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逝，有曾子、子思等传其学，子思门人再传孟子。孟子名轲，鲁国邹人。学成，游于齐、梁间，不能用，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时商鞅、吴起、孙子等富国强兵之策盛行，各国忙于吞并厮杀，孟子客齐，曾谏阻齐趁燕乱“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之不义行为，不听。后事败，齐王甚惭，然终不能用孟子之言。孟子遂退而与学生阐扬孔子之道，有《孟子》七篇传世，被尊为“亚圣”。
《孟子》开篇即以“仁义”对梁王功利之问，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可谓严申孔子“义利”之辩、“王霸”之别。孟子认为，王道之始，在于爱民护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可谓继孔子之后，又一位“绿色政治”的提倡者、伟大的生态思想家。保护自然、爱护人民、教化社会，以生命美德仁爱众生、教养民众，则“仁者无敌于天下”！孟子怒斥当时统治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他针对当时各国血腥厮杀的惨状，鲜明提出“不嗜杀人者能统一天下”的政治主张，进而主张“制民恒产”的经济政策：“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民有产业，受教化，则必从善如流。孟子之完整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正是中国长治久安之良策，可惜当时中央政府无权，诸侯各自称霸，彼此兼并，非待乱世平定，中央权威树立，孟子之言才有实施机会。孟子深知“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因此以传儒家仁义之道为己任，即使主张不用于时，但必将传之后世，永为天下根本。
孟子自称“吾四十不动心”，此即孔子“四十不惑”之年，可谓成熟于道。孟子赞许“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大智大勇与孤往精神，以至大至刚之浩然正气养己凌云之志，勇于担当、独行其道，出类拔萃，比于圣贤：“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以一世名儒，擅长贴切发挥。他形容“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观察社会，可谓细致入微：“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仁义本寓于人之天性，但因形气之私，往往自爱之念超过爱人之心，君子时时省察，过则改之，良知得正，议论行事，无不得当；小人有过，非毫无察觉，但听之任之，且文过饰非，则必然败亡，陷于不可救药。故孟子以道德教化为急务：“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道德教化不是商业活动的对立物，而是其秩序和准绳。孟子反对许行一派“空想社会主义”绝对平等、废除商业之说，指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之言，可谓洞烛幽微：以“平等”相标榜之“计划经济”与国家垄断，只会造成特权横行、经济停滞、“相率而伪”的社会局面，国家因此限于混乱。
孟子以“大丈夫”境界为中国人树立起一个不可动摇的道德标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尝阅一回忆录，知某国民党政府高级工程师，在抗战期间负责抢运战时物资，不料一架专机接来的，竟是孔祥熙、宋蔼龄的宠物狗！该工程师一怒之下投奔延安。余掩卷而叹：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才是中国历尽现代磨难而终于不亡、独立并富强的真正决定力量！这才是以道德取舍为核心的伟大国魂！其他迷信物质力量和宗教力量之文明，焉能与之比肩！
仁义者，国之规矩；富强者，国之方圆。无规矩，焉得有方圆？无仁义教化，国之富强焉可长久？“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社会上层若不以道义自守，则社会下层民众必然违法乱纪，国亡无日矣。故“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国家政令法律，端赖道德秩序为之运行之准绳、动力，德治法治不可偏废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不以仁义修身、齐家，如何治国、平天下？常听时论分析“某某大贪官，放弃了世界观改造，因此犯罪”，殊不知，西方功利主义世界观已深入时下人心，种种制度安排也全以功利为第一原则，仁义不修、道德不讲，官不贪而何为？商不奸而何利？民不蠢蠢作乱又何以为生？某歌星高唱“活他个痛痛快快，爱他个死去活来”，为她捧场的，大多是用公款订票分送亲友的国企经理以及各路权贵，庸俗文化与腐败政治来源于同样的世界观：一个实用主义的、不计后果的、不可持续的世界观，一个污损、毁坏、耗尽一切的邪恶世界观！时谚“权力不用，过期作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闹工会”，如此贪官污吏、奸商刁民，什么样的政制法律能有效规范之？什么样的国家不被拖垮？
