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理论与实务研究

编辑理论与实务研究

开放以来我国编辑理论和实务研究取得了可喜的发展，编辑学作为一门有古老渊源的新兴学科，在近20多年来的发展中，已成为成长迅速的新兴学科的佼佼者⁽¹⁾。2007年编辑学研究又有新的突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体现在编辑理论、编辑实务、编辑道德与责任、新媒介与新挑战、编辑教育及海外编辑现况等的研究成果上。

一、编辑理论

1．关于普通编辑学建设

构建普通编辑学是目前我国编辑学界的强烈意识，也是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标志。邵益文认为，目前建立普通编辑学的条件已经相当成熟，学界对一些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或者说有了某种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因此他呼吁学界要顺应客观形势的发展，积极推进普通编辑学的建立，要坚持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原则，大家齐心协力，为普通编辑学建设贡献才智⁽²⁾。

为了推动普通编辑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活跃学术气氛，《中国编辑》杂志社举行了题为《构建普通编辑学:任重而道远》笔谈，邀请邵益文、阙道隆、王振铎、吴飞等几位专家学者就“建立普通编辑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普通编辑学的含义”、“普通编辑学与分支编辑学的关系”、“普通编辑学的应用价值”、“普通编辑学的前景”、“普通编辑学可以有多种理论模式”、“编辑活动的规律”、“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建立普通编辑学面临的困难”等话题发表各自的认识，以期引起更多的学者关心、参与到普通编辑学建设的讨论中来⁽³⁾。

关于普通编辑学的建设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李景和分析了2005—2006年关于构建什么样的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一次重要论辩，认为那次论辩的主要分歧都可以回归到“编辑学的研究对象”这一普通编辑学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上。文章指出，“编辑活动说”从社会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全过程来确定编辑活动的所在位置，以编辑活动作为构建编辑学理论框架的核心概念，其主要问题是“编辑活动”这个概念比较抽象，其内涵需要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而“信息三化说”把“信息、知识有序化、媒体化与社会化”作为编辑的研究对象，也作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其根本问题是把编辑的研究对象等同于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在思维方法上存在误区。在整合各家合理思想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关于构建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构想:普通编辑学就应以“编辑”为研究对象，编辑学就是研究“编辑”的科学，而作为编辑学研究对象核心的编辑行为，本质上是为社会媒体传播提供信息样本，基本特征是收集、选择信息材料与整理、加工信息样本，关键词是收集、整理。作者把编辑行为分为“编辑行为结构系统”和“编辑行为运行系统”，所谓编辑行为结构系统，是指编辑行为两端连接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而构成的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构系统；所谓编辑行为运行系统，是指以编辑行为结构系统与社会环境、传播媒体以及编辑效果等要素构成的运行系统⁽⁴⁾。

2．编辑与编辑活动探讨

邵益文对近几年编辑学研究中的主要论争做了细密的梳理和分析，他把各种争论归纳为“关于编辑学理论框架的论争”、“关于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论争”两类。在“关于编辑学理论框架的论争”，主要围绕两种普通编辑学理论框架（一种是适于各种媒介编辑活动的编辑理论框架；另一种是以编辑劳动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展开，其中涉及编辑学的研究对象、“编辑”概念的界定、编辑学的学科性质、编辑学的研究范围等问题。“关于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论争”主要涉及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以及编辑主体、编辑与受众、编辑与社会、编辑与文化等问题，有10种不同的观点。作者对争论中的各种观点作了评析，指出只有把这些影响编辑主客体之间的关键问题解决了，编辑主体和客体之间带有根本性的矛盾统一了，才是生动具体而且有实际意义的。由此作者进一步提出:把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看作是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对社会责任、读者认知、内容质量和审美追求等的对立统一规律，也许可以更贴近编辑和编辑工作的实际⁽⁵⁾。

邵益文还撰文探讨了编辑创新与学科建设问题，认为编辑活动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活动。出版的内容创新说到底就是编辑创新，因为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创新当然也是出版创新的中心环节。如果编辑在内容上不能创新，其他环节即使有创新，效果也会大受影响。编辑活动的特点主要可归结为“创意”、“优选”、“优化”和“组合”，并从这四个特点阐释了创新本质。作者认为编辑学学科建设有两方面的工作要抓紧做，一是要明确学科定位，理顺学科体系，二是要加强学术研究。要结合教材的编写、修订，就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有计划地开展讨论⁽⁶⁾。

