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

二、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对18、19世纪资产阶级的一种挽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悲剧在于，正是促使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最终导致了它的衰落和灭亡。尤其是市场力量对于哈贝马斯理想中的公共领域来说是把“双刃剑”。市场促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但资产主义市场竞争又终将使公共领域“再封建化”。因此，哈贝马斯所提倡和向往的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认为是不现实的。而且，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平民公共领域，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一个变种，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样的公共领域本身是否能代表全体公民值得质疑。

再者，随着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视听技术的发展，对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在场”的公共领域的交流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电视使人们对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不在场”行为有了更多的认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关于电视》中指出：新闻界是一个场，一个被经济场也即市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而且，经济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包括最纯粹的报纸和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28]布尔迪厄为我们所描绘的收视率、电视、新闻场和整个文化生产之间的经济逻辑，正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商业化趋向的具体过程。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在于，受众越来越具有消费化的趋势，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策略成功所在。

为了纠正自己初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时理论上的缺陷，1990年哈贝马斯在再版序言中做了一个重要修正，即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国家和经济的转变是同时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作为公共领域价值体现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也会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迁。而且，哈贝马斯一再强调，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有着历史的联系，而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这样的组织包括独立的传媒等。所以，最理想的公共领域更应该是完全非国有、非私营的民间独立媒体，当然，这种理想的公共媒体却又因缺少大众化传播的制度化机制而生存维艰，而全国性的公共广播电视只有通过一定的制度保障才能具备实现或更接近公共领域的可能。

事实上，公共领域理论的可借鉴之处在于，公共领域思想是一种立足于社会结构的建构思想，它强调的是介于国家、市场力量之间的社会力量。而公共广播电视承担着建构这种公共空间的责任，是维持社会结构平衡的话语载体。公共领域和公共媒介一样，都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正如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的，公共领域已经被更有效地概念化，成为一系列由社会代理机构以公民身份构筑出来的过程，为的是促进平等与参与也即民主的核心。而且这个过程是相对于商品化的社会领域而存在。另一方面，之所以称公共媒介是公共的，不是因为它占据了完全分离的空间，相对自由地存在于市场的考虑之外，而是因为它由特定形式的过程构成，这个过程坚持民主胜于商品化。在媒介市场化背景下，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和商业广播电视一起形成制度上的均衡，形成营造民主氛围的社会文化力量。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共广播电视的未来已经置身于在国际范围内寻求民族和文化认同的政策框架。也就是说，一个更具国际基础的公共领域，将致力于跨越民族国家的交流与沟通，在向民族的陈规陋习挑战的同时，把注意力集中于各民族国家各项文化政策的全球性内涵。传播学者默多克曾预言，一个重新出现的公共领域，如果与现代世界相关，那么就有必要依靠全球形式的公共合作。这意味着公共广播电视将会进一步通过跨文化的国际交流，创造一种全球性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