孟子重申孔子“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之名言，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民之归仁，犹水之就下。”民心归仁，端赖道德教化：“巨室之所慕，一国之所慕；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德教使生命沛然，自拔于短暂庸俗，自升于博大崇高之境界。如此天理昭彰、仁义流行，万物得以抒发本性，共同繁荣。否则亡国败家，后患无穷：“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观之现代，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相继糜烂中国，日本鬼子乘虚而入；国人奋起救国，则中国因之独立。故“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不讲仁义，则必丧国辱身，明矣。
仁义是天地之本性：“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比之所谓“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之说，高下不可以道里计：时代潮流者，人见人殊，若不加以道德评价，则顺之者不过从众而已，正孔子所谓“乡愿”、孟子所谓“同流合污”者。今人受“进化论”影响，以为新必胜于旧，遂鲁莽灭裂，尽弃传统，妄为造作，民众受其迷惑，遂颠倒错乱，不知如何收拾。孟子赞“文王视民如伤”，可谓深具政治智慧：一方面，民众如人身体肌肤上的“伤口”，必须勤加爱护，不可使之“溃疡”；另一方面，众民决非“理性的最高裁判”，相反，它常常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一个极敏感的“伤口”，稍有不慎，则极有可能失控，危及整个国家、民族的性命。《尚书》“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与《孟子》一脉相承，《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亦此之谓也。故孟子“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凿也，以小见坏大见，以浅见坏深见者也。《浦江清日记》载：陈寅恪尝言，近代中国之乱，一源于北洋军小站练兵；一源于官费留学生回国。前者乃政治乱源；后者乃文化乱源：此等“小智之人”，只会生搬硬套西洋办法，贻患中国无穷。
留学生中的“全盘西化”论者，为患中国文化之一，在于宣判中国古代政治为“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宣判古代文化为“封建君主专制的工具”，因此“打倒孔家店”、“撕毁线装书”必然成为旗帜、口号。一世青年盲目依从，深刻的智慧和丰富的遗产被毁坏一空。仅以“政体”为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寇仇何服之有？”君臣相互制约，何专制之有？秦政暴虐，儒生首当其冲是迫害的对象，何“工具”之有？历代仁人志士，口中心中念诵孔孟教诲、为国家民族英勇献身，支撑他们的，是何种精神力量？焉能“打倒”？若将此打倒，国家民族还剩下什么？以“新文学”著名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宣称“在中国，人的文学本来就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都是不够格的。”先秦诸子、汉魏文章、楚辞汉赋、唐宋诗词、明清小说，全被一笔抹杀为不是“人的文学”！宜乎此人堕落为汉奸，公然检阅日伪学生军！而此时全民族正在浴血奋战！
人之堕落，在于不能养其天心。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人见其翟翟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牛山在齐之东南。观孟子之言，可知战国时代各国由于人口膨胀和经济发展，已经造成森林植被的大规模破坏和生态危机。昔日林丰草美的牛山，已经变成翟翟童山了。本天人一贯之中国世界观，孟子由生态问题引申为道德问题：人之良心，一如山之草木，若不加养护，日日任其沦丧，则人生何美可求？孟子因此导出生态道德与生命美德之共同规律：物得其养则长，物失其养则消；德受其教则长，德失其教则消。德教也，中国世界观之核心也。
孟子以仁、义、忠、信为“天爵”，爵者贵也，人能秀出万物之上，贵而为万物之灵，端在人能秉天地一体之仁，行正义忠厚之事，且乐善不倦也。故孟子又曰：“仁者，人也”，仁义乃人生之本份，不仁不义乃禽兽也。孟子称“公卿大夫”等世俗权位为“人爵”，人爵依人而贵，贵贱由人不由己，非“良贵”也。君子修天爵，则人爵从之；小人依偎权势，势必天人两失，盖逆天行事也。孟子因谓：“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以自己的良心为贵，则天爵润身、人爵泽世，人生庄严无比；以金钱权力为贵，则天爵泯灭、人爵终丧，人生鄙陋不堪。仁义烂熟于心，良知沛然流行，则人立天壤间，可大观美观矣。
