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_蔡元培高等教育管

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_蔡元培高等教育管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

蔡元培先生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他自幼熟读经史、百家诗书古籍，接受了正统的传统文化教育，这些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给予他以深刻的影响。他丰富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一方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

一、对儒家文化的继承

自6岁始，蔡元培接受了十余年的私塾教育，从《三字经》、《千家诗》到《困学纪闻》、《文史通义》，经史子集等各种诗书古籍的长期熏陶、浸润，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0年4月，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明确指出，古代的圣哲先贤尧舜、禹和皋陶都具有中庸精神，而儒家的鼻祖孔子更是“标举中庸之主义，约以身作则者也”[1]。虽然孔子所言“多与舜、禹、皋陶之言相出入，而条理较详，要其标准，则不外古昔相传执中之义焉”[2]。也就是说，在蔡元培看来孔子早就坚守着中庸之道。而对“中庸”内涵的理解，蔡元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阐释。1923年10月，他认为“没有过、也没有不及”就是“中庸”。为此，他指出性质截然相反的两种事物，“只要达到中庸的境界，则一切皆可以调和的”；此后，蔡元培于1928年9月以“中和”来训释“中庸”，认为“执其两端，不走任何一极端，用其中，使互相调和”就是中庸；两年后的[3]1930年11月，蔡元培先生又用“善德”来训释中庸，认为中庸就是“温、栗、无傲、无虐”。此后，蔡元培据孔子所极力推崇的“劳而不怨，惠而不费，泰而不骄，欲而不贪，威而不猛”（《论语·尧曰》）的中道人生，认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庸》实乃继承祖训孔子之旨意而作，遂认为“不偏不倚”就是“中庸”的本意[4]。

蔡元培认为儒家思想之所以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理想，是因为它坚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在先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仅专注于灵魂上的自适逍遥和精神上的无羁自由，超然于世俗生活中的物质利益与政治功名，这显然游离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与需求。道家追求的精神之超然境界，“非举当日一切家族社会国家之组织而悉改造之，不足以普及其学说，尤与吾族父兄政府之观念相冲突。故其说不特恒为政治家所排斥，而亦无以得普通人之信用，惟遁世之士颇寻味之”[5]。道家的追求和理想与我国传统的生活习俗大相径庭，由于缺少实施的基础，故而不仅遭受来自官方政治家的强烈反对，就连凡夫俗子、黎民百姓坚决排斥，只有那些逃避现实生活、隐居山林、放浪江湖的方术道士颇为欣赏，但这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可谓毫无助益。(www.guayunfan.com)

在奴隶社会中，“礼”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然而，春秋以降，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道德威力和凝聚力，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为了适应封建土地关系发展的需要，奴隶主贵族中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然而，战国末期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却主张加强君主集权，以法为教，剪除私门势力，对广大民众严刑峻法。法家倡导的“政府万能，压束人民，不近人情，尤不合于我族历史所孳生之心理。故其说不能久行，而惟野心之政治家阴利用之”[6]。以冷酷无情的严刑峻法取代春风化雨般说教，从而没有给道德留下任何回旋的空间与教化的机会，这固然迎合了专制集权者独裁统治心理，但它却违背了我国人民长期以来所养成的道德心理习惯，显然，法家的施政纲领不可能流行久远。

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其“兼相爱”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为此，蔡元培认为墨家的学说能够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但是，墨家又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用祝福、鬼神等神秘的观念来诱使人们追求物质利益且不能自圆其说，此理论则不是“文化已进之民族所能堪，故其说惟平凡之慈善家颇宗尚之”。

比较而言，蔡元培认为惟有坚守中庸之道的儒家能够把政府与民众通融，把公德和私德统一，把文雅与简朴进行统整。故而“吾族承唐虞以来二千年之进化，而凝结以为社会心理者，实以此种观念为大多数……而自汉以后，卒为吾族伦理界不祧之宗，以至于今日也”[7]。蔡元培认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承传中，惟有以“中庸”为内核的儒家思想既符合民众习惯心理同时又适应国情，因此能无限延续。

