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DI与中等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关系的显著性水平低，FDI的影响随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而增大。人均FDI流入量每增加1%，高、中、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分别上升0.55%、0.31%和0.28%。如将不同技术构成的出口品作为被解释变量，影响最大且显著性最强的是R＆D，然而FDI仍然具有正的显著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FDI对高技术含量出口具有很高的显著性，其弹性为0.78，对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也有较高的显著性（10%），但对中等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影响不显著。

Zhang（2001）将中国分为HFDI（高FDI）、MFDI、LFDI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高FDI的沿海地区，FDI与出口有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在中FDI地区，显示出口或者出口潜力引起了FDI，而在低FDI地区，FDI对于出口发展起决定作用。

Liu（2001）采用中国和19个贸易伙伴从1984－1998年的贸易和投资的面板数据考察FDI和贸易的关系，该研究是采用建立于标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基础之上的格兰杰检验的方法，采用的是ADF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进口增加引致了进口国的FDI，而FDI又引致了出口的增加，出口增加又引致进口的进一步增加。同时进口增加引致出口增加，FDI增加引致进口增加，但不显著。

（三）建立融合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的相关尝试

将国际直接投资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同一基石之上的尝试，首推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Kojima）⁽³⁾。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论著，他特别批评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忽略了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国际分工的原则。小岛清认为，国际分工原则和比较成本原则是一致的，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对外贸易，又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可以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综合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成本）原理”的基础之上。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也称切合比较优势原理）首先是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特殊性分析开始的。他强调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两个特点：（1）直接投资不单是资本的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的总体转移。直接投资是以两国存在着不同的生产函数为前提的，可以把直接投资视为包括销售问题的先进生产函数的转移、移植。接受投资国的生产函数，因接受直接投资而由先进生产函数所代替，并得到提高。（2）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部门的特定企业向接受投资国的同一部门的特定企业（子公司、合办企业）的转移，由于技术的外溢作用，直接投资将带动接受投资国整个产业的生产函数发生改变。在此小岛清提出了基于直接投资的“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的概念，并认为既然以投资国资本丰富为前提，那么接受投资国的商品越是劳动密集的就越容易具有比较优势，而且投资国与接受投资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移植、普及和固定下来。

以上述直接投资的两个特点为前提，小岛清建立了他的模型。在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个要素的模型中，假定同B国相比，A国资本丰富，X商品（劳动密集型商品）与Y商品（资本密集型商品）均采用比较先进的生产函数（一次齐次的），而且Y商品的优势程度大大超过X商品（技术差距很大）。并假定A国对B国X商品进行直接投资时，新的生产函数比较容易普及，而对B国Y商品进行直接投资时，新的生产函数普及比较困难。由于A国Y商品（资本密集）、B国X商品（劳动密集）分别具有比较优势，按照H－O－S定理，将发生A国出口Y商品、进口X商品的贸易。贸易的作用使得A国发生缩小X产业、扩大Y产业的结构调整，X产业的企业必须转向Y产业或者转向对外直接投资。假如A国对B国的X产业进行直接投资，由于小岛清把直接投资定义为先进生产函数的转移和普及，并且不考虑货币资本流动，因此A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不发生变化，改变的只是A国的Y产品更具比较优势；而接受投资的B国由于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函数，生产率提高，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由此达到的新的更高的贸易平衡点，对外直接投资创造出了贸易。在这个模型中，要使直接投资导致贸易发展，必须要由投资国潜在的比较劣势产业（在这里是A国劳动密集的X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提高接受投资国有潜在比较优势的X产业的生产函数，并使之成为显在的比较优势产业。由此，小岛清提出了他的“切合比较优势原理”或称“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基本主张：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可称为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