针对战国时代有“人性恶”之说，孟子曰：“仁之胜不仁，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仁义要战胜邪恶，必须具备与邪恶相当的力量。在很多历史时期，仁义力量尚不足以与邪恶相抗衡，于是有些人就认为根本没有仁义，人性本身就是邪恶的，世间的一切仅仅是力量的抗衡，而不是善恶的较量，因此反对一切道德评价。对此，孟子以博学善喻而评曰：一杯水不足以胜一车薪之火，能证明水不能救火吗？因善良暂时处劣势，便断言一切善根本都不存在，甘愿与恶同流合污，这是助纣为虐，邪恶会更加嚣张。只有人人坚守仁义，邪恶才会逐步消亡。此儒家“求仁在己”之说，发端于孔子“吾欲仁，斯仁至矣”之思想，大有功于树立正义、扶持世道人心。
俗谚“一时胜负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必遇如下疑问：道义胜于千秋之后，又有何用？由此可知圣愚之别：道义与邪恶之较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焉可决胜负于“千秋之后”？俗愚此说，必堕入基督教之千禧王国、末日审判之妄想，尼采批之为“消极等待之奴隶道德”，宜也。吾儒以天下家国之兴衰，系乎一身之修养，人人以天下为己任，“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责己严而待人宽，则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家国井然。否则，人人奉行“他不仁，我也不义”，则社会焉有宁日！
《孟子》以《尽心》章结束，将中国世界观之至正、至大、至美，发挥得淋漓尽致。孟子以心、性之涵养为“知天”、“事天”、“立命”之根本，人能尽善良之心，知天地万物之本性，则“存其心，养其性”，可以奉天而行，与自然处于美妙的和谐中。如此，生命之长短已无须忧虑，人生已无任何疑患，可以安身立命了。朱熹解“立命”为“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可谓正解。命也者，天之赋予人生万物之一切，人以道德保全此“命”，则人生穷尽天命，立于不败之地；人以生命美德，保全万物之“命”，不以人为造作伤害它们，则万物葱茏茂盛，美不胜收。孟子形容此等境界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备者，待也。万物之生命意义皆要待于其“自我”仁心之发现，人能收回舍本逐末之外骛，求其“放心”，返其身而体验此一仁心，诚实而不自欺地对待自己的良知，则人生之乐，渊如深海、清似甘泉，汪洋乎宇宙之外也！
人生当以推己及人之恕道勉之强之，求仁在己不在人，在内不在外，人心善德就在一己之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如此贴近人之心灵，可谓“近”矣。若人不自察，则自毙于真理之泉边，无所汲引，无所挺立，人生如行尸走肉、一滩烂泥矣。更有无耻之小人，玩弄权势，以害苍生，观乎当代，比比皆是，特“无耻之尤”也。孟子寄望于豪杰之士振刷道德以救天下：“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挺立于天地之间，慷慨有澄清天下之志，此真“士”也。孟子为中国读书人高悬一伟大道德理想，千载以下，闻者无不鼓舞奋发，怦然心动：“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是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道德教诲影响下，中国读书人与一定政治权力相结合，把中华古典文明建设得稳固繁荣，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正是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道德教诲影响下，中国古典社会的大众“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现代社会频频发生的青少年弑父灭祖、小学生因争夺玩具竟将一同学活埋坑杀等等“社会新闻”，在绵绵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真“闻所未闻之奇闻”！
孟子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指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仁言者，劝善之说教也；仁声，仁爱之实际作为而赢得之声誉也。前者入人浅，后者入人深。政治制度措施得当，民众畏法而守法，则民财国财两丰；而良好的道德人文教化，则使民众彼此和睦，输诚于国家、社会。后者远高于前者，因为无论多么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早晚有僵化的一天，到那时，民由畏法一变而为坏法，则国家、社会必陷入混乱。相反，若民受教化之泽，年深日久，良风已成，一旦国家有难，则民群起而赴之，则国家、社会得以保全、转危为安。观之现代，倭寇入侵，中国人之道德激情愤然勃发，汇而为淹没倭奴之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中国得以不亡，反而一举清除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国之一切特权，此爱国主义之伟大传统，若无祖先数千年道德教化之膏泽，早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干涸于猛烈的欧风美雨或“全盘西化”论的泥潭了。