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学的革命性与校长胡适的影响_中国现代大学与中

中国公学的革命性与校长胡适的影响_中国现代大学与中

第一节　中国公学的革命性与校长胡适的影响

一、中国公学文化精神传统中的革命性

中国公学（简称“中公”）是由爱国的留日学生建立的。1905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强烈抗议日本文部省公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陈天华愤而蹈海，大批学生退回上海，于1906年建立了这所大学。“因为这个学校含有对外的意义，归国学生又有十三省人之多，故名‘中国公学’。”(1)中国公学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是中国第一所以普通话教学的学校。建立之初，中国公学不设校长，只有公选的干事，分别办理斋务、教务、庶务等事务，推行学生自治，民主气氛浓厚。中公建立过程中，由于资金紧张，干事姚洪业通过自杀来呼吁社会的支持和博得社会同情。自杀的方式虽然极端，但可见建校之初，由留日学生所引导的爱国激进的校园氛围。当时中公的教员中，也多是进步的革命党人，如于右任、马君武等。中公学生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这在胡适的《四十自述》中有过详细的记录。因此，中公与生俱来的文化精神传统中就富有革命性，学生人格精神独立自主，经常通过学潮等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中公在面对中国传统与社会新潮流时，能够敞开胸怀，以革新的姿态接纳新思想和新潮流。

建校以后，办校经费一直是主宰中国公学命运的大问题。几经沉浮，到1925年，中公在原商科基础上，添设哲学、政治、经济诸学系，建成一所综合性大学。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胡适在中公的旧同学何鲁接收了中国公学。1928年3月，中公发生学潮，4月底尚未解决，校董会议决准何鲁辞职，推选胡适担任校长。(2)1930年，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压力，胡适以中国公学立案为条件，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由马君武继任。同样由于政治的压力，马不到一年又辞职。(3)1931年1月，马君武辞职以后，由邵力子任校长，朱经农为副校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中公校舍被毁，学生星散，不得已于3月1日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赁屋开学。开学后学生人数大减，文学院仅43人，法学院398人，商学院40人，高中部216人。5月后，校内又闹学潮，校董会于8月10日决议暂行停办，三、四年级学生赴其他各校借读；一、二年级学生转学。(4)后未复办。

1952年胡适在台湾的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会上谈到中国公学时，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用海峡对岸的眼光打量建国后大陆的大学：(www.guayunfan.com)

刚才主席谈到，我们的母校在“一·二八事件”被毁了，我们的同学如同像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对此，我亦深具同感。不过，在今天，不仅是我们的母校中国公学没有了，大陆所有的大学，也都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有的学校被解散了，有的学校名字被取消了。这些学校的同学，也都受到我们同样的遭遇。(5)

二、校长胡适的办学理念和革新举措

1928年春天，中国公学爆发学潮，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都被学生拒绝，理由是“于、蔡二人道德学问虽好，可惜兼职太多，恐不能专心办学”。(6)无奈之下，王云五、朱经农等人找到胡适，请他出山，以解危难。在朋友劝说下，他答应维持两个月，到学期结束后就辞职。两月后胡适提出辞职，校董会为了挽留他，特设副校长处理行政事务，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胡适遂任校长到1930年5月。

胡适赴美留学前就是中国公学的学生，中公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有过重要的影响，对此，胡适日记中是这样说的：“这个学堂当初确然于我个人的发展曾有很大的影响；我若不进中公，后来发展的方向当不同。”(7)值得补充的是，包括求学澄衷学堂在内，胡适早年上海的六年，至少有两点影响了他的一生，同时也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产生了影响：一、在上海的澄衷学堂，他的思想里第一次注入了“进化论”的成分，连“胡适”这个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8)二、胡适在中国公学求学时曾办过白话小报——《竞业旬报》，使用白话文写作并初步萌发了重内容、轻形式的思想，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1926年7月，胡适借出席伦敦“中英庚款委员会议”之机，做环球旅行。没想到1927年4月即将回国的时候，中国政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胡适无法返回北大，于是在上海住下，先任光华大学教授并在东吴大学兼课，后又接任中公校长。尽管胡适对任中公校长一职，毫无热情可言，并且私下多次表现出对中公的不满：

