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与意义

“语境”(context)这一概念最早是由B.Malinowski提出的，作为人类学家的Malinowski跳出了“text”这一概念的束缚，在西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he Trobriand)考察土著人的生活时，他发现语言脱离了说话双方都熟悉的情境就很难被理解。Malinowski是从人类学家的角度观察了情境对于语言的限制作用，指出了情境在语言交流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语言不仅依赖于情境(context-dependent)，事实上，语言的意义是完全由情境决定的(context-determined)。某一特定的言语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某一特定的条件或情景需要这一语言。在Malinowski提出了语境观之后，语言学家们对语境理论不断进行深入研究，语境理论不断得到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流派。不过，有一点一直都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认同语境对意义的决定作用。正如Lloyd Bitzer所说，“每一句话从根本上说都与情境的上下文及目的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语言材料都不可分割地与包含这些话语的活动过程混合在一起，并依赖于这个过程”(1968：4)。

语境因其对意义的决定作用而一直被翻译研究者重视。Eugene Nida在《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中讨论了语境与翻译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说，“语境不仅决定一个单词如何被理解，也决定它如何被翻译”，并指出自己对语境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话语理解和表达错误都源于没有考虑好语境问题(2001：164)。Basil Hatim&Ian Mason(2001)在《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ranslator)一书中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区分了语境的三个层面：交际的、语用学的以及符号学的。在这两位作者看来，语境等同于语域(register)。Daniel Shaw(1987)在《翻译语境：翻译中的文化因素》(The Translation Context：Cultural Factors in Translation)一文提出了“翻译语境”这一概念，并把“翻译语境”定义为“翻译过程中聚合起来的文化互动的总和”。Shaw通过两种文化模式对“翻译语境”进行描述，即“三文化模式”(The Three Cultures Model)(氏族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和“文化距离模式”(The Culture-Distance Model)。Shaw认为，文化不同，其亲情关系、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关系、意识形态都会有差异，而这些差异都会给翻译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化距离越小、文化中共性越多，翻译就越容易成功。Peter Newmark认为，语篇中的词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或多或少受到了语境的制约。他说，“我们翻译的确实是词语，……因为页面上除了词语别无他物。但我们翻译的不是孤立的词语，而是或多或少受到语境制约的词语，这些语境因素有句法的、搭配的、情景的、文化的、个人方言的等等”(2001：73)。上述学者虽然研究角度不同，但基本都认可语境对于翻译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