晋室、宋室之南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之后撤西南与挺进敌后，最终以北方统一南方，一一重演秦、隋、宋统一中国之故事，中国人得以在如此广大之地域与民力中，与敌周旋，全赖祖宗所赐之宏基伟业，后人不感恩戴德，反而数典忘祖，其不肖有如此耶？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有人戏称普遍的社会情绪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往往把目光集中到制度设计的完善和政策措施的贯彻力度上，往往忽略了一切制度的运行、政策的实施，全靠人类社会的核心环节——人，尤其是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和道德水准，这才是制度设计的合理化、有效运行、政策措施的切实贯彻、社会问题有效解决的关键之所在。放松这一关键环节，再合理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措施也无济于事。当代自由主义论者，认为合理的制度设计，比如“宪政民主”或“市场规则”或“个人自由”，可以规范不正者按规矩办事，而实际情况是：不正者往往钻各种制度、法律、措施的空子，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腐败横生，社会混乱。米瑟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反对一切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措施，可现代经济活动哪一项能离开国家干预呢？哈耶克、弗里德曼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促进了人类自由，可每天在工业齿轮上辗转反侧的大众，未必同意他们的观点，尽管他们对集权式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正确的。
事实上，一种制度设计要成功，需要很长时间的试验，而照搬西方已有的经验未必适合中国国情，在此试验和磨合期内，一种道德伦理秩序的贯彻不是比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更有益于社会吗？自由主义者以为自己普世救赎的原则和制度设计，可以精细无比，无空可钻，而这一理论的前提却是人类知识与理性的有限性，这一自相矛盾贯穿启蒙主义的两派——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制度设计中。这种矛盾由于这两派在道德伦理问题上通常采取的经验主义、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如果筷子上一旦没有肉了，这些人放下筷子，还会仅仅是骂娘吗？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谨守孟子之言，中国经济何至于到“文革”后期已达崩溃边缘；谨守孟子之言，则知“政事”之中心内容在“财用”，早在2100年前，孟子就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在《尽心》中，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光辉思想，并且指出：“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周者，完备也。财货丰足，则歉收之年无忧；民德优美，则邪恶之世不乱。前者为政之急，后者为教之深。处今日中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民主政治初上轨道之历史时期，远于经济、政治舞台之“孤臣”，不受当代君主——大众意识形态拥戴的“孽子”们，独忧其经济发展之不可持续、社会道德之崩溃瓦解，知丰饶之年后，必有凶乏之年，因为土壤、生态有限而人欲无限也；知小康之世若一味奢靡背谬，则极有可能重新陷入混乱邪世，因为道德教化“积千年犹不足、毁一旦而有余”也。孟子从农业社会的经验中，预言了米瑟斯等“奥地利经济学派”提出的适用于工商社会的“经济周期”理论：任何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无代价的——农业增长的代价是土壤肥力的减退和农业歉收；工商增长的代价是投资信贷规模过大必然引起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经济萧条，轮番上演的繁荣—萧条的经济悲喜剧，掩盖了一个更大的悲剧：工商增长必然带来的人口、能源和环境的空前紧张，人们奉经济学为工商时代的第一学问，何以竟然忘记了经济学的第一原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增长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现代工业文明与科技发展，已经打破了自然生态保持自我平衡、进行自我修复的模式，人类付出的是无可挽回的、危及自身生存的代价！然而，现代人宁愿舍本求末、自欺欺人，宁愿满足自己以牺牲子孙和万物的未来，昧于良心的败德者，把自己、他人、子孙和万物推入不可救药的“邪世”。
