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态的涵义

第一节　媒介生态的涵义

一、西方“媒介生态”的涵义

媒介生态学是媒介研究的分支学科，是“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负责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的一门新兴学科。^[1]20世纪30年代，世界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出版了其代表作《技术与文明》，他的论述最早包含了“媒介生态学”的思想，而其他的奠基人还有埃吕尔、英尼斯、麦克卢汉等。

令“媒介生态学”真正成为一个学科的是尼尔·波兹曼。正是在他的组织下，许多学术著作得以整合，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经典理论基础。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对所有媒介生态学经典著作充满智慧的诠释、整理和综合。

媒介生态学，顾名思义，借鉴了生态学的基本思想。首次以现代意义使用“生态”一词的是德国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20世纪晚期，他将“生态”一词用于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其实，“生态”这个词自身就包含了各种要素之间和谐、平衡和健康发展的意思。“现代生态问题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接踵而至，随着20世纪初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把生态学强有力地推向大众叙事”，^[2]它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这与“西方媒介生态理论与社会文化发展、文化危机与科技危机的反思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生态学的思想借鉴到越来越多的领域，“生态”与媒介的结合便显得十分自然。

当然这种结合是有一个过程的，首先是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与生态学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用以反思由于技术的大发展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企图将人们从工业机器中解放出来，重建人类生存的和谐状态。所以思考技术作为人类生存环境便成为媒介生态学的直接思想来源，代表人物是芒福德。随后，有学者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进行反思和批判，其代表就是法兰克福学派。麦克卢汉继承了芒福德的基本思想，将“技术决定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体来说，就是媒介是技术的主要代表，媒介的产生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感官的均衡状态，从而产生一个新的环境，影响社会的发展。至此，麦克卢汉最先提出了“媒介生态学”的思想。

二、国内“媒介生态”的涵义

在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裘正义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系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导入‘媒介生态’概念的专论”^[3]。这里的所谓“导入”即引入。该文在介绍西方社会生态学和社会有机体平衡、和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生态”这一概念以及社会大系统、共生共食、有限资源、关键功能等观念。然后又结合美国社会生态学家奥迪斯·邓肯提出来的人类社会“生态复合体”的四个变量，展开了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学者尹鸿、崔保国、邵培仁等最早明确地将“Media Ecology”引入中国的时候，都是将其翻译为“媒介生态”或“媒介生态学”。其中，清华大学尹鸿教授的《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一文被认为是“国内新闻界杂志中最早提到‘媒介生态学’一词的”^[4]。

中国学者在引入媒介生态学的时候，与西方学者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子。我们的研究以媒介为中心，主要研究影响媒介存在和发展的一系列影响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受众，等等。这种研究方向的关注点是与中国的国情相关的，同时也归因于邵培仁教授的两篇媒介生态学“开山之作”为以后媒介生态学术界所定下的基调^[5]。借用生态学的学科思维来研究媒介在中西方是一致的，但中国的媒介生态学对西方的研究并没有继承和延续的关系。在我国，媒介生态被看作传媒的生存状态，包括媒介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传媒为适应这种外部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变革，还包括变革过程中所形成的媒体间力量对比与格局。

进一步说，中国媒介生态学与西方媒介生态学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两者在研究起源、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不关注文化研究、学术传统和组织准备的严重缺位，研究方法趋向于定量研究，不做结构性分析。而西方媒介生态学研究着重探讨媒介本身的变迁和发展对人类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融入并借鉴了生物学、社会学、生态学、语言学、符号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理论根底扎实，知识渊博，思维方式也是多元的。

将中国媒介生态学与西方媒介生态学比较区分，有助于看清各自研究的轨迹和特点，促进中国媒介生态学与西方媒介生态学的交流;使我们更加清楚地审视西方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路径和特点，并借鉴西方媒介生态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广阔的学术视角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分析当前中国的传播现象，关注中国语境下的传播环境问题，深化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研究，得出更多创新性的成果。

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多个要素。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中，以不同要素为中心也就形成了不同偏向，构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在不断地发展演进、充实和完善，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层次和范式。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媒介生态学，乃至整个传播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