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航海与穆斯林文化

郑和航海与穆斯林文化

宋　岘

14世纪前半叶，欧洲的经济有了发展，意大利的海外贸易活动方兴未艾，威尼斯打造的金币——甫罗林（Florin）在埃及不时地冲击着阿拉伯金币——第纳尔在市场上的硬通货地位，其影响已波及阿拉伯半岛及印度洋西部地区。但在亚洲的水域，尚无欧洲人的船队出现。依据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皇帝必须倚重通晓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等民族文化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才能达到“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之目的。因此，郑和航海壮举，自然地与穆斯林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郑和航海前后，中国与西亚穆斯林国家在经济地理方面的相互了解

唐代德宗皇帝（李适）贞元年间（785～805年）的宰相——贾耽喜好地理学，他撰写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以下简称为《四夷述》）中，就记述了从中国广州到大食国即到阿拉伯的海上航程，书中具体记录了幼发拉底河（弗利剌河）、巴格达（缚达）、巴士拉（末罗），还记录了阿拉伯半岛的商业海港——苏哈尔（没巽），即雅古特·哈马维（1229年卒）《地名辞典》（Mu’jim al-Buldan）第五卷的al-Muzoun，其中言:“它是阿曼（Uman）的名称之一。”雅古特在此书的“苏哈尔（Suhar）”条目中言:“苏哈尔是阿曼的首府。拜沙里（al-Baishari）说:苏哈尔是阿曼的首府，在中国海（bahr al-Seeni）上没有比它更重要的地方了……海岸上的聚礼寺（al-Jami’）附设有峻美高大的灯塔，灯光照耀着附近的市场……它是‘中国走廊（dahleez al-Seeni）’。”言下之意，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从海上来中国的必经之地。这个从唐代就为中国所知的苏哈尔在历史上就是阿拉伯的造船基地，是阿拉伯、波斯商船来中国的始发港。阿拉伯的特产——乳香，其原产地即哈达拉毛（Hadramaot）地面上的马赫拉（Makhrah）山地。靠近印度洋的马赫拉山地及阿曼的佐法尔（Zufar）地区，那里低矮的山丘被乳香树林所覆盖。乳香在唐代即输入中国。它的外销码头是哈达拉毛的港口城市——席赫尔（al-Shihr）。唐代中国将乳香呼作“熏陆香”，此称谓当与“席赫尔”的读音有关，“熏陆”应是Shihr的表音字，“熏陆香”意即“熏陆产的香”。席赫尔所在海岸也是安巴尔香（Anbar，龙涎香）的重要产地。唐代中国呼之为阿末香（安巴尔香）。到了宋代，由于中国同阿拉伯的交流加深了，进口乳香的量也极大地增加了，因此，在宋代的汉文典籍中，乳（luban，乳、奶之意）香的商品名，方由“熏陆香”还原其本名——“乳香”。宋代以来记述香药贸易的文献均使用“乳香”一词。8世纪中叶以来大食国同中国之间的交往有了重大的进展。大食新首都——巴格达于766年正式启用后，中国的商船即停靠在巴格达城所临的码头上，迪格里斯河上有运载中国商货的船舶。巴格达的市场——凯尔赫（Karkh），设有中国丝绸服装和纸张的专卖店。到了宋元时期，西亚与中国间的海上贸易十分兴旺，两地人员往来至为频繁。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年生于摩洛哥的丹吉尔）在其《游记》中介绍:他曾以印度素丹的使者之身份于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来到中国的泉州，又去过广州、杭州及元大都（汗八里Khan baliq，今北京）。

伊本·白图泰介绍:同阿拉伯船相比较，元朝中国的商船均是大船，它们在印度洋上的深水区畅行无虞。中国船大者有十帆，每艘大船役使千人，其中，海员600人，战士400人，包括弓箭射手、持盾战士及发射石油弹（猛火油弹）战士。他在位于印度半岛西南岸的海港——卡里卡特（卡里古特），一次见到港内停泊有13艘中国船。