今天套上了一件镣铐，答应了去做中国公学的校长……

此事殊不智，事后思思甚懊悔。

今天中国公学校董会开会，遂把我正式举出来了。……他们对于母校这样热心，叫我无法摆脱。只好把这学期办了再辞。

果然！中国公学学生昨天还打架呢！这种学校办他做什么？(9)

但客观上，胡适就任中公校长一职，本身就鼓励了中公学生的学习热情，据梁实秋回忆：“他作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每星期到吴淞三两次，我每次遇见他都是看到他被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密密围绕着。”(10)他的上任，也大大吸引了社会青年报考中公，这一点，从胡适就任校长后学生人数的飞升可以看出来。其次，胡适虽然心里很不愿意，但因胡适的人格操守，他一贯坚持认真做事的态度，使得他在中公期间并没有敷衍了事，确实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令中公面貌为之一新。

第一，在治校理念上，胡适奉行“无为而治”。副校长杨亮功曾说过：

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11)

胡适以“无为而治”来“乘众势，御众智”，师生也充分发挥其主动性，表现在中公的国文系，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国文系第一次成立了学生社团——中国文学系系会。中国文学系系会成立后，举行了各种活动，并出版了自己的刊物，为学生学习和研究成果的发表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园地。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胡适作为校长，放任教师沈从文追求学生张兆和，由此成就了一段佳缘，胡适的治校的民主也可见一斑。

第二，胡适沟通文理、改革中国文学系、大胆聘用新教师。在中公院系设置上，胡适颇有作为。胡适上任伊始，就进行院系改革：裁掉工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只设文理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及中文系、外语系、哲学系、数理系等7个系。设文理学院的目的就在于沟通文理。为此，他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例如，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却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功夫。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100分，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的影响很大，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其实早在1919年，他就赞成打通文理，在谈到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时，他曾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蔡校长因为学文科的人或专治文学，或专治哲学，于一切科学都不注意，流弊极大；理科的人专习一门科学，于世界思潮及人生问题多不注意，流弊也很大，因此他主张把文理两科打通，并为大学本科，他的目的是要使文科学生多懂得一些科学，不致流为空虚；使理科学生多研究一点人生基础观念，不致流为陋隘。这种制度是世界最新的制度，美国之大学以“文理院”为基本，即是此意。(12)

担任中国公学校长，也使得胡适打通文理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实现。

对于中公原有国学系，胡适大胆革新，改原“国学系”为“中国文学系”，并对课程进行改革。对此，在中国公学国文系学生自己主编的《中国文学季刊》创刊号中，是这样说的：

本系原名“国学系”，是十六年秋季才开办的。那时课程的内容，不见得有怎样好；而且在师生间也没有什么组织。自胡适之先生来作我们的校长后，特聘陆侃如先生来当本系的主任。这时对于本系的名称和课程，才大加订正，改革。

对把系名由“国学系”改成了“中国文学系”，学生们还阐明了自己的态度：

本系原名“国学系”，因不愿养成“遗少”，故改称“中国文学系”。

胡适一生提倡“新文学”（也提倡“新国学”），从“不愿养成‘遗少’”的坚决里，不难看出胡适校长对学生的影响。

在教师聘用上，胡适请来了陆侃如、冯沅君、高一涵、张慰慈、杨亮功、罗隆基、梁实秋、郑振铎、全增嘏、叶公超、饶孟侃、黄白薇等任教。中国文学系方面，胡适聘陆侃如为中国文学系主任，教员包括杨亮功、丁音、但懋辛、凌舒谟、冯沅君、马宗霍、郑振铎、饶孟侃、程仰之、袁昌英、赵少侯、沈从文等。

