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教师队伍_庆城县教育志

新中国成立前的教师队伍_庆城县教育志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教师队伍

一、明、清时期的学堂教员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教育只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和笼络人才的极少数人的行为，广大劳苦大众很难有接受教育的权力。春秋时期孔子提倡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体现，其中的“礼”就是指教育。因为孔子一生主张恢复周礼，这个恢复的方式就是教育，但他却不主张对劳动者施以教育，有文化的阶层蔑视并瞧不起没有文化的阶层，这是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不平等现象。所以，普通劳动群众就没有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因此，在明代以前，设在乡村的学校很少，大都设在县府所在地。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以华夏民族为核心的国家政权之后，企图把庶民改造成有教养的民众以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才开始在全国县以下兴办启蒙学校，而兴办这些乡村启蒙学校的过程与县以下行政机构的设立同步展开，其目的就是通过“导民善俗”来配合朝廷重建中华帝国的政治伦理秩序，把对民众的教育纳入到治理国家的管理范畴。这就是明代创办社学的开始。但那时设立的社学是传播国家政治统治思想的场所，其教育内容主要是“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把统治阶级的统治主张传授给儿童，让儿童从小养成按照统治阶级意志做事的行为习惯，这就比孔子主张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为教育面对民众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通道。明代社学出现之后，由于朝廷财力和人力资源的不足，许多社学很快就转由地方民间主持，摇摆于作为朝廷正式设立的学校与作为地方性公益事业之间，很难统一为一种以国家一体化为目的的文化教育行为，所以，那时的教师没有国家统一的管理和组织。在落后的乡村，教师的职业跟穷困潦倒联系在一起，一般只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聘请教书先生来教自己的子弟以继承他们的祖业，劳动人民则成为接受文化教育的门外汉，选择乡村教师职业的人也就寥寥无几。而被官宦人家聘请的教师则是有比较优厚的待遇，加之那个时代读书人较少，这部分教书先生的社会地位当然就比较显赫了。

明代在庆阳设立的学校大都在庆城内，在庆城创建的庆阳府儒学、安化县儒学以至后来的社学都在城内，规模都比较小，虽然屡有增修，但是很不稳定，有时也因战乱兵祸时有废停。教员都由官方聘请，但也不固定，教员的报酬以官府拨付和受教生员双方承担。教员大多由科举考试中的落榜考生担任。

到了清代，随着新学制的推行，学校开始由县城向农村乡镇延伸，教师的规模相对也有所发展。义学的出现，使教师由民间自发发展逐渐向由官府主管过渡。因为义学是清代官府创办的免费学校，所以这些教师的费用就由官府承担了，因而这部分教师的职业比较稳定，社会地位也较前有所提高，特别是由官府抽取一定税金作为办学之用，使教师报酬有了一定的保障。这一时期，庆阳考取了许多进士和举人，这和教师队伍的发展建设有一定的关系，教师职业自然也就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青睐。(www.guayunfan.com)

清末开始兴办中学堂，学堂的教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学”教员(即教国学包括经学、修身、国文课等)，多由旧举人、贡生、秀才担任;另一类是“西学”教员(即主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文等课程的老师)，一般由新学堂毕业生担任。各级学堂教员分为主讲各门课程的正教司(正教员)和协助讲课的副教司(副教员)两个级别。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的正副教员以师范传习生充任，高等小学堂的正副教员暂以师范生充任，普通中学堂正教员以优级师范毕业生到最优等及优等游学外洋高等师范毕业生及具有毕业文凭者充任。根据甘肃省的变通办法规定:全省各府、州、县小学堂教员，或由速成师范训练机构毕业生充任，或由举人、贡生、生员充任，有些速成师范学堂一年制简易科毕业生也被调往高等小学堂充任教习。许多中学堂毕业生到中学堂充任教习的现象也比较普遍。清朝末期，教师的任用均采用聘任制，多以举人、贡生、生员为聘任对象。教师聘任期满后，任教与弃教可自由选择，教师薪金由办学者与受聘者在议聘时商定，以钱粮支付，多数没有统一的规定。官办学校教师薪金由官府筹拨，私学教师薪金由童生家庭承担。那时教师较少，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庆阳府中学堂只有教习2人，初高等小学堂也不过数人，农村学校大多是每所学校只有一名教书先生，且多为学生家长延聘。