当时，中国商船因个体大，不再往西面的波斯湾、阿拉伯海驶去，而是在印度西海岸——马拉巴尔的港口驻停。其商品则被阿拉伯人的小船承载而去，前往今伊朗境内的霍尔木兹港（bandar Hurmuz）、阿曼的苏哈尔港、也门的亚丁港（Adan）去交易。这表明，在14世纪，中国海舶西行至印度就不再前进了。与之相较，15世纪初，郑和航海使用的长44丈4尺的巨大的宝船行经印度水域，又继续向西方航行，并直抵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的也门，非洲的索马里、肯尼亚，这确实是个不寻常的壮举。

元代中国人汪大渊（生于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于1330年从泉州出海，1334年回国，他于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撰写的《岛夷志略》记述了一些穆斯林的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港。其中记载了一个地名“班达里”，言它“地与鬼屈、波思国为邻……地产甸子、鸦忽石……贸易之货，用诸色缎、青白瓷、铁器、五色烧珠等”。中华书局版《岛夷志略校注》记，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依据班达里土产甸子即绿松石，故认为班达里属波斯国。而另一些学者从对音上看，认为班达里是印度东海岸上的港口城市——本地治里（Pondicherry）。笔者认为，藤田丰八的见解是正确的。汪大渊已讲明，此地与波斯（波思）国为邻，当是波斯的一个商埠或港口。其次，优质绿松石的产地是伊朗东北部的内沙卜尔（Naysabur），等而下之的绿松石产于伊朗的克尔曼（Kerman）省。《岛夷志略》所言的“贸易之货”专指与当地进行交易的中国商品。元代中国的青花、青白瓷器是波斯、阿拉伯诸民族穆斯林最喜爱的物品，从中国大量订购。以上汪大渊所言之情形，十分符合伊朗的实际。班达里，即波斯文“港口”“商埠、中心市镇”（bandar）的对音。古代其地叫Bandar Hurmuz，即霍尔木兹港。如今它被改名为Bandar Abbas，即阿巴斯港。无论古今，它都是Bandar，因此，“班达里”是伊朗人的港口城市。可见中国人汪大渊14世纪就到过伊朗的霍尔木兹港。

汪大渊将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称做“天堂”，并言天堂“地产西马，高八尺许。人多以马乳拌饭为食，则人肥美。贸易之货，用银、五色缎、青白花器、铁鼎之属”。因此可知，“西马”乃阿拉伯土产，即阿拉伯马。无独有偶，据《回回馆译语》所记的明代初期撒马尔罕的拐子铁木尔给大明皇帝的波斯文的《来文》可知，所进贡的“西马（asb tazee）”，其本意为“阿拉伯马”，从而证明，从元代起，西马即阿拉伯马到郑和航海之际，其义未变。费信《星槎胜览》“天方国”言:“马有八尺之高者，名为天马。”显然，阿拉伯马在郑和、费信的眼里是世上最好的马匹，故称之为“天马”。

费信《星槎胜览》“阿丹国”记录当地的土产有“黑白花驴、驼啼鸡”等，阿丹即阿拉伯也门地区位于阿拉伯海上的港口城市——亚丁（Adan），黑白花驴即斑马，驼啼鸡即鸵鸟。

《星槎胜览》“佐法尔国”记录其土产有“祖剌法、金钱豹、驼鸡、乳香、龙涎香”。佐法尔（Zufar）即今阿曼的南部地区，其外销码头是米尔巴特（Mirbat）。祖剌法即阿拉伯人对长颈鹿（Zurafah）的称谓，驼鸡即鸵鸟。

《星槎胜览》记有“竹步国”和“木骨都束国”。竹步，即今索马里境内仅有的两条大河——朱巴河与谢贝利河的共同入海口之上的港口城市——准博（Jumbo）。木骨都束，即今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Muqdiisho）。显然，15世纪初，郑和、费信一行的巨大的宝船不仅经过印度而且直航到阿拉伯海、波斯湾，并抵达索马里。

汪大渊在其《岛夷志略》的《后序》中言:“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闻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岛夷志略》真实地反映了元代中国航海家对西亚穆斯林的国家的知识。对中国人而言，那里并不陌生。然而，郑和一行可贵的是，他们以中国中央政府的身份，以几万人组成的访问团队，首次访问了阿拉伯伊斯兰中心地区，从而使中国对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文化有了接触与了解。

