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_档案学研究进展

专题研究_档案学研究进展

3.2　中国档案事业断代史、专题研究

几代档案学者经过40多年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的通史性框架和史料较为系统地连贯地建立起来了，1994年周雪恒主编的《中国档案事业史》是其突出的代表作。1997年王金玉《中国宋代档案管理研究》一书的出版，则预示着中国档案事业史通史建设阶段已将告一段落，而进入按各朝各代、各个时期以及按专题领域更深入的发掘和钻研，以充实和丰富档案事业史内容的新阶段了(96)。王金玉也撰文对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档案事业史研究存在三大方面的缺憾。第一，档案界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档案工作水平的过低估价，严重影响了对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有些错误观点至今还出现在档案事业史课程的教材中。第二，档案事业史研究方向有所偏离，没有明确档案事业史研究的对象，导致研究范围扩大，这将会逐渐丧失档案学的科学性。第三，学术气氛不浓。他指出，在中国档案通史的框架建立起来以后，要深入一步研究，就必须分历史阶段研究，或按专题研究。此外，还要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97)。

1996年以来，我国档案界在中国档案事业史专题研究、断代史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中国档案事业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是出版了3本著作:丁海斌、张克复撰写的《中国科技档案史纲》(98)、杨毅著的《中国档案管理史》(99)、李忠谋等著的《中国城市建设档案事业简史》(100)。《中国科技档案史纲》共12章，涉及科技档案的起源、先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时期的科技档案工作、科技档案管理学和科技档案教育出版工作等，对我国古代科技档案事业及现代科技档案事业发展状况作了相当详尽的分析(101)。《中国档案管理史》则以古代、近代、现代三大时期为基本线索，勾勒了一部系统、全面的中国档案管理发展史(102)。由于相关专业史料的缺乏，《中国城市建设档案事业简史》的内容稍显单薄，对中国古代、近代城建档案事业史的阐述不够深入，但其对我国城建档案事业创建和发展规律的开拓性探索，为我国档案事业史专题研究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103)。此外，杨小红编著的《中国档案史》通过对档案的起源与形成、档案载体及其名称的演变、档案保藏机构的变化、档案管理体制与档案利用制度沿革、科技档案与科技档案事业的产生与发展、档案法制的历史进程、档案教育与档案学的发展轨迹、档案损毁的历史刻痕等8个专题的论述，高度综合地论述了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的方方面面(104)。

由于古代档案文献损毁非常严重，原始史料十分匮乏，只能依靠正史、笔记等相关史料进行考究，加上研究队伍不够壮大，因而突破性成果相对较少。这一时期内，我国档案界对某一朝代或特定时期的档案工作进行梳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在对先秦、宋代的档案工作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周礼》是反映周代乃至整个先秦时期典章制度的经典著作，它为人们研究先秦的档案工作与档案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史料。近年来，通过《周礼》研究中国先秦档案管理制度取得了一定成绩。孙瑞对《周礼》所记载的人才文书管理制度进行了研究(105)。丁海斌等人对《周礼》所记载的档案收集制度、保管制度、利用制度、副本制度进行了论述，他同时指出，在提及《周礼》所记载的档案制度时，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最好表述为“《周礼》记载的档案制度”，不要直接说成“西周的档案制度”(106)。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赵彦昌等人对西周档案管理工作与西周档案管理制度进行了梳理。赵彦昌首先发文对西周的档案文献种类、西周管理档案文献的官员及其职掌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初步描绘了西周档案管理工作的状况(107)。同时，赵彦昌等人认为，西周已经建立了档案收集制度、档案分类制度、副本制度、档案呈报与检查制度、金匮制度等一系列的档案管理制度(108)。西周档案管理制度研究系列论文的发表，是继王金玉《宋代档案管理研究》之后我国档案事业断代史研究的又一项重要突破。(www.guayunfan.com)

朱建贞探讨了唐太宗时期的档案工作制度。唐太宗设馆修史、重视谱牒，利用档案教戒太子，而且创建、完善了一系列文书档案工作制度，主要包括公文撰拟制度、公文避讳制度、公文承办制度、公文抄转制度、公文签押与判署制度、贴黄制度、“四禁”制度、文书的邮递制度等。这些档案管理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且用律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对唐以后的封建王朝的档案工作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109)。