二、民国时期的学校教员

民国初年，改革新学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改变当时“学校少，私塾多，师资缺”的状况，甘肃省创办“教员传习所”以训练私塾教师使之稍知教授新法及学校管理规则，创办“师范养成所”以培养新教师，使中小学校教师队伍数量有所增加，也使新式教育得以顺利实施。但是，民国初年庆阳中学堂并入省立第二中学(平凉中学)之后，庆阳县的中学教育陷于停顿，中学教师也不复存在。小学教师仍沿用聘任制聘请当地清末举人、贡生、生员为主要对象。教师的薪金仍分官办学校和私学两种，分别由官方和童生家庭分担。到了19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自然灾害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匪患蔓延不绝，教育经费筹措极其困难，公办小学教师待遇微薄，入不敷出，私学教师生活难以维计，许多学校也纷纷停办倒闭。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全县实施甘肃省教育厅制定的中小学教员服务办法，对教师在校内任课时数做了具体规定，对教师在校外兼课时数有所限制。规定教师连续请假一周以上的，要自己请人代理。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县立公办完小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由教育行政部门任命，教师由校长聘请，公办初小(国民学校)、民办小学教师及私塾先生由村长或学董聘请，聘请的对象主要是完小毕业生，少数为师范或中学毕业生，教师的薪额沿用原来的办法。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教育行政部门执行甘肃省教育厅的通令，实行教师专任制，不允许教师在校外兼课，并在部分高等小学及城镇国民学校对教师实行按年鉴定，对师范学校或教育总长指定的学校毕业者及经同级学校教员考试，检查合格者发给任教许可证明书。但因庆阳县教育落后，大多没有任教许可证明书的教师仍然受聘任教。为了激励教师安心从教，政府还坚持对小学教师进行不定期的奖励。截止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全县共有小学教师148名。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全县执行甘肃省政府颁发的《甘肃省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则》，用以制止师范毕业生的随意流动。要求师范毕业生统一由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分配在境内小学任教。按在校学习年限加倍服务于教学工作，毕业生自身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公办小学教师薪金也一改过去议聘商定的办法为执行统一工资标准，保证教师队伍的相对稳定。当时规定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标准为:中等学校教师月薪最高90元，最低70元;小学教师月薪最高20元，最低10元。中等学校校长由教育行政部门任命，教师由校长聘请。担任教师的主要以中师、高中毕业生和前清的举人、贡生为主。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创建后，边区政府教育厅从延安选派了一批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担任教师，其中大部分都是投奔延安的进步知识青年。这批教师到校后的待遇都是由边区政府确定拨付。到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底，庆阳县立初级中学有教师15人，陇东中学有教师8人，全县共有小学教师205人。在这些小学教师中，师范和中学毕业的不足30%，他们主要通过参加庆阳师范(西峰)举办的“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和“国民教育师资训练班”的学习培训就走上了教师工作岗位。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的小学教师人数有所增加，教师的薪金数额也得到逐步提高。到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高中教师月薪为300元，初中教师月薪为240元，中心学校(高等小学)教师月薪最高120元，最低70元;国民学校(初等小学)教师月薪最高100元，最低60元，因当时经费不足，教师工资也时有拖欠，加之法币贬值，物价上涨，教师生活也相当困难。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解放区内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国统区也动荡不安，教师薪金也大多没有着落，加之有些学校因受战争破坏而停办，许多教师都只好弃教另谋生路，使教师人数大幅度减少。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庆阳师范附属小学教师为“反饥饿，反内战”进行了罢教示威，迫使国民党当局对小学教师在待遇方面作出了微弱让步，但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活困难问题。

