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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目主持人的发展脉络

时间:2022-04-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继《观察与思考》之后,1981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推出了《空中之友》节目,主持人徐曼成为中国广播史上第一位以正式名义出现的节目主持人。中央文件的正式认可推动了我国节目主持人的发展,一批主持人开始受到瞩目。这一时期的节目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由于刚刚起步,其主持人的素质和主持人节目的状况可以概括为初级水准。这些专题节目主持人以其较高的专业素质,赢得了较大的市场。

二、中国节目主持人的发展脉络

1.萌芽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末):节目主持人的基本形态已具雏形

与国外相比,我国节目主持人历史较短,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应运而生。在此之前,为了顺应广播电视媒介自身的需求,为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一些广播电视工作者开始对节目播出形式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中,五六十年代张之的“说球”和孙敬修给儿童讲故事最具主持人节目特色;60年代初期沈力、赵忠祥在演播室进行访谈,沈力在一些服务类的节目中开始进行无稿件播音,尝试与观众进行一对一的交流,这些传播形式初步具备了主持人节目的基本形态。

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传播理论和电视节目进入我国国门,节目主持人应运而生。1980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开播了《观察与思考》,播音员出身的庞啸作为节目组被批准出镜的五名记者之一首先被冠以“主持人”称谓。第一个节目《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节目组收到许多观众来信,一些观众甚至寄来了钱,希望能够帮助解决问题。

继《观察与思考》之后,1981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推出了《空中之友》节目,主持人徐曼成为中国广播史上第一位以正式名义出现的节目主持人。徐曼一改传统的高调门播音腔调,以“甜、软、轻、美”的主持风格赢得了听众的喜爱。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后,地方电台也开始尝试这一新的形式。1981年4月,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了李一萍、李东主持的《大众生活》,节目播出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近2 000封听众来信。

1981年7月至11月,中央电视台在赵忠祥主持的《北京中学生智力竞赛》节目中使用“节目主持人”一词,知识竞赛的问题和答案由主持人来宣布、评判,同时主持人还要对现场的节奏、气氛进行控制、调节,让节目既严肃又充满趣味。1983年,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栏目确定沈力为专职的节目主持人,这个节目迅速成长为国内的名牌节目。沈力被观众誉为“温文尔雅,亲切平易,热情周到,为人民服务的老大姐”,并在1983年全国优秀栏目评选中被评为“优秀主持人”。

1983年3月,中共中央以37号文件批转了广电部党组在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在谈到“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广播电视宣传的改革”时,提出“要尽可能采取谈心和对话的形式以及节目主持人的形式,以增强新闻报道的吸引力和说服力”[30]。中央文件的正式认可推动了我国节目主持人的发展,一批主持人开始受到瞩目。

1983年8月7日,中央电视台在长达500分钟的大型系列专题片《话说长江》里,设置了两位主持人陈铎、虹云,他们在演播室里直接与观众交流,探索了专题片主持的新形式。随后推出的《话说长江》姊妹片《话说运河》,同样获得了成功,陈铎和虹云的主持使亿万观众为之倾倒。

1985年6月1日,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七巧板》改版播出,“鞠萍姐姐”的形象走进小朋友和家长心中。

这一时期的节目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由于刚刚起步,其主持人的素质和主持人节目的状况可以概括为初级水准。在当时,主持人节目讲究的是播音方式、语气的改变,要求从“高调门、强语气”的传统播音向亲切自然、平易柔和的风格过渡;节目主持人则开始提倡个人风格,以交流感、对象感强的方式服务受众[31]。虽然节目主持人还流露着“表演”的痕迹,但他们的出现丰富了主持人传播形态。主持人以个人身份与受众交流对话,提高了主持人的人格化传播程度,只是个性化传播还不太明显。

2.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节目主持人由单一灌输式的传播模式开始向多种多样的风格发展

1986年年底,我国第一家经济广播电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成立,率先在全国广播界实行大规模改革。“珠江模式”的核心正是主持人中心制,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广播工作者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探索,终于学会按照广播的特点和规律办广播了;它标志着我国的广播电台不仅学会了自己走路,而且开始走自己的路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首创“大板块”节目构架,将全天的节目分为7个板块,全部采用主持人形式。主持人“采、编、播、控”集于一身,采用“提纲加资料”的直播方式,引入“听众热线电话参与”等互动方式,使这次改革大获成功。“节目主持人”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工种,逐渐被广播电视界乃至全社会所承认。

1988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一届“如意杯”主持人大赛,标志着国内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选材、培养开始走上规范化的轨道。大赛向观众推出了鞠萍、程前、高丽萍、任志宏、晨光等专题节目主持人。这些专题节目主持人以其较高的专业素质,赢得了较大的市场。这一时期对主持人的选材、培养大致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政治素质,具有大局意识和敬业精神;二是职业素质,具有较强的口语和文字表达能力;三是形象素质,具有端庄大方的形象气质。节目主持人步入了一个更为活跃、更能施展才华的时期。

进入90年代,中央电视台相继推出了《正大综艺》、《综艺大观》等栏目,一批优秀的主持人倪萍、杨澜、王刚等脱颖而出。倪萍真诚、质朴、热情的主持风格与王刚圆熟、老到、松弛的主持风格,都深得观众喜爱。具有大叔气质与大家风范的赵忠祥与聪慧灵动的杨澜珠联璧合的主持,把《正大综艺》推上了巅峰。与此同时,上海电视台叶惠贤主持的《今夜星辰》开播。该节目实行“主持人中心制”,叶惠贤集制片人、编导、主持于一身,他以幽默风趣的语言、机智灵活的应变、恰到好处的即兴发挥,使节目主持人与节目本身水乳交融。