小岛清的理论提出，可以将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成本）原理”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在贸易方面，按照既定的比较成本，一国通过对比较优势产业实行专业化，并出口该种产品，同时缩小比较劣势产业并进口该种产品，就可以获得贸易利益。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投资国从趋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进行投资，这样做可以使对方国家因为缺少资本、技术、经营技能等而没有显现出来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由于采用先进的生产函数而显现出来。由此，可以扩大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为进行有更大贸易利益的贸易创造条件。在此，对外直接投资的利益是从把这种更先进的生产函数移植给对方国家（这在单纯进行贸易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的动态原因产生出来的。贸易是按照既定的比较成本进行的，而直接投资可以创造新的比较成本。虽然有这种差别，但两者都是以比较成本原则为判断标准的，从这一点说，可以把两者建立在同一个综合理论基础上。

尽管小岛清的理论不具备普遍的解释能力，而且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国际直接投资实践相去甚远，但他为建立一个融合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体化的一般理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简要的评论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以国际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生产要素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为分析的前提，认为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不完全竞争和要素流动为理论前提，所研究的问题正如邓宁所说的，是回答Why、How和Where三个问题，即为什么要去国外投资，怎样去国外投资以及到那里投资。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之内的，理论前提与研究对象都截然不同，两者是完全不相容的。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无法容纳国际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能解释国际贸易。

事实上，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时间关系上，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也没有必要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理论解释。从经济国际化的历史来看，国际贸易的出现早于国际资本的形成，国际贸易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繁荣后才出现了国际直接投资，并表现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先导。从自由资本主义初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各国间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货物交换。当时国际贸易的目的在于追求比较利益，贸易在经济生活国际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贸易规模成为衡量各国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标志。直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的规模扩大了，形成了大量过剩资本，以货币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国际运动开始了。与此同时，以国际直接投资为表现形式的生产资本的运动亦显现出来。二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获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提高，从而为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和基础。资本的国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由流通领域发展到生产领域，全部资本增值过程延伸到国界以外。虽然这时国际贸易、间接资本输出也在继续发展，但生产资本国际化的规模和速度更为突出，成为资本国际运动的主要动向。这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和要素跨国界流动的不断增多，使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人们发现，事实上国际贸易仅是在世界市场竞争不完全的条件下替代生产要素流动，实现世界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的次佳方法，因此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以生产资本流动为形式的国际直接投资。蒙代尔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相同假定下提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相互替代的假说。然而，随着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各国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更多的观察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是互补的，马库森和斯文森为此进行了理论解释。

正是由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战后国际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和新问题，更多的国际经济学家开始重视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联系方面的研究，都试图把对方拉入自身的理论框架之中。国际贸易理论越来越接近现实，许多传统的假定被放宽或放弃，开始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化等概念和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并设想从公司（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研究国际贸易。而对公司行为和公司特定优势的分析，由于其连接市场结构的不完全、公司的垄断优势和新产品新技术，被认为是更能说明当代贸易格局的演变，更能解释产业内贸易，同时也是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思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更多地从产业和国家与跨国公司行为的结合上考察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为代表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利用OIL模式力图对企业开展国际活动的三种主要形式（国际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合约性无形资产转让）进行统一的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自由化、全球化趋势增强，国际商务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商品、服务、生产要素和企业国际流动的技术、政策壁垒减少了。具体来说，技术进步使商品、服务、无形资产和人员的流动变得更为便捷，企业可以远距离完成企业组织和管理；政策自由化意味着技术进步对全球的贡献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从而使得国际化生产扩大，其多企业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决策对贸易格局、投资格局的影响已不可忽视，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开始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进行，跨国公司的国际一体化生产和公司内贸易逐步成为推动国际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不仅在地理区域与产业分布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在国际贸易流动与国际直接投资决策上也具有同步性。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贸易导致投资还是投资导致贸易，也不是投资替代贸易还是贸易替代投资或两者互为补充，而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日益融为一体，显现为贸易投资一体化。

现实经济的变化促使人们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国际贸易分工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以取代传统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地位。尽管不少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尝试，如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具有重大影响而又为理论界广泛承认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的趋势。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当代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是国际分工深化的产物，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国际分工研究的基础上。跨国公司应该作为研究的主体。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是企业内部分工的历史延伸，当企业内部分工跨越国界、扩展到国际范围时，便形成跨国公司的内部国际分工。正是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动了跨国公司所“经营”的贸易与投资活动的一体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