提到创新，徐柏容的《编辑创新:重视主体要素与遵循编辑规律》亦焦点式讨论编辑创新问题。该文指出，创新是编辑们当下必须注意的一环。至于如何培训编辑创新的意识及能力，可从主体要素、体制要素和环境要素三方面着手。主体要素是编辑个人的素质，体制要素是机构本身的风度及运作方面，环境要素则是当下的客观环境，三者必须配合，编辑才可以发展出良好的创新精神，并发挥出来，其中以主体要素最为重要⁽⁷⁾。

强志军认为编辑的辩证逻辑是由编辑活动自身具有的辩证性和发展进程规律决定，是编辑学研究的客观要求。编辑辩证逻辑一是指编辑活动本身的辩证运动，二是指建立和完善编辑学理论体系的辩证法，即编辑的辩证逻辑思维。编辑活动充满各种矛盾或冲突，编辑系统的辩证运动和发展构成了编辑活动的全部历史，因此需要对编辑现象、矛盾及其系统的运动进行辩证综合研究。文章提出，编辑辩证逻辑应当遵循四个原则，即“矛盾原则”、“变动原则”、“相关原则”和“综合原则”，并对编辑矛盾——编辑与作者的矛盾、编辑与读者的矛盾、编辑与环境的矛盾——进行了辩证分析。文章认为，编辑活动和编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充满着事物的辩证特征，因此从客观上需要应用辩证逻辑的方法加以研究，编辑辩证逻辑的应用，为人们深入探索编辑规律提供了逻辑工具，这将有助于推动编辑学研究的纵深发展⁽⁸⁾。

王军在分析了关于编辑活动本质的“精神生产编辑论”、“传播编辑论”、“文化缔构编辑论”后，提出了编辑活动是媒介创构活动的观点，认为创构就是编辑的本质，编辑活动则是精神产物和物质生产的统一的过程，其结果必然是呈现为物质的东西，才能存在于世⁽⁹⁾。

李维运用叙事理论解析编辑经历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编辑叙事就是讲述编辑日常工作生活经历的故事，是在一种理性的参与之中对编辑生活作出意义与价值的梳理与提炼，在此基础上形成基于编辑自身生活的充满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的编辑理念、编辑行为与编辑特色，有着不平凡的意义与价值。文章就“传记性编辑叙事”的历史意义、“反思性编辑叙事”的专业价值、“研究性编辑叙事”的理性力量进行了分析阐释⁽¹⁰⁾。

有学者认为，编辑意识是一种职业观念的体现和职业行为的规范，从事编辑活动者对编辑工作“社会角色规范”的认同和选择，就是编辑意识的集中表现。在数字媒介化的社会里，虚拟的世界代替了真实的世界，对虚拟表象的描述代替了大多数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虚拟”导致的深刻变革，迫使编辑重视并着手研究虚拟这一新的方式以及由于虚拟的产生带给编辑学的重大课题，自觉建立新的现代编辑意识。文章就构建“编辑作为媒介的编辑意识”、“掌握现代编辑技巧的编辑意识”、“规范化的编辑意识”、“信息‘过滤’的编辑意识”提出了自己的认识⁽¹¹⁾。

有学者认为当前学风腐败在编辑工作中也有所反映，编辑出版工作者应该首先承担责任，面对日益泛滥的学术腐败，编辑工作者应该勇敢地树起编辑批评的大旗，努力抑制、消除学术腐败。编辑批评学是编辑所持文章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编辑批评学的理论对于编辑学科的建立、防止学术腐败、促进文化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文章提出了编辑在加强学风建设以及编辑工作中的基本原则⁽¹²⁾。

有关编辑的历史性论述，则见贺圣遂《关于编辑职能演变的思考》。该文从历史视野分析编辑职能演变，但同时提出前瞻性看法，包括编辑人员必须从近代以前的收集及诠释，以及近代的整合与开拓，转至改革开放以后的创意及造新。纵使我们已进入创意及造新的编辑职能，但深度亦待改善，我们必须关注的方向性焦点⁽¹³⁾。