1931年1月10日，蔡元培先生在《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的讲演词中说，“我中华民族，惟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凡持极端的，一经试验，辄失败。”作为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中庸——浸透着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灵魂，是支撑芸芸众生精神世界的理论支柱，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社会的发展方向与进程。蔡元培作为一个“旧学深沉”的知识分子，深受中庸之道的影响。蔡元培先生曾言，我等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里，而我们恒久所依赖的“立足点”应该是一个“平衡点”[8]。他所说的“立足点”就是人我双方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点”，不偏不倚，是克服两个极端而取其调和、协律。他认为中国人由于受两千多年来的儒家中庸之道的熏陶濡染，因此，求同存异便是中华民族迥异于“专从异处着眼”的欧洲人的显著特征之一。中国人温柔敦厚、儒雅谦让、含蓄内敛，而西方人则个性张扬、锋芒毕露、咄咄逼人。

在学术与治校上，蔡元培皆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兼容并包”观，致使其在管理实践中能让学术推陈出新，而大学亦能欣欣向荣。《礼记·中庸》有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用“取譬”的方法“言天道”，意在赞颂孔子倡导的儒家思想，其教化天下的作用可以无所不包，有如天之覆帱、地之持载、四时之交替、日月之代明。孔子之道，其大如天，可以并育万物，包容一切的道。故朱熹解释“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云：“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络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无穷也。”[9]蔡元培认为只有打破“独尊”的单极化思想意识，给予其他思想文化以自由生长发展的土壤与空间，在共同生长、互相辩论的氛围中，“道并行而不相悖”，百花齐放的景象才可能形成。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公元1 8 9 2年）春，蔡元培再次赴京应试，在《殿试策论对》中，他提出对于各家学说、各派人物，不应该有门户之见，而应该兼容并蓄，各取所长。在他看来，诸家之书，字义不同，而观其会通，百虑一致，相反而相成也。因此，他主张应该“通万方之略，致知一之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因阴阳之大顺，因时为业，无所不宜。至于设官分职，各搴所长。习形法家言者，使之正方位，蠡华离。习名家言者，使之定考格，条家法。习农家言者，使之录民天，会国用。习兵家言者，使之经五事，度九地”[10]。青年时代的蔡元培就认为应该兼取各派人物优点、长处，弃其所短，为我所用。可以说，这是蔡元培后来大力提倡，并努力付诸于管理实践的兼容并包思想的滥觞。

蔡元培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诠释他“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管理思想。1918年11月1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指出：“吾国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廷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借以资心理学、论理学之印证，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11]通过《北京大学月刊》使校外人士能够获悉“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蔡元培在学校管理中努力践行兼容并包，并藉《北京大学月刊》尽可能地让更大范围的民众所知晓。此后，他又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详细阐述了“兼容并包”思想的内容：“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2]蔡元培秉持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致使后来他主政的北京大学能够一改昔日之迂腐习气，成为生机焕发的著名学府。

一个世纪后的著名学者丁学良博士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龙希成先生“用什么样的标准主导中国大学的走向”时深刻指出：“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派要出于三教九流——看看近代史上中国高教界出人才最集中的两个时期，一个是‘五四’前后，出了很多人才，可以说是群星灿烂，不是一个派别的，是方方面面的。第二个出人才最集中的时期是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最早以中国国籍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个人，李政道、杨振宁就是那儿出来的，其实那时候是整整一代人才。”[13]丁氏用“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派要出于三教九流”来回答当今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的主导方向，切中时弊，可谓深得蔡元培“兼容并包”之精髓，并在新时代对“兼容并包”的学术管理思想注入了鲜活的血液。

