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和文字

(一)语言、言语和文字

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出发点。他首先考察人类的言语活动(Iangage)，认为言语活动是一个民族的表达能力系统，它是十分复杂的，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等领域都有联系。简单说来，它包括这样一个过程:假设某一概念在说话者(甲)的脑海里引起一个相应的音响形象(这是纯粹的心理现象)，然后脑海把一个与那个音响形象相关的冲动传递给发音器官，于是从甲的口里发出一定声波传递给听话者(乙)的耳朵(这是纯粹的物理过程)，随后，乙方以相反的程序重复这一过程。在两人的对话中，这一过程反复循环下去。他指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把物理部分(声波)同生理部分(发音和听音)、心理部分(词语形象和概念)区别开来，而不要把词语形象和声音本身混为一谈。

在言语活动中，索绪尔强调把语言和言语区别开来。扼要说来，语言是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语言系统，包括语法、句法和词汇，它潜在地存在于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的意识之中，作为人们相互了解的工具。它是社会的产物，不属于语言共同体中的任何个别成员。言语指我们具体使用的词句，或者说，指说话者可能说出或者可能理解的全部内容。语言指社会上约定俗成的方面，言语指个人说出的具体话语，即语言的具体表现。他说:“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了。”^[1]这就是说，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从一方面说，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是本质的，言语是偶然的，语言是同质的，言语是异质的。

从前一方面说，索绪尔强调语言是集体的、社会的，是言语活动的社会方面，是个人之外的东西。语言是社会强加给全体成员的一种特殊的规约，语言仅仅通过由社会成员所签订的某种契约而存在。它不是说话者的一种功能，而是个人被动地记录下来的产物。社会成员把它作为一种必须遵守的规范，以现成形式接受下来。个人自身决不能创造或修改语言，而必须通过学习才能学会语言的使用。与此相反，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它既包含有依赖于说话者意志的个人的组合(即个人所说的话)，也包含有为实现这种组合所必需的同样依赖于个人意志的发音动作。言语是个人的活动，言语的每个行为都有其创造者，即按自己的意图说话的人的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从后一方面来说，索绪尔强调语言是同质的、本质的，而言语是异质的、偶然的。语言是言语活动事实的混杂总体中的一个边界清楚的对象，我们可以把它定位于上述循环中听觉形象与概念相联结的那个特定的部分，并且可以把它分离出来加以研究。即使对于不再使用的语言，我们也能掌握它们的语言结构。语言是一个同质的符号系统，其中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一个人即使丧失了言语的能力，只要他能理解所听到的声音符号，也可以说他保持着语言的能力。与此相反，言语则是个人的活动，它因人而异，因而是异质的。同时它也是不稳定的、一次性的、偶然的。与语言相比，它是从属的、非本质的。

根据语言和言语的这种区分，索绪尔建议设立两门语言学，即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其中，语言的语言学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言语的语言学则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的和物理的。由于他认为只有符号系统才是语言，因此他把构成符号系统的物质材料(声音)归入言语，把研究声音的音位学列入言语的语言学之中。

索绪尔强调不要把言语的语言学和语言的语言学，即固有意义的语言学混淆起来，因为后者是以语言为唯一对象。他主张把语言从言语活动中区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因为，把言语活动中的各种物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因素排除出去，更易于对作为语法关系的总体的语言进行精确的研究。固有意义的语言学把同质的、相对稳定的语言，而不是把异质的、很不稳定的言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与此相关，他还谈到语言学与符号学(séomeologie)的区别和联系，认为符号学是一种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语言学的任务则是确定在全部符号事实中那个由语言构成的特殊符号系统。

索绪尔虽然十分强调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但他没有把这两者绝对割裂开来，而是强调语言和言语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他说:“毫无疑问，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联而且互为前提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2]他把语言比拟为象棋游戏中应遵循的那套抽象的规则或惯例，而把言语比拟为人们实际所玩的一盘盘象棋游戏。象棋规则可以高于或超越于每盘单独的棋赛而存在，同时象棋规则又只有在每盘具体的象棋比赛中才能得到具体的体现。同样地，语言的本质超出并支配着言语的每一种表现的本质:然而，如果语言离开了言语的各种表现，语言也就失去自己的具体存在。索绪尔还认为，从历史上看，言语总是先于语言的。人们总是先在言语行为中碰到观念和词语形象的联结，然后自己才进行这种联结，人们总是先听到别人说话才学会自己的母语的，而且促使语言演变的也正是言语。