3．编辑活动与文化缔构

编辑的文化缔构问题也是近几年比较热门的论题，上面的提到的文章中，有的也涉及了编辑的文化缔构问题，下面是一些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

孙宸的《再论编辑学的基本原理是文化变现——兼答复邵益文先生、何晓林先生》一文认为，文化变现规律属于文化活动范畴，在出版活动产生之前已开始指导编辑活动；出版活动具有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其文化属性源于其内含的编辑活动，其呈现的文化变现特性源于其文化属性，所以文化变现规律是编辑学原理，而不是出版学规律。编辑行为虽然不是文化变现的唯一途径，但在社会文化变现活动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其他途径均属于个别现象，不足以影响编辑行为的文化变现本质和在文化变现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文化变现原理与编辑道德、编辑理想并不矛盾，基于编辑道德、编辑理想及社会背景的影响，文化变现原理作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只能决定编辑活动的发展方向，指导编辑活动的过程，并不能完全控制编辑活动的结果⁽¹⁴⁾。

有人认为，社会文化的传承通过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的方式进行，传播和积累离不开编辑的参与，因为编辑的本质属性“集”正好满足了文化“积”这一基本特性的需要，编辑的参与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保证了文化积累的连续性，编辑过程也是文化积累的过程⁽¹⁵⁾。

也有文章认为，编辑活动与文化有着内在联系。首先，编辑活动是文化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对编辑活动有更加直接的影响，同时编辑活动对文化有巨大的反作用，是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积累不可缺少的环节。编辑活动应在文化理想的引领下，在实践中不断追求自我超越，寻求在更高、更普遍意义上实现文化的价值，丰富文化的内涵，而在编辑的文化缔构问题上，要避免夸大编辑活动的地位、功能和文化泛化的倾向⁽¹⁶⁾。

二、编辑实务

有关实务的研究，大致可分为编辑审稿、编辑质素、编辑制度、选题策划、版面设计，以及现况等。

1．管理与制度

郝振省在《转制与编辑》一文提出，我们注意编辑活动的同时，必须注意整个出版机制如何转型以配合新情况，否则编辑活动最后仍受制于落后机制，编辑的活力及创新根本没有发挥的机会。郝振省提出，目前出版机制仍以事业性为主，其体制不符现代的市场情况，必须转制为现代企业制度，同时编辑亦须转型。文章指出目前的编辑大致可分为策划编辑及文字编辑，两者的功能应进一步深化，但同时最终需要加强编辑的自主性，以配合市场一日千里的变化，但如何加强编辑自主的前提是企业转制⁽¹⁷⁾。

有关编辑及出版机制问题，另见陈柏健的《采编绩效管理的实践与思考》一文，陈柏健建议通过采编制度及绩效考核制度的改善，深化报章管理制度的改革，以配合新发展⁽¹⁸⁾。

2．编辑审稿

“审稿”是编辑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媒体和出版业的发展，编辑工作和审读流程发生了变化，“审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相应有了新的内容。因此，研究和规范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审稿工作，对指导编辑实践有着积极意义。

王德有的文章提出传统的“审稿”界定需要重新修订。他认为严密的“审稿”界定应该涵盖三个审级、两道程序、六个环节。三个审级，是责任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两道程序是审读、审改；六个环节是责任编辑审读、编辑部主任审读、总编辑审读、责任编辑审改、编辑部主任审改、总编辑审改。缺少任何一个，就有可能产生不良后果，质量不保。而沿用的“审稿”界定是:“审稿是对稿件进行审读、评价，决定取舍，并对需要修改的稿件提出修改要求和建议的活动。”它只包括审稿工作的审读程序，排除了审稿工作的审改程序，只包括了审稿工作的前三个环节，排除了审稿工作的后三个环节。这样的“审稿”界定在编辑实践中不能完全起到质量保障作用。因此作者提出一个新的“审稿”界定:“审稿，是对稿件进行审视、鉴别、选择和润饰、优化，使之达到发表水平的编辑工作；包括审读、审改两道程序。”⁽¹⁹⁾