在中国档案事业断代史方面，王金玉具有开创性贡献。他和他的学生们在搜集史料中发现，宋代周湛创立的“千文架阁法”被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误刻为“千丈架阁法”，从而造成了800年的困惑(110)(111)，在此基础上，他对宋代文书架阁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相继弄清了具有国家档案馆性质的金耀门文书库的建立及其制度，皇帝档案馆龙图阁等的馆藏情况，宋代架阁官的姓名、出身及其选任资格等问题(112)(113)(114)(115)(116)，最后形成了《宋代档案管理研究》这本著作。通过对宋代档案工作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王金玉认为，宋代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水平已经具备较高的水平，表现在:档案管理机构已系统地、多层次地建立起来，并有良好的制度保证其正常运行；档案工作专职官员已经设立并成为定制；档案工作法规已相当完善；档案管理中的具体方法已相当科学，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档案的利用在社会的治理和国家机器的运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出，宋代君臣对档案的意义已有了成熟的、深刻的认识，这是宋代档案工作全面发展的主观原因；浩瀚的政府公文的产生促使统治者不得不考虑档案的管理原则和方法，这是宋代档案工作向前发展的客观基础(117)。

王金玉的研究促进了中国档案事业断代史研究的发展。部分学者在王金玉研究的基础上，对宋代档案工作开展了进一步的梳理。朱建贞认为，宋代的档案工作具有承上启下、创制立范的特点，其历史成绩突出地体现在五个方面:成熟的档案工作思想；完备的档案工作机制与设施；实用的档案分类编目方法；严格的档案工作管理制度；全方位的档案利用工作(118)。张会超认为，宋代君臣丰富而深刻的档案学思想、特色的档案管理方法、开创性的架阁库制度、系统的档案法规，说明宋代的档案工作已发展得很充分了，是我国古代档案工作发展的里程碑。他同时指出，宋代的档案工作更有与今天某些档案学理论相同或相似的档案学思想(如来源原则、全宗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档一体化等)，是我国古代档案工作的一大特点(119)。陈一芬认为，中国档案工作到宋代有了质的飞跃，兴建了许多的档案收藏机构，人们的档案意识普遍增强，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档案管理理论，档案资料得到了广泛的利用，而随着档案管理制度的建立，宋代档案工作出现了职业化的倾向(120)。

元代以来我国档案事业断代史研究也有一定的进展。张金铣发文指出，南宋灭亡后，元朝沿用宋朝的档案管理制度，专门设立架阁库来贮藏和保管档案，内自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六部，外到行省、行御史台、宣慰司、路、府、州、县都设有架阁库，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档案收集、审核、整理制度，档案的利用率较高(121)。由于史料相对丰富，档案界对明清以来的档案工作与档案管理制度研究成果也较多。朱建贞认为，朱元璋重视对元朝档案的收集和本朝档案的积累，高度重视各级文书档案工作及其机构的建设，制订和完善了文书档案工作，注意发挥档案在建设国家“纪纲”中的作用，对明代档案工作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22)。樊如霞也就朱元璋与明代档案工作问题提出了相似的观点(123)。满人入关前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它既是一个从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快速演变的典型，又与满人入关后有清一代的延续相关联。王爱华等人以满人入关前各种社会管理活动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为基本逻辑线索，阐述了以满族为主体的满人入关前统治者档案意识的产生与发展，以及清前档案工作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迅速而独特的发展过程(124)。现代的文档一体化管理制度有其历史渊源，裴燕生认为清代军机处“随手簿”与军机处的文书办理随手登记制度、军机章京值宿抄档制度、档案副本制度和定期修缮制度密切相关，是现代文书档案一体化管理的体现(125)。蔡莹从清代档案机构设置、清代档案管理制度以及清代档案利用等几个方面对清代档案工作制度进行了阐述(126)。张会超对太平天国时期的档案工作进行了研究(127)。

近年来，档案界积极开展了中国现当代档案事业史的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为档案工作的顺利进行及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的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发展史成为中国现代档案事业史研究的重点。刘芳莲指出，毛泽东曾经直接管理文件、档案，他十分重视档案的收集与安全保管，进行文书规范工作，利用档案进行编辑研究，对我国近现代档案工作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28)。毛峥嵘撰文论述了毛泽东在其思想的萌芽、形成、成熟及发展的各个阶段对中国档案事业所作的贡献(129)。李顺义撰文回顾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以及领导、创建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历史(130)。1999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档案界对中国现、当代档案事业史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研究。《中国档案》以“走向辉煌”为主题，从1999年第1～11期连续刊发专题论文，内容包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体系的建立、档案事业基础的夯实、记录与服务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的科技档案工作、国家规模档案馆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档案利用服务工作的拓展与深化、档案管理现代化的坚强基石、档案教育事业的形成与发展、档案宣传工作的发展与深化、回首中国档案工作对外交往50年、档案学理论的发展与繁荣、明天档案事业会怎样，对1949年以来我国档案事业整体发展历程及国家档案事业体系的过程进行了系统的阐述(131)。刘国能、王明哲也先后撰文对新中国档案事业50年的历程、经验进行了回顾、总结(132)(133)(134)。这些研究成果，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档案事业史研究的深化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