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发了块红烧肉_达人历届校友

学校发了块红烧肉_达人历届校友

学校发了块红烧肉

1962届　沈锦华

我平生最爱吃红烧肉。几十年来，吃进嘴里的红烧肉不计其数，然而，唯有读中学时由学校发的一块红烧肉，印象最深，可说是刻骨铭心，毕生难忘。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的1961年。当年的缺吃少穿，是现在的年轻人所难以体会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从吃的到用的，尤其是与人息息相关的主要副食品，几乎都凭票定量供应，而数量之少又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例如，市区居民食油每人每月4两，蔬菜每人每天2两，猪肉每人每月半斤，鸡蛋每人每月半斤……

我那时在徐汇中学读高中。这年深秋的一次班会课上，班主任杨老师向我们宣布：学校养猪场杀了几头猪，校方决定，给全体学生每人发一块红烧肉！(www.guayunfan.com)

“轰——”班级里顿时像炸开了锅，每个人都感到惊奇和振奋：学校发肉吃，打从读小学一年级起还是头一次听说啊。杨老师也乐得张嘴大笑，大概他从教以来也是首回遇到吧。这样的事，在上海别的中学有没有我不知道，但徐汇中学确实有条件向全校学生发肉吃。那时的徐汇中学，创办已逾百年。它原先是教会学校，叫徐汇公学，占地面积大（今天的徐汇中学大约仅是当年的三分之一）。学校有校办厂，还有养猪场，这在当年上海市区的中学里是罕见的。学校养猪，绝非为了牟利，而是用来改善教工和住校学生（均为东南亚和印尼归侨子弟）的伙食。

因为要养猪，就牵涉到猪食问题。1959年7月，我被录取为徐汇中学高中新生。报到后才被告知：每一位新生在暑假期间须向学校交纳15斤猪草。于是，“打猪草”就成了我们进徐汇中学必须做的第一门“功课”。在报到时，学校已把猪草的标本展示过。此草之茎为深酱色，叶子亦有肉头，据说晒干后烧肉吃，味甚佳。可是，到哪里去找这种叫“酱瓣草”的植物呢？好在那时肇嘉浜路南面沿谨记路（今宛平南路）南下东西两侧，还有小块的农田分布着，发现田里就有野生的酱瓣草。我提着家里买菜用的大竹篮，拿了父亲用废旧锋钢锯条为我制作的一把铲刀，头戴草帽，在烈日下去田里挑猪草。也记不得去挑过几次，反正割满了5斤，就提着满满一篮的酱瓣草，送到学校门房间（在漕溪北路6号门口的北侧）。由看门房的那个干瘦小老头过磅，并记下班级、姓名、猪草重量。交了三次，任务完成。这15斤质量上乘的野生酱瓣草，就成了我给徐汇中学的见面礼。

除了发动我们学生打猪草外，学校还组织教工研究猪饲料的开发。那个年代，一进漕溪北路大门，沿着长长的小路一直到新校舍，露天摆放着一个个状似大浴缸的容器，里面都是苔藓类的深绿色液体。这就是小球藻——这名词在当年是比较新鲜的，一如今天所说的高科技。听生物老师（一位归国华侨）说过，这小球藻极富营养价值，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含量很高。据说，这缸里的东西就是添加到猪饲料中去喂猪的。

终于，分发红烧肉的日子盼来了。因为人多，从初一到高三少说也有一千好几百个学生，只能一天一个年级轮着发肉。轮到我们年级时，记得那天上午第二节课后，生活委员一下课就去学校伙房领回我们班级的50多块红烧肉，再由各小组的小组长分发给每一个人。我和我的同学，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块约3厘米见方、比麻将牌略厚、带有余温的红烧肉。有的不忙着吃，先上下左右慢慢欣赏着；有的则早已等不及了，赶忙送进嘴里打牙祭；而我的这一块，在嘴里嚼了足足有10分钟。这一天的20分钟课间休息，就成了我们班级的红烧肉聚餐会……

啊，令人难忘的红烧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