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人民生活中的媒介事件与媒介角色

保安族人民生活中的媒介事件与媒介角色

赵爱莲

现代化的进程使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了过去无法比拟的现代传媒。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文化传播的广播网，覆盖了大多数的城镇和山村；电话网络沟通了内地与边疆的信息；电视传媒把乡村和城市连成了一体，观看电视已成为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每天不可缺少的活动。这些现代传媒的介入打破了千百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封闭、几乎与现代传媒技术绝缘的状态，它们已渗透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日常生活并在其中扮演着多种重要角色。

对于媒介的角色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但这些论述多从大处着眼，注重传媒在整个社会中的普遍功能。本文则从“媒介事件”这一角度出发，深入到保安族聚居地保安三庄（大墩、梅坡、甘河滩），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了保安族2003年的主要媒介事件，通过对这些媒介事件的考察来分析媒介的角色。

一、关于媒介事件

丹尼尔·戴杨和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一书中认为，媒介事件是指“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1]。媒介事件被认为是“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它是处于特定时空内的传播媒介所“实况”表现的事件。但是，通过考察发现，作为大众的媒介事件并不一定会成为这个村落的媒介事件，只有与村民们密切相关并引起村民们广泛关注的“媒介事件”才能成为这个村落的“媒介事件”。例如，世界杯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媒介事件，但因为与保安族人民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很少有村民去关注，难以形成这个村落的媒介事件。所以，在这里我把保安族村落中的媒介事件定义为“通过媒介重复表现并被村民们广泛关注的事件”。按照这个定义，我考察了2003年保安族聚居区的媒介事件以及媒介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媒介角色。

二、保安族概况

保安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一个少数民族。据2002年统计，全国保安族共有1．6万人，主要居住在中国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少数散居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青海省循化县。其族称来源于原居住地保安城。据史料记载，保安族原居住在青海省同仁县隆务河边的保安城、下庄、尕撒日一带，清同治元年因为受封建农奴主的欺压，被迫迁徙到现在保安族唯一的聚居地——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乡三个毗邻的村庄，当地习惯上称其为“保安三庄”（大墩、梅坡、甘河滩）。关于保安族的族源，1984年《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一书编写组通过大量实地调查研究，提出了保安族的族源：由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与蒙、藏、回、土民族长期交往，自然融合而成。保安族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文字，保安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一支，其词汇有41．5％与蒙古语相同。现代保安语中还混杂着大量的汉语、蒙古语及阿拉伯语的借词。与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一样，保安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由于伊斯兰教的教义几乎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保安族的民族风俗也与东乡族、回族、撒拉族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三、保安族人民生活中的媒介事件

2003年保安族村落的媒介事件之一是收看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因为与伊拉克的人民同是穆斯林，按照村民的观念，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是一家人，所以，村民们对伊拉克战争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而要了解发生在遥远的伊拉克的情况，唯一的途径就是媒介，特别是在该村落较为普及的电视。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前，村民们就通过新闻节目来了解伊拉克的局势。战争爆发以后，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村里无法接收中央电视台其他频道的节目）对战争进行了每天三段的直播报道，而收看这三段的直播节目成为村民们的大事，几乎所有的村民，无论是否拥有电视，都收看过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节目。伊拉克战争成了村里妇孺皆知的事件。对于这次媒介事件，村民们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旁观者，通过电视这个媒介，他们也在感受战争带来的苦难。村里流传着与看电视有关的一个有趣事件是关于一位老人的，说这位老人看到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电视画面时，曾用拳头狠狠地砸电视并说了句“太霸道了”之后便晕倒了。我在村里见到了这位老人，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说，他为看电视住了一次院。媒介事件不同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但通过电视这个媒介，村民们成了伊拉克战争这个重大事件的见证人，经历了不在现场的“现场体验”。

2003年，保安族的另一个媒介事件是关于“非典型肺炎”的节目。虽然广东于2002年11月就发现了第一例“非典”病例，但因为传媒对疫情的“集体失语”，在2003年的4月之前，保安三庄的村民们几乎不知道“非典”是什么。即使媒体开始报道时，村民们也普遍感觉“‘非典’离自己很远”。然而，4月20日之后，因为媒体对“非典”的大量报道，村民们从电视上知道了“非典”疫情的严重，媒介拉近了村民们和“非典”的距离，但许多人不知道导致非典型肺炎的原因，许多流言也由此而生。有人竟说“风把伊拉克战争中武器的残留物吹到了中国，使中国人感染了‘非典’”。这时，各种各样所谓“防‘非典’”的药方也通过人际传播的渠道传到了村里，乡里药铺的“防‘非典’”中药也被抢购一空。因为保安三庄有许多人在外地打工，因而关注某些地区的“非典”疫情也成为村民们的大事，没有电视的人家常常去有电视的邻居家看电视以了解“非典”疫情。“非典”成为这个村落继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又一起媒介事件。

可以看出，伊拉克战争和“非典”事件都具有一切媒介事件的特色：参与性强，凌驾其他媒介议程，牵动公众情绪，有故事性和发展性，令观众追逐最新的状况。因为它们与保安族人民有很强的相关性，于是，就演变成了保安族的媒介事件。