处邪恶之世，有玩弄权术的无耻小人，也有“阉然媚于世”、“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的巧诈贼德之人，也有公然为邪说暴行辩护的所谓“御用知识分子”，更有茅塞其心、“出入无时、莫知其乡”的浑浑噩噩之人……于此众“人”中，能卓然而立、不同流俗者，可谓“君子”：“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其道德文学，足以垂世化俗，为一世之老师；其精神境界，足以永留天壤，为一世之风范。上配天德，下护苍生，与宇宙之大生命同运并行，此“君子儒”之伟岸境界，非小小补塞社会或学问隙漏之“小人儒”可比、可知也。
中国世界观之最伟大处，在于把宇宙之真善美赋予人生，使人鼓舞奋进，以生命道德呼应、配合、发挥天地自然之崇高庄严、之神奇美丽：“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之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第一句“可欲之谓善”，赵歧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解“可欲”；朱熹《四书集注》曰：“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孟子·告子》载鲁国欲以乐正子为政，孟子喜而不寐，赞其为“好善”。然此段话是孟子回答齐人“浩生不害”由对“乐正子”的评价引申出的一般性命题“何谓善，何谓信？”孟子的回答也应当从一般性命题来理解，故“善”、“信”可依朱子解为同级别的赞词，也可别解为不同层次、级别、强度之词义。义者，宜也。在不伤害原文基本意义的情况下，可以出“新义”发明古人意思，孟子所谓“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意也。《说文》解“善”为“吉”，即“好”，引申为“义、美”；解“欲”为“贪欲”，从“欠部”，当为引申义，原义当指“饮食男女”等自然欲望。
孟子当本中国世界观一贯之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首先肯定一切引起人之自然欲望的事物，都是“好的”（善），此一语断然排除了一切宗教世界观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贬损压抑，而代之以旗帜鲜明的对一切生命之自然欲望的充分肯定。然而，孟子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用下面一系列生命境界，将人的自然欲望提升到极其博大高远的境地，这种提升和升华，正是中国世界观的特质之所在：虽然人的自然欲望值得肯定，但“可欲之物”常在外而不内，常在人而不在己，如饮食男女之类，永远处于“亏欠不足”的状态，一旦满足便转换花样，因此是忽生忽灭的，而不是信然可守的。信然可守的，只有不待外求的、人自己内心深处的道德良知，它得之于己，不假外骛，是比自然欲望更加（！）真实可信的生命意义之源泉，它条理世界，使“万物皆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有诸己之谓信”是人生上了一个大的台阶，由被“可欲”左右、受自然欲望驱使的、旋生旋灭、飘忽不定、泯然众矣之庸俗人生，提升到以内心道德良知为本源、树立自我也树立世界的高超境界中。
“充实之谓美”乃中国世界观之机轴，即由信然不虚之道德生命，向充实万物生命意义的美盛境界继续提升，充者，长也，高也，实，富也（《说文》）；生命因道德而崇高，内心因丰富而优美，万物得自然之滋养而生长壮大，葱茏繁茂；人生得天理之流行而生生不息，深湛优美，此中国人内在充实之美、自然和谐之美、道德庄严之美，无物欲之侵扰，而有诗意之清新，此中国世界观由大本大源之自然生命、道德生命向枝叶婆娑、万象葱茏之诗意生命升华也，所谓“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也。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者，博大也，伟大也。美在其中，含弘广大，纯矣粹矣，发而为道德光辉，普照人寰，光被万物，博而容之纳之，厚而存之养之，天下归仁，世界大同。凡中华子孙，无论散居何地，必归根家乡热土，怀荣耀家邦之志，千年万载，不可动摇，此祖宗德教之深广博大也。
“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将一切人生充实之、光辉之、博大之，使之受礼乐教化，得人文精髓，泯然物我之别，通乎万物一体之生命，浩然与宇宙同流，人生澄然向道，众生渊然同情，万物涓滴不失，源源不尽，阴阳不测，此圣人之德业，不朽之神明也。人由可欲之一般，挺秀而为不测之神明，生命之伟大完美境界，不可穷尽，此善、信、美、大、圣、神之“六大人生阶梯”，由平凡而至神圣，由朴素而吐纳光华，由深远莫测而为生生之美，中国世界观之光复，必为未来世界之根基，无穷天命之归趋，后儒复起，不易吾言也！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81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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