二、对旧教育体制的批判

蔡元培先生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既源于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汲取、继承，同时也基于他对我国旧教育体制的反思与批判。蔡元培接受了长达十余年的旧式教育，对旧式教育的弊端深有切肤之感。1918年5月30日，他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词中阐述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指出：“吾国之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必须考试，考试必有诗文，欲作诗文，必不可不识古字、读古诗、记古代琐事。于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诗》，《龙文鞭影》，《幼学须知》等书，进之以四书、五经；又次则学为八股文，五言八韵诗；其他若自然现象，社会状况，虽为儿童所亟欲了解者，均不得阑入教科，以其于应试无关也。是教育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育者以就之；故不问其性质之动静，资禀之锐钝，而教之只有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如吾人之处置无机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铁之脆者煅之；如花匠编松柏为鹤鹿焉；如技者教狗马以舞蹈焉；如凶汉之割折幼童，而使为奇形怪状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栗。”[14]对于这种预设一个目的，然后强迫儿童学习的教育方式，蔡元培结合自己早年的深切体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

蔡元培认为忽视儿童的天资秉性、个性心理、知识基础、接受能力等特征而进行机械灌输，辅之以体罚的教育，学生就会对学习失去兴趣，更不会培养其创造性思维，教育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童子之在塾也，非有爱于其课，则窳惰而不中程宜也，为师者不求其故，不言其所以，而夏楚以迫之，忿詈以禁之，有问则对之以模棱之词，发难则科之以不敬之罚。彼其师弟之间，非有固结不解之爱情也，屈意就范，压于势力耳。”[15]教师与学生缺乏交流、沟通，思想不能碰撞，思维得不到激活，师生之间不存在情感上的感召与爱抚，“夫以爱情之薄，而压力之严，受之者既有苦而无乐，则亦有怨而无怀。入塾则视日早晚，逃学或不惜饥寒。至乃街市闲行，侪辈笑语，一逢师至，匿迹销声，视学塾如圄囹，见先生如狱吏，岂弟子之无良哉，为师者固迫之为仇耳”[16]。蔡元培认为这样的教育既无益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知识能力的培养提升，而且俟之将来亦无益于家庭、社会。“童子就傅以后，接父母兄姊之时少，而日与其仇耳相对，务剥削其亲和眷恋之良，而养成夫乖戾忮忌之性。夫是以在家而戾于家，在国而戾于国。”[17]

蔡元培认为，中国沿袭几千年的旧式教育特别重视德育与智育，而偏废体育和美育，这严重违背了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不符合新式教育的要求。他指出：“今之言新教育者，以体育、智育、德育并重，其功效胜于旧教育什百。以言体育，旧时习惯，偏重勤习，而于身体之有妨碍与否，皆所不顾，且以身体与灵魂为二物。人之智慧学术，皆由灵魂出，故重视灵魂，而轻视身体。”[18]至于智育呢？“旧时习惯，大都偏重墨守，大言不惭，食古不化。”再又德育而言，“旧日每言忠君爱国，若以国属于君者……故人一举一动，往往就一人一家着想，而乏团体社会之观念”。对于当时管理不善的育婴堂，蔡元培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各府州县多有育婴堂，养而不教，孟子以为近于禽兽。今之育婴，多有此弊，且雇佣寄食，每至夭殇，甚负创办之美意。”[19]有鉴于此，蔡元培在民初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深刻揭示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旧教育以成人的固有成见强加于儿童，追求整齐划一，拘泥于传统固定的形式，反对创新，从而严重束缚了儿童的个性自由发展；新教育则坚持“儿童本位”，依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兴趣爱好，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和规范，强调因材施教，注重发展儿童的个性，以使之日后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他说“昔之教育，使儿童受教于成人；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于儿童”，并进一步解释说：“何谓受教于儿童？谓成人不敢自存成见，立于儿童地位而体验之，以定教育之方法。”[20]在充分尊重儿童个性心理的基础上，蔡元培竭力倡导启发式教学，他说：“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重要的是要引起学生的兴趣。”为此，教师完全没必要照本宣科，而应该使用适当的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只有当“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21]，这样的方法被苏格拉底称为“产婆术”，亦就是启发式。

简言之，蔡元培认为旧式教育强调德、智有余，而置体、美于不顾；强调注入式，忽视启发式；强调打压，忽略诱导。他深刻指出教育应该在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其兴趣、爱好等特征，不拘一格，因材施教，培养儿童自立、自强的精神，以培养“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为目标，主张“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尚宁自然；与其求划一，无宁展个性”。教育最终要促使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协调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