孙激认为“三审制”应该有所发展。他指出，出版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出版体制改革、集团化和产业化不断发展，这对编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责任编辑初审、编辑部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的三级审稿制度在某些具体规定上已经落后于编辑工作实践，编辑工作在今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字加工，生产的不仅是文化精神产品，也是文化商品，因而，“三审制”不仅应当审核稿件的文化内容，同时也应当审核出版物的商品属性，如定价、预期利润、预期销量等。改变“三审制”的形式，特别是终审的形式，要强化责任编辑的责任。出版物的质量责任最主要的、最直接的应当由责任编辑承担，要加强选题论证工作和对稿件的审读工作，把问题前移，减轻编辑加工的事后审核压力⁽²⁰⁾。

也有文章讨论了编辑初审稿件问题，作者认为，编辑初审稿件在学报质量保证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一个合格的编辑首先必须具有前认识结构和知识储备，能灵活运用编辑学方法，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同时编辑要以创造性的劳动去形成创造性的信息内涵和完美的符号形式有机结合的、具有传播价值的文本；而一个编辑审稿能力的高下，取决于他的高学识水平、职业道德和科学合理的审稿方法⁽²¹⁾。

3．编辑责任与素养

编辑素养与责任一直是编辑学界和业界非常重视的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电子媒体日益发展、出版业被提升到国家软实力高度的今天，编辑素养问题越来越凸现出来了。

编辑必须加强创新以面对及应付新发展，新发展除了是市场转变外，因身处图像化的年代，人们阅读的习惯出现质的变化，但文字作为文化的根本性元素，若任由其“放任”下去，不利于中华文化的整体的发展。但改变目前“冷阅读风气”，作为把关者，编辑如何应对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柳橙在《全国阅读中编辑角色的缺失》中疾呼，目前全国的阅读不景气，若我们要培养公众或下一代的阅读兴趣，首先要从出版最前线的编辑人员开始，编辑本身必须喜欢阅读，多阅读，才能找到当中的趣味，并推介给读者。但柳橙认为当下编辑的阅读水平不高，至少在量上亦未达水平，作为前端的把关者尚且如此，如何诱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呢？因此编辑本身必须多阅读，吸收不同的知识，自我提升才是正确的治本之法⁽²²⁾。

陈燕在《学术期刊编辑的文风选择》中提到三种编辑现象，一是顺手牵羊，二是失语状态，三是题目过大。顺手牵羊是指部分论文或研究盲目嫁接，望文生义，欠缺治学的严谨态度。失语状态则是指论文以综合别人的论点编辑成文，没有个人的观点，或者是个人与别人的论点如何分别，文中表达模糊不清。题目过大则所谓“眼高手低”，野心大，但力不从心。因此，编辑在处理论文时，必须注意，否则整体的学术水平久而久之便会下降⁽²³⁾。

市场主导下的出版业，造成不少不良风气，编辑的质素下降，但更重要的是编辑的道德与责任仍同步下降，这不仅影响出版的质量，而且影响整整一代人的思维及道德判断。吴培华在《编辑职责“后移”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一文中指出，编辑因为市场的转变，以致出现编辑工序前挪和后移的情况。前挪就是指编辑为了提高出版的效率，出版等方面的工作也必须参与，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的发展，但同时亦降低了出版的质量，因为编辑难以能兼及如此多的工作。所谓后移，编辑工作多了，本来后期文字校订及相关的编辑工作，交由其他人员负责，把关的工作本来是编辑的首要工作重点，现在却后移了。这种前挪及后移的情况当然令编辑的质量下降，差错率上升，编辑的工作量多，多得不能承受，但更重要的是整个编辑队伍的责任变化模糊不清，编辑有时为了出版，忘记自己作为编辑应有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吴培华在文中多次提到，编辑必须有强烈的责任和使命感，切勿唯利是图⁽²⁴⁾。

另外，华睿在《编辑对规避隐性采访风险的责任》一文中提到隐性采访的底线。华睿认为某种程度上隐性采访的底线是由编辑来把握的。隐性采访存在很大的风险争议，记者以前线角色采访事件，有时陷于事件中，但编辑往往可以从更高的角度看清事件，但更重要的是真正风险不是采访本身，而是报道，编辑则是报道的最后把关人，故此编辑做到本身的责任是重中之重的⁽²⁵⁾。