索绪尔还分析了语言和文字、言语和文字的关系。他认为语言和文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尽管语言符号基本上是心理的，但它们不是抽象观念，而是可以感知的，我们可以把它们变为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这就是说，语言中虽只有音响形象，但我们可以把音响形象变形为固定的视觉形象，因为每个音响形象不外乎是由有限数目的音素组成，可以通过相应数目的书写符号来使人们回忆起这些音素。他说:“语言是音响形象的贮藏所，而书写则是这些形象的可感知的形式。”^[3]

至于言语和文字的关系，索绪尔强调言语优越于文字，并批驳了通常认为书写或文字优越于言语的看法。他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4]

索绪尔还分析了人们之所以重书写、轻言语的原因。这主要是:首先，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加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其次，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因此人们更重视前者。再次，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不应有的重要地位，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受到正字法的支配，文字变成了头等重要的。最后，当言语和正字法发生矛盾的时候，除语言学家之外，任何人都很难解决争端。但是，由于语言学家对这一点没有发言权，结果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他说: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文字就从这位元首那里僭夺了它无权取得的重要地位。”^[5]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轻言语、重文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事物是在先的，其后产生关于事物的言语或声音的叫法，再后才有表达这个声音的文字。音符是一级所指，字符是二级所指。人们是首先学会说话然后才学会书写的。而且，在人们学会书写之后，言语仍然是言语活动中最为基本的东西。言语和人的机体直接相连，言语是内在的，更加接近于说话者，而书写是外在的，离人们机体较远，带有约定性和派生性。言语则具有个人的直接性，可以说声音就是自我意识本身，或者说，至少与自我意识十分接近，我可以在自己的说话活动中听到自己的声音，意识到我自身以及我所思考的对象。因此，言语是活生生的，充满说话者的生气，而书写则没有这种直接性和亲密感，它是固定的、缺乏生气的。这就是说，在思想的各种表达方式中，言语或声音是最好的表达手段，人们说出的声音能在转瞬间与思想保持一致，不会使思想变得模糊不清，我们还可以通过问答的方式防止言语的表达不够清楚，直到听者最终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思想。与言语相比，文字或书写则缺乏这种优越性。它本质上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它在人们与他们想理解的意义之间塞入一个附加的符号层(文字)，写出来的字符有其自身的固定性，从而使最初赋予它们以生命的意义不能直接清楚地显示出来。而且，书写或文字通常是在书写者或作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从而必然要求读者去理解，它很可能被人误解，特别是在书写者因不在场而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因此，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本质是言语，而不是书写或文字，书写是从言语中派生出来的。

索绪尔对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为了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提出来的，即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这种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语言学的研究，因为它使语言学侧重研究比较稳定的语言，研究语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不过，他为区分语言和言语所提出的种种论点并不都是能成立的。例如，他认为语言是社会的，而言语是个人的。其实，言语也属于社会性的交际行为，个人的言语行为能为社会上其他人所理解，这正说明言语不是个人现象，而是社会现象，尽管它与语言这种社会现象有所不同。索绪尔承认语言和言语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可以并存，但他往往为了适应结构语言学的需要，过分夸大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强调言语的语言学不应包括在固有意义的语言学的范围之内，忽视对言语的语言学的研究。至于言语和文字究竟谁优谁劣的问题，其实没有深究的必要，因为言语和文字各有自己的特点，在不同场合下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很难说谁比谁更加优越。言语具有它的直接性，言谈双方可以通过直接对话弄清对方的意思，不易造成误解。文字不具有这种直接性，往往由于写作者不在场而易引起误解，但文字比言语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能够在无比广阔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它并不像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在本质上是模糊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