2003年保安族的另一起媒介事件是春节联欢晚会。春节并不是保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保安族人民也不把春节作为他们自己的节日而庆祝。但是，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是村民们必看的一个节目，春节已经演变为保安族村落中的媒介节日。每到除夕之夜，保安族村落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孩子们穿上为保安族的传统节日“开斋节”（尔德节）准备的新衣服，端着小凳子坐在电视机前面，而大人早已把屋子收拾干净，火炕上放着摆着茶水、糖果和瓜子的小方桌，村民们盘腿坐在炕上，等待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开始。除夕之夜，有电视的人家都会邀请没有电视的邻居看电视，也会准备好一些食物来招待看电视的邻居。所以，电视在这儿与其他传统的礼物类似，已经成为村民们联络感情的一种媒介，而春节也演变为这个村落的媒介节日。至于大家为什么喜欢看春节联欢晚会，并把看春节联欢晚会作为一种仪式性的和集体性的活动，许多村民也说不上其中的缘由，有的说是受汉民的影响，有的则说春节联欢晚会这个节目好看、热闹。

四、媒介事件所体现的媒介角色

通过对保安族的媒介事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媒介不仅是信息的通道，为村民们提供了不在场的“现场体验”，也在一个时间段里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具有多种角色。

首先，媒介事件干扰了村民们正常的生活节奏和关注的焦点，媒介成为村民生活的干预者。由于媒介事件的介入，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人们的生活节奏被重新组织。例如，当到了电视直播伊拉克战争的时间，在附近田间劳动的村民常常会放下手头的活去看电视。到电视上发布“非典”疫情的时间，村民们也会放下手头的活准时打开电视。同时，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发生了变化，媒介事件所表现的主题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点，也成为人际传播的主题。平常，人们关注的焦点一般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些事件，如谁家的儿子在外打工赚了钱，谁家的姑娘找了一个好对象等等。但在媒介事件期间，人们的关注焦点则转向了媒介所表现的事件上，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人们在田间地头等各种场所交流着战争的进展情况；在“非典”期间，人们传播着疫情情况；在除夕之夜，人们放弃了平日正常的活动，在电视机前度过自己的媒介节日。

其次，媒介事件改变了保安族人民的电视收视模式，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收视模式向集体收视模式转变。虽然保安三庄的电视普及率仅为60％左右，许多人家还没有电视，但是，平常没有电视的家庭成员也很少去邻居家看电视，他们认为“经常去别人家看电视，麻烦别人，不好意思”，所以电视的收看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媒介事件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使以家庭为单位的收看模式向以集体为单位的收看模式转化。许多个家庭集中在一起收看电视，媒介事件使“主人”和“客人”都认可了集体收看的合理性，并把家庭转化为一个“大众空间”。正如丹尼尔·戴杨和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一书中所言：“当朋友和邻居一起来收看一个媒介事件时，与电视机以及其他观众的联系与互动把家庭转化成一个‘大众空间’。”^[2]在这个空间里，存在着人与媒介事件的交往，更重要的是，家庭与家庭之间通过媒介事件被组织起来。无论什么原因，电视在这里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它的功能也不仅仅在于它所传递的内容。有时，它是招待客人的一杯茶，有时，它是邻居送来的一张油饼，现代媒介与传统媒介一样成为人们的交往工具，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组织着自身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

此外，媒介事件也改变了乡村的信息传播权力结构。大众媒介在这个村落出现以前，类似“非典”这样的大事件，主要的信息来源是政府单位一级一级的传达，即由省政府传达到县政府，由县政府传达到乡政府，再由乡政府传达到村委会，最后才由村委会传达到村民。在这种直线型的一级一级传达的过程中，村民是最后的知情者，一级一级的政府机构形成了类似于链条的环环相扣的信息传播权力结构，村民居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后一环。在这种信息传播结构中，任何一环的断裂，都会影响村民们的知情权。例如，在保安族调查期间，保安族村落中随处可见一句宣传口号——“贯彻三个代表，实施双培双带工程”。听村里人说，这是最近才写上去的。关于“三个代表”，村里人几乎都听过，但能说上内容的不多，而“双培双带”具体内容是什么，更没有人知道。我就这个问题问过村干部，他们说，这是最近乡政府宣传的，他们没有见到宣传材料，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由此可见，一级一级向下传递的传统信息传播权力结构因为村干部没有得到乡政府关于“双培双带”的宣传文件就这样失效了。然而，大众媒介的介入改变了乡村的这种链条状的信息传播权力结构，村民们可以脱离对这种信息传递结构的依赖，通过媒介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虽然在2003年“非典”期间村干部曾三次挨家挨户宣传防“非典”知识，但媒介使村民们对相关信息的知晓不再仅仅依赖于政府的传达，它为村民们提供了更为快捷的知晓方式，村民们可以脱离传统的传播权力结构而通过大众媒介更为快捷地获得信息。

五、结语

在保安族人民的生活中，媒介的作用体现在各个方面。本文对保安族村落这一特定环境下的媒介事件作了描述，概括出了2003年保安族的媒介事件中所体现出的媒介角色。可以看出，在这里，媒介事件有其具体的表现环境，只有那些与保安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并能引起他们广泛关注的媒介事件才能成为他们自己的媒介事件。同样，媒介角色的体现也离不开媒介所处的具体的环境，因此要研究媒介的角色，必须深入到媒介所处的具体环境中。

【注释】

[1]丹尼尔·戴杨、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页。

[2]丹尼尔·戴杨、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