4．新媒介与新挑战

有文章指出，当今互联网等电子媒体已成为学术交流的主要渠道，出版业的体制和编辑的作用发生变化，人与数字文化资源的互动方式，以及数字文本采用非集中的、非线性的、联想的认知模式，与传统纸质媒体时代有了很大差别。文章结合西方电子编辑的实践运作和理论研究状况，提出要有重点地开展电子学术编辑的成功个案研究，加快学科建设，构建包括普通编辑学和电子编辑学在内的完整的编辑学理论体系，构建电子学术编辑人才的培养体系⁽²⁶⁾。

另外，蔡雯的《数字化时代新闻编辑的角色转换》亦提到有关所谓多媒体总编辑出现，及其面对新闻媒介新发展的问题。这种转变促使传统报章编辑必须转型至网络化的新时代，新闻编辑亦由新闻编制者转至任务复杂的信息与服务提供者的新角色，其中包括新闻解说及公共论坛主持人的功能⁽²⁷⁾。

王璐在《从把关人向引路人的转化》中也有相关的讨论。王璐提出新媒体兴起，传统媒介把关人的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读者或受众的话语权正在强化，传统编辑的角色已不能发生以往“正常”的功能，其转变亦不可阻挡，编辑必须认清自己在媒介中的功能，作者认为编辑必须向引路人方面前进⁽²⁸⁾。

除了编辑理念方面的讨论，新时代中编辑实务方面的讨论亦见相关文章提及，其中何龙盛《新传播时代的图片应用与编辑理念》则具体地指出，新传播时代中编辑如何以新思维使用图片，是重中之重⁽²⁹⁾。

5．编辑策划

随着市场发展，出版业亦应关注市场问题，为了应付日益变化的市场，编辑已从被转至全面主动旳局面，编辑策划这个名词应运而生，同时也影响到学术刊物。

刘蒙之指出，我国目前学术出版中的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出版者在学术图书策划上的偏位和失位，因此，针对性地提出了学术图书策划的“六个意识”、选题的“五个原则”、策划操作的“六个方法”。“六个意识”是使命意识、学习研究意识、精品意识、结构意识、营销意识、品牌意识；“五个原则”是当下性原则、前沿性原则、专业性原则、品质性原则、盈利性原则；“六个方法”是背景分析方法、学科目录树方法、学术热点方法、学术冷门方法、切近方法、鉴定方法⁽³⁰⁾。

也有文章提出，编辑活动中，编辑自觉地、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手段策划、选择和缔构各类精神文化产品，这种“主动介入”体现了编辑的职业“把关”责任，是编辑活动的本质内容之一。文章还就编辑在学术图书选题策划中主动介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³¹⁾。

当然也有人对编辑策划提出否定性意见，赵建国在《论编辑策划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中指出，编辑策划是指编辑们提出一种书的出版构想，但针对学术刊物而言，若主导权在编辑手上，学者跟着编辑方向作出响应，交出文章，其文章未必是其最出色或最佳的作品，而且他们往往考虑市场多于学术或专业领域，未能顾及研究规律⁽³²⁾。

6．版面结构

除了宏观性编辑问题外，过去一年亦有不少研究及论文仍关注具体性的编辑实务工作，作为编辑，首要项目当然是标题的处理。陈翔《简评标题制作的四种本位》一文则探讨目前编辑在制作标题时，所采取四种不同的本位，分别是编辑本位、新闻本位、媒体本位和受众本位。编辑本位是编辑个人的主观判断为主，容易陷于假大空的报道，新闻本位则是事实为主，媒体本位则是以机构的风格为主，至于受众本位，在当今市场化日趋普及的情况下，不少编辑在制作标题时往往以受众为主，该文作者认为其发展有一定的逻辑性，但编辑们不能只顾取悦读者，忘记编辑本身的责任⁽³³⁾。

除了标题外，版面编辑工作亦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赵爽英在《当代美国报纸版创新关键要素》一文中指出，美国20世纪80年代，报业面对电子媒介的竞争，不论报业读者还是广告，均分流到电子媒介，因此《今日美国》应运而生，表面看，《今日美国》在版面方面以色彩为主，一改以往黑黑灰灰的面版，同时以图表及短文争取读者，但当中最重要的转变不是形而下的转变，更关键的是编辑哲学的革命。图表及短文只是针对电子媒介的优势，编辑更全面注意读者的需要，不再是以编辑大人自居。如何包装新闻便是编辑哲学中最重要的变化⁽³⁴⁾。《今日美国》的成功，及其如何在危机中看到新出路，对我们如何面对当今新媒介生态，或多或少有一些启示。