在陇东解放区革命政权建立初期，庆阳县小学教师数量很少，但由于党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使教师随着小学的创建逐步增多，部分教师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教师还被选拔到领导岗位。当时在解放区任教的教师在生活待遇方面实行供给制和薪金制两种。实行供给制的，津贴标准与一般干部相同或略高;实行薪金制的，与国统区教师的薪金标准相同或略高。遇到物价上涨，政府及时提高教师生活津贴标准和薪金标准;教师家庭有了困难，政府及时帮助解决或给予钱粮补助;教师个人有困难的，政府也适时予以帮助。家在农村的教师，土地由当地政府组织群众代为耕作，春节时，政府还发给每个教师2元钱的补助费以表示政府对教师的关怀。1938年以后，庆阳县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的指示实行优秀教师奖励制度，对服务于教学工作5年以上的教师实行表彰奖励。对解放区教师的使用，有任命的，也有聘请的，薪金由边区政府确定，来去都比较自由。完小的校长由县政府任命，教师由校长提名后报经县政府批准聘请，解聘时也要先呈报县政府批准方可执行。初小、民办小学的教师由校董会、群众商议挑选，报经政府同意后聘请。选聘对象以当地高小毕业生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老先生为主。对于旧私塾的教师，坚持团结教育的方针，大都继续留用。到1940年，全县99名教师中，只有6人是从延安派来的知识青年。在当时，教师的人数基本满足需要，但文化程度和政治思想素质普遍较低，高小程度的占全体教师的1/3还要多，老先生占1/3，师范、高中、初中毕业及肄业的占1/3。1940年9月陇东中学创建后，教师95%以上都是由边区政府教育厅选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个别教师由陇东地委聘请当地的知识分子临时任教。正式开学后，许多教学工作都由学生中文化程度较高者兼任，首届师范班和中学班学生毕业后，就有好多人留校继续任教或担任其他工作。学校的政治课、边区建设课和时事教育课大多聘请当地驻军干部和陇东分局领导讲授。在1942年的整风学习中，陇东中学10多名教师受到迫害牵连，被打成特务、反革命，但到运动后期大部分都进行了甄别平反，也保持了教师队伍的相对稳定。我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刘泽如于1945年任陇东中学校长后，及时抓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创建并举办了以陇东中学教师为主要培养对象的研究生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教研活动，使陇东中学的教师队伍从根本上得到加强。后来由于解放战争爆发，学校党政机关被迫转移，加之东北解放之后，像徐少甫、谭云鹤、伊仁、苏力等一大批教师因革命事业需要调往东北工作，从而削弱了陇东中学师资力量。

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全县的小学教师也根据陇东专署的规定，每天进行两个小时的政治业务学习，庆阳县教育局还组织举办假期小学教师轮训班，由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的督学、业务水平较高的教师及县上主要领导进行授课，以促进教师政治业务素质的提高。与此同时，还保送部分优秀的小学教师参加陇东中学“小学教师培训班”的短期学习，选送从事教育工作两年以上、工作积极且成绩优良的小学教师到延安或边区其它师范学校进行深造，结业后仍回原地工作。从1942年开始，陇东中学每年都选送1至2名教师赴延安学习，以提高教师的政治业务水平。与此同时，庆阳县按照陇东分区的要求执行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提高小学质量的指示》，在撤并学校的同时，精简了一些不合格的教师，保证了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时，庆阳县也派教师代表出席。会后，按照文教大会的精神，对教师队伍进行了整顿，肯定了大多数教师的工作成绩，指出了在教师中应该纠正的一些错误倾向。解放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侵占了庆阳县全境，许多小学因受战争破坏而关闭，部分小学教师也被抽调搞了其他工作，使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受到一定影响。1948年随着时局的逐步好转，各小学才逐渐恢复并重新开办，许多教师也重返教育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