当时陆侃如和冯沅君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沈从文也还是一个27岁的青年，他们的年纪都不超过30岁，而陆侃如仅25岁就做了系主任。联想胡适本人的经历，不难理解他对年青人的发掘、赏识和提携。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沈从文的大胆聘用，使得沈从文凭借新文学作家的身份，而不是像以往的中国文学系教师一样，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进入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讲堂。冯沅君和陆侃如尽管年纪尚轻，但都属于“科班”出身，冯沅君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院，陆侃如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论学历都类似于今天的硕士研究生。尤其是陆侃如，他在来中公之前，曾与北大同学一道组织述学社，已经发表了多篇国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但沈从文却只有小学文凭，受聘之前没有发表过任何学术成果，没有一篇学术文章。因此，胡适对他的聘用引起了很多非议，但胡适坚持己见，沈从文从此开始了从教经历，也打破了当时中国大学国文系中，一贯主要以国学功底和研究成果为标准遴选教师的历史，使得在中公的大学讲堂上，新文学实现了课程设置和教师任用双重的突破。

第三，在治学方法和态度上，胡适依然秉承他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理念。胡适的治学态度，也影响到了中公的师生。胡适担任校长后，与同事一起创办了《吴淞月刊》，“目的在于鼓励我们自己做点文字”。为此，他在发刊词中立了“两条戒约”：第一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第二“要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13)胡适在1928年写过一篇《治学的方法和材料》，其中谈到治学既要有科学的方法，又要有鲜活的材料。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鲜活的材料，则是要摆脱纸上的学问，从故纸堆中走出来，到科学试验室里去寻找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名教的影响，建立良好的学风。后来，他在学校以“怎样医治浪漫病”为题举办讲座，他告诫学生：浪漫病就是懒病，懒人没有做学问的兴趣；只有打破浪漫病，才能研究学问。②

第四，在对学生的人格教育上，胡适力图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并鼓励学生以“学问”来丰富和实现自己的人生。1929年7月，中国公学18级学生毕业，胡适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讲了一番话：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候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14)同样的问题，在1931年，胡适阐述得更为细致：他认为青年人离开学校以后，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和学生时代的理想和人生的追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三种防身的药方”。“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第三个是：“你总得有一点信心。”(15)

作为校长，胡适的办学理念、他所崇尚和坚持的自由主义，和他所提倡的治学态度与方法，都对中国公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胡适的努力下，中国公学很快改变了过去的形象。后来，一位学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

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

他还说：

我的进步应该感谢您和陆先生（侃如）、沈先生（从文）的思想言论。(16)

胡适在中公做校长期间，如果只是执掌校政，推进学术，那么校长的位置自然是稳当的。但是，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胡适无法面对国民党统治的压制沉默不语。正如胡适在1929年6月2日致张元济信中的表白：“我也很想缄默，但又是终觉有点忍不住，终觉得社会给了我一个说话的地位，若不说点公道话，未免对不住社会……”(17)在中公任校长期间，胡适在《新月》和《吴淞月刊》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一系列文章，在社会上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也大大激怒了国民政府。1929年9月下旬，教育部根据国民党中央指示，向中国公学发出训令，对胡适提出警告。对此，胡适在写给当时的教育部长蒋梦麟的信中说：“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18)

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与校长的身份，与“党国”的统治发生了无法调和的冲突，学者胡适的“自由舆论”，最后追究到了校长的职务上。由此导致了胡适担任校长20个月后，在当局压力下，于1930年5月15日辞去校长职务。

应该补充一点，作为校长，胡适在离开中国公学以后，依然关心中公的学生。1931年，胡适向当时的清华代校长翁文灏、教务长张子高推荐考取清华的中公转学生吴春晗（吴晗），并帮助家贫的吴春晗得到了一个工读生的位置：“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到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19)后来吴晗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并接受了当时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劝他专攻明史的建议，胡适又致函吴晗：“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从胡适推荐吴晗的举动和胡适劝勉吴晗的信中，不难看出校长与学生之间关系的亲和，及校长唯才是举、力荐后生的气度；从“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我们也不难看出，胡适一贯坚持的治学方法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