有关版面问题，涂珂的《模块化，版面编辑的课题》一文指出，所谓模块化是版面呈矩形，每则新闻独立于一个矩形内，其目的是希望读者易于阅读，在新时代，其转变是正确的，但模块化是静态的，编辑应用时必须以灵活方法处理，模块化是形，我们必须以灵活方法面对新转变才是当中的关键⁽³⁵⁾。

另外，何琦隽的《读图时代报纸版面设计四化》，亦对报章版提出不少建议，如可视化、人性化、风格化和品位化等⁽³⁶⁾。

撰稿人:林援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陈月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注释】

(1)参见邵益文:《建立普通编辑学是历史的必然》，《编辑学刊》2007年第4期。

(2)同上。

(3)参见:《构建普通编辑学:任重而道远》，《中国编辑》2007年第5期。

(4)参见李景和:《构建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关于普通编辑学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中国编辑》2007年第4期。

(5)参见邵益文:《近几年编辑学研究中的主要论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6)参见邵益文:《编辑创新与编辑学的学科建设》，《中国编辑》2007年第2期。

(7)参见徐柏容:《编辑创新:重视主体要素与遵循编辑规律》，《出版工作》2007年10月。

(8)参见强志军:《辩证逻辑方法与编辑矛盾的辩证分析》，《编辑学刊》2007年第2期。

(9)参见王军:《编辑的本质是媒介创构》，《出版工作》2007年3月。

(10)参见李维:《编辑叙事的意义与价值》，《编辑学刊》2007年第6期。

(11)参见王敏:《现代编辑理念下编辑意识的建立》，《理论界》2007年第5期。

(12)参见冯蓉、司国安:《论编辑批评学理论在学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3)参见贺圣遂:《关于编辑职能演变的思考》，《出版工作》2007年6月。

(14)参见孙宸:《再论编辑学的基本原理是文化变现——兼答复邵益文先生、何晓林先生》，《出版科学》2007年第4期。

(15)参见王国红:《论编辑与社会文化的积累》，《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6)参见曹淑慧:《浅谈对文化缔构原理的理解》，《安徽文学》2007年4月下半月。

(17)参见郝振省:《转制与编辑》，《出版工作》2007年5月。

(18)参见陈柏健:《采编绩效管理的实践与思考》，《新闻与传播》2007年第1期。

(19)参见王德有:《沿用的“审稿”界定应该修订》，《科技与出版》2007年第7期。

(20)参见孙激:《“三审制”应有所发展》，《科技与出版》2007年第12期。

(21)参见刘艳:《论编辑初审稿件》，《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2)参见柳橙:《全国阅读中编辑角色的缺失》，《出版工作》2007年11月。

(23)参见陈燕:《学术期刊编辑的文风选择》，《出版工作》2007年1月。

(24)参见吴培华:《编辑职责“后移”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出版工作》2007年3月。

(25)参见华睿:《编辑对规避隐性采访风险的责任》，《中国记者》2007年第6期。

(26)参见林穗芳:《加强电子编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大力培养电子学术编辑人才》，《中国编辑》2007年第2期。

(27)参见蔡雯:《数字化时代新闻编辑的角色转换》，《新闻与传播》2007年8月。

(28)参见王璐:《从把关人向引路人的转化》，《中国记者》2007年第3期。

(29)参见何龙盛:《新传播时代的图片应用与编辑理念》，《中国记者》2007年第7期。

(30)参见刘蒙之:《论学术图书选题策划的意识、原则与方法》，《编辑之友》2007年第6期。

(31)参见王镨、吕洪霞:《浅议学术图书选题策划中的编辑主动介入》，《出版科学》2007年第6期。

(32)参见赵建国:《论编辑策划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出版工作》2007年4月。

(33)参见陈翔:《简评标题制作的四种本位》，《新闻记者》2007年第9期。

(34)参见赵爽英:《当代美国报纸版创新关键要素》，《新闻传播》2007年5月。

(35)参见涂珂:《模块化，版面编辑的课题》，《传媒观察》2007年6月。

(36)参见何琦隽:《读图时代报纸版面设计四化》，《传媒观察》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