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之争的历史及当代演变

二、“两种文化”之争的历史及当代演变

尽管对“两种文化”观点的批评不绝于耳，但人们不得不承认，科技与人文的分裂、隔膜与制衡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有关“两种文化”之争由来已久^[10]。

文艺复兴时期，被称为“早期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出于尊重人性和提倡道德的愿望，就曾公开批评科学，特别是医学。当时的意大利存在着两种不同文化走向的分野，即帕多瓦的医生和科学家为一阵营，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求知传统，强调精密科学、逻辑推理的重要性；而佛罗伦萨的诗人和艺术家则为另一阵营，继承了柏拉图求善传统，高扬人性第一，提倡道德。

在启蒙时代的英国和法国也鲜明地表现出对待科学的两种相反的态度。培根在《新大西岛》一书中描绘了一个“科学文化岛”，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表达了科学有益于增进人类幸福的观点。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其成名之作《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论文中，对科学的社会作用持抨击和否定的态度，认为科学和文明的进步，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给社会带来了罪恶和祸害。而伏尔泰则继承培根有关科学有益于增进人类幸福的观点，把科学看作人类支配自然的手段，对科学和文明持功利主义的态度。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文主义者马修·阿诺德1869年在其著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把物质文明和文化做了对比，揭示了“我们所尊重的机械与物质文明”和“使得人性成为特殊的尊严、财富和幸福的思想与感情的文化”之间的冲突。1882年为了回应T·H·赫胥黎（Thoma Henry Huxley）“文学家不可避免的被科学家取代”以及主张取消文科教育的观点，阿诺德在剑桥大学作了一篇题为《文学与科学》的演讲，他说只要人类的天性不变，文化就将继续为人类的道德提供指点。

历史进入工业时代，科学（知识）与文化（价值）的对立日益突出。19世纪末最接近于对“两种文化”的分野进行表述的，是弗莱堡历史学派的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他提出了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基本对立。按照他的观点，自然是那些自生自长的东西的综合，文化则或是人们按照预定的目的生产出来，或是虽然业已存在、但由于其固有的价值而受到人们特意保护的那些事物。他强调“价值”是区分自然与文化的标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都不能被视为财富，从而不需要从价值的观点去进行考察；相反，一切文化的产物都必然具有价值，都可以视为财富，因此必须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类似地，他把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对立起来：前者不以价值判断附加于所考察的对象，其兴趣在于发现事物的普遍规律，如天文学、物理学；后者旨在研究与普遍的文化价值相关联的对象，并关注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如严格的历史学，其他学科则界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科学之间。

近代科学革命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成就，使一部分科学家对科学必然导致社会进步产生了一种近乎狂热的幻想。法国学者孔多塞（Condorcet）试图以数学方法处理社会历史问题，从而使社会科学摆脱人类感情的蒙蔽而迈入纯理性的王国。他在《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一书中，对人类理性的发展必将带来社会进步寄予了无限的希望。皮尔逊（Karl Pearson）在《科学的规范》一书中，充分表达了19世纪科学家对哲学家的优越感，他嘲讽黑格尔和叔本华甚至在不具备基本物理知识的情况下“说明”宇宙。

中国由于传统思想的稳固和近代科学的缺席，“两种文化”的问题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得以彰显，并导致一场思想大辩论，即1923年爆发的“科玄论战”。“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高水准的思想交锋，对于巩固新文化运动的胜利果实和构建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具有重大意义，可惜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救亡运动的转向，后一目标未能实现。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人生观》的讲演，他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宋明理学糅合在一起，认为人生观的特点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所以“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梁启超认为，情感是生活的原动力，是绝对超科学的；“爱”和“美”是神圣不受（自然规律）约束的。“玄学派”否认因果联系，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人生的冲动决定的，是少数历史人物“自由意志”的产物，无因果可寻。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其主张，认为“凡是心理的内容，真的概念推论，无一不是科学的材料”。人生观要受逻辑学的公理、定义、方法的支配。但丁文江等人从实证主义出发，又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必然性。胡适、唐钺、王星拱、范寿康、吴稚晖等十多人也发表文章参加论战。“科玄论战”的焦点其实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分歧，背后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立场。由于双方教育背景不同而又坚守师训，不懂也不屑于弄懂对方，这样“科玄论战”也就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翻版。

与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发生“科玄论战”成镜像，在20世纪末的欧美爆发了一场名为“科学战争”（Science War）的大辩论。“科学战争”的起因是出版于1994年的一部名为《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的论著，作者是美国两位大学科学教授勒维特（Norman Levitt）和格罗斯（Paul R.Gross）。按照他们的说法，《高级迷信》的主要目的，是向公众揭露在大学中滋生的对自然科学的敌意，批评的对象包括被称为“学术左派”的形形色色人文知识分子，锋芒特别指向与1960年代反战运动和学生造反有关的一些思想和实践者，如激进环保主义、女权主义、非洲中心论、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以及社会建构论等等。这些力量多少具有这样的特征，就是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对现代性的抵制结合起来，将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及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这本书获得了其支持者（其中有很多科学家）的一致喝彩，认为它勇敢地揭露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皇帝的新装”。纽约大学的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受到《高级迷信》一书的激励，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是5位主编都没有发现这些错误，也没有能识别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经主编们一致通过后文章被发表，引起了知识界的一片哗然。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在这场以“科学”冠名的“战争”中，斯诺问题再度被频繁提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就指出，这起事件表明，“从科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误解的鸿沟来看，至少像斯诺若干年前所担忧的那样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