1991年,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开播,创下了纪录片的最高收视率,片中对于主持人的设置具有开创性意义。《望长城》中设置了三名主持人,即黄宗英、焦建成、李培红。他们不事雕琢、贴近百姓的本色主持,引领了主持艺术的新飞跃。

这个时期,主持人亲切自然,平易柔和的风格逐步确立。节目主持人开始摆脱“播音腔”的表述模式,个性化传播得以显现,由单一灌输式的传播模式开始向多种多样的风格发展。

3.繁荣阶段(20世纪90年代—21世纪):节目主持人的主体意识及个性得以凸显

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诞生,标志着我国电视新闻栏目化时代的开始。《东方时空》以主持人为节目串联者、结构主导者的传播形式,便于将节目涉及的各种事实、观点、材料、背景等灵活自由地串联起来,主持人的主持技艺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节目诞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栏目就跃升为观众最喜爱的栏目之一,收视率可与《新闻联播》相当,成为中国“第一名牌”节目。时任总理朱镕基用“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四句话肯定了它的成功。伴随着节目出现的一批电视记者成为中国著名的采访记者和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他们不同于单纯的节目主持人,能够深入新闻现场进行采访,以充满个性化色彩的语言,及时报道、剖析受众关注的重大新闻、热点新闻与社会问题,直接反映受众的意见和呼声。《焦点访谈》的成功肯定了深度参与型主持人的作用,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方宏进等共同塑造了客观、权威、深邃的中国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主持人群像。

1995—1996年,中央电视台跨年度举办了第二届“金士明杯”节目主持人大赛。大赛充分体现了节目栏目化的特征,要求主持人在整个栏目的运作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这个时期,主持人所体现出来的特点是对节目串联、组织,以及参与能力的强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位节目主持人徐曼在《从播音员到节目主持人》一书中也提到:“主持人参加了节目生产的全过程,从节目主题的确定,到节目的合成制作,成了节目真正的主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念完稿就完事了。由于主持人了解、熟悉、掌握了节目的各个环节,随时了解节目的意图,随时与编辑交换意见,在制作节目中可以充分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

这个时期,各电视台开始实施“以栏目培养主持人,以主持人提高栏目知名度”的战略,从单纯的业务素质培养开始转向按主持栏目“量身订制”式的培养。崔永元的幽默谈吐、灵活多变和真诚善良的平民心态,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他的口语化的言语方式,从根本上颠覆了大众媒介的“高高在上”,电视机前的受众能够在谈话现场袒露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想法。崔永元的主持实践让栏目和主持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们一提起《实话实说》,就会自然想到崔永元的名字。

2000—2001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荣事达杯”第三届主持人大赛,明确提出主持人要向个性化方向发展。所谓个性,就是主持人要有自己个人的风格和气派,如董卿的端庄优雅、毕福剑的亲切幽默、王雪纯的知性平和、汪涵令人捧腹却又不低级的搞笑等等。节目主持人的主体意识及个性得以凸显,主动权不断增强,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成为节目的标志,地位越来越高。2000年6月,开播仅4年的凤凰卫视在香港挂牌上市,四位当家主持人吴小莉、窦文涛、陈鲁豫、许戈辉获得的股票配售额仅次于凤凰卫视的五位副总裁级的高级管理人员,成为身价过百万的华语节目主持人。

2003年4月,中央电视台开始举办第四届主持人大赛。大赛以“超越自我,展示自我”为宗旨,其中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持人的“人”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持人角色的诞生,既是公众反抗非人化的媒介文化,呼唤人文精神的结果,又是人文精神在媒介文化中坚守与回归的结果,是在物欲横流与迷失自我中对人的珍视。”[32]这个“人”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主持人本身而言,一是对受众而言。对主持人本身而言,人化就是由一台念稿机器、一台宣传机器向积极的节目参与者和组织者转变,是由简单重复到主动创造的转变,是对自身素质的提升过程。正如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所说的那样,“要把‘主持’缩小,把‘人’放大”。他认为,要成为一个好主持人,最首要的条件,应当看他是不是一个独立而大写的人,是不是一个拥有内涵,并在主持人这个位置上释放自如的人。对主持人从个人素质的要求已提升到人格魅力的层面。对受众而言,人化就是角色的转变,由被动的接受者变成参与者,这是对受众的一种尊重,是一种平视的角度,是一种平等的尊重,是一种心灵上的亲和感。

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较为可观的节目主持人阵容,培育了一大批受众熟悉和喜爱的节目主持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不再独领风骚,各地方电视台也纷纷推出了一大批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节目主持人。例如北京电视台《第七日》主持人元元、《法制进行时》主持人徐滔、上海电视台《可凡倾听》主持人曹可凡、重庆电视台《拍案说法》主持人韩咏秋、湖南电视台《乡村发现》主持人李兵、浙江电视台《亚妮专访》主持人亚妮等。通过他们的努力,将中国主持人的主持方式、语言技巧、形象塑造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这一时期,我国节目主持人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1990年6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持人节目研究委员会成立。从此,对主持人的研究、评奖有了专门的学术团体。中国广播电视协会节目主持人研究委员会每年都召开学术年会和各种专题研讨会,对外交往也开展起来。1993年和1999年,研究会两次组团,赴美国和台湾进行业务交流,开阔了我国节目主持人的视野。研究会举办的优秀论文“金笔奖”评选,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和一线主持人来研究主持人节目。从1990年起,我国广播电视界的理论工作者陆续出版有关节目主持研究的学术专著。

1993年,主持人研究委员会在第一届理事会议上,正式设立“金话筒”奖。现已举办了“金话筒”开拓奖和六届“金话筒”奖的评选活动,共评选出140位广播电视“金话筒”主持人。该奖项的设立,极大地调动了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爱岗敬业、努力创优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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