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大公报》副刊

三十年代的《大公报》副刊

贾晓慧

《大公报》自1926年由留日回国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后,从续刊时发行不足2 000份,到20世纪30年代后,发行上升为十几万份,遍及大江南北,风靡一时。这不仅因为它的社评针砭时弊,专稿通讯及时翔实,还因为鲜明体现了其办报方针的副刊深深吸引了读者。大公报人把传播知识,教育读者视为报纸的社会责任。胡政之说:“夫报纸之为国民精神养料”。又说:“报纸是文化的工具,乃天下之公器,非作报的人所可得而私。”因此《大公报》的副刊内容丰富,既广又专,起到了传播知识和教化受众的作用。

30年代《大公报》开辟的专栏计有“经济周刊”、“文艺副刊”、“科学副刊”、“家庭”、“明日之教育”、“家庭儿童周刊”、“医学周刊”、“史地周刊”、“图书副刊”、“电信特刊”、“县政建设”、“军事周刊”、“世界思潮”、“乡村建设”、“社会研究”、“社会科学”、“妇女与家庭”,约17种。其中有的是周刊,有的是双周刊。这些专栏多数是约平津两地文化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撰文或负责编辑。如请南开大学的何廉教授编经济周刊,清华大学的吴宓教授编文艺副刊,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编《世界思潮》,北大梁漱溟主编《社会问题》。此外,有一些由社团主办。如“明日之教育”由明日社主编,“医学周刊”由丙寅医学社主编,“经济周刊”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编,“乡村建设”由乡村建设研究会主编,“科学副刊”由二二社、三三社主编,“图书副刊”由北平图书馆同仁编纂,“文艺副刊”和“妇女与家庭”由本社特约编纂。主办的社团也大都是大学中的学术团体,如“科学副刊”依托天津北洋工学院,“明日之教育”仰仗北平燕京大学。

也有少数是自己编的,如1936年7月复刊的《科学副刊》是报社自己编辑。在复刊1年后,报社还设立了科学奖金,鼓励科学知识的传播。这些专栏的开辟,使《大公报》由最初的10版扩充为抗战前的16版,大大增加了信息量。

在一种报纸上有如此多的学术性副刊,每天都有一个特刊,又都是邀请专家编写,至今也不多见。后移居台湾的原《大公报》同仁陈纪滢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大公报》开辟各种学术性副刊,是全国所有报纸最成功的一家,直到今天似乎还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堪与媲美。”就报人的眼光看,“《大公报》是中国有报纸以来最善于‘利用’人的报纸,它集合了全国的智慧、劳力为它‘效力’。”

《大公报》开办的这些专业性副刊丰富多彩,多是属专门问题的研究,既适应了不同的读者群,又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专门性的知识。这些专刊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地理、历史等诸多领域,具有相当大的信息量。同时它又把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动态介绍给受众,具有学术性和前瞻性。该报传授的这些知识,深深吸引了青年。著名作家孙犁在一篇散文《报纸的故事》中这样写道:“1935年的春季,我失业家居,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而且,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为什么呢?在北京、保定时一直看《大公报》的孙犁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至于当时也有北京出版的报纸,例如《益世报》、《庸报》,都是不学无术的失意政客办的,我是不屑一顾的。”所以当他父亲为了省钱而要他订一份小型的《实报》时,他毫不理会,仍然坚持订了《大公报》。

在其他传播媒体,如无线电、电影、电视还不普及的30年代,报纸所发挥的传播知识的效用是无法比拟的。《大公报》地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名流云集的平津文化圈,报人具有的强烈的现代化意识和时代责任感,使它当仁不让地承担了开民智的责任。

(原载2001年9月21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