二、“郑和航海”领导层的穆斯林文化底蕴

郑和（1371～1433年），世称“三宝太监”。据明朝永乐年间礼部尚书李至刚撰郑和父《马哈只墓志铭》可晓，郑和的祖父、父亲皆为朝觐过麦加天房的虔诚的穆斯林。郑和本姓马，回族，云南昆阳州（今晋宁县）宝山乡人。因随燕王朱棣——明成祖起兵“靖难”有功，被赐姓郑，受封为内官监太监。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前后28年，七下西洋。当时，掌控印度洋海上贸易者，仍然是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因此，郑和为27800余人的船队安排了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的通事。他身边就有浙江会稽山阴人、清真寺的阿洪马欢为通事。随郑和下西洋，归国写书记录所历见闻的，有马欢的《瀛涯胜览》（以下简称为《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以下简称为《星槎》）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以下简称为《番国志》）。费信、巩珍皆为领兵官。巩珍在其书《自序》中坦言:“凡所纪各国之事迹，或目及耳闻，或在处询访，汉言番语，悉凭通事转译而得，记录无遗。”事实的确如此，巩珍的《番国志》记述景物细致而周详，但所涉及的番语词汇多与《胜览》雷同，这是他向马欢等穆斯林文化人请教所致。由此可见，在此行中，马欢一类穆斯林官员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三、郑和航海所接触到的番名、番物中的穆斯林文化

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中外关系史学家冯承钧先生依据《胜览》的法文注释本，对该书进行了校注。本文拟以冯氏的校注本为依据，对《胜览》中的一些番名作如下的讨论。

（一）设比奈、设北奈

《胜览校注》“占城国”云:“国之东北百里，有一海口，名新州港。岸有一寨，番名设比奈（SriVinaya？），以二头目为主。番人五六十家，居内以守港口。去西南百里，到王居之城，番名曰占城。”

冯先生在外文词的后面加有问号——“？”。这表明，他对此拉丁字的对音是否正确是有疑问的。读者可看出，此对音词同“设比奈”三字的读音的确不相符合。那么，将如何解释呢？

笔者以为，“设比奈”本是一个阿拉伯语词。在埃及土语中，阿拉伯人将村庄、村落呼做“设比嫩”（Shebeenan），其宾格形式读做“设比奈”（Shabeenai），显然，此词之含义与读音，均与《胜览》所言之“设比奈”相吻合。

从文献记载看，早在9～10世纪，有众多的大食商人泛海抵中国南海，也来到占城所在地区，唐代中国呼之为占婆。《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列传第二百四十八外国五）云:

（占城）亦有山牛，不任耕耨，但杀以祭鬼，将杀，令巫祝之曰“阿罗和及拔”，译云“早教它托生”。民获犀、象皆输于王。国人多乘象或软布兜，或于交州市马，颇食山羊水兕之肉。

其宰牲时所言的“阿罗和及拔”，正是阿拉伯语的一句话——“安拉是最伟大的（AllAH AKBAR）!”它正是阿拉伯穆斯林乃至全世界穆斯林宰牲时必念的话语。10世纪以来，埃及的政治、经济均有很大的发展，成了洲际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中心，推动了从红海经印度洋到中国的海洋贸易。必是有埃及人航海来到占城，既要经营生意，又须看顾商船，故居住在海港边，形成自然村落，并且仍呼之为设比奈。当郑和、马欢宝船队与之接触时，穆斯林见穆斯林，自然说阿拉伯语，由此，“设比奈”一词就进入了汉文记载。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亦言:“（占城国）港口有寨，番名设北奈。寨内番人五十家，有两头目主之。”其中的“北”字，当是“比”字之讹，在仅用毛笔书写的古代，这种讹误在所难免。可见，设比奈应是越南有了伊斯兰文化之后才出现的地名。

（二）不剌头、卜剌头

《胜览校注》“爪哇国”云:

国王之绊，蓬头或带金叶花冠，身无长袍，下围丝嵌手巾一二条……插一两把短刀，名不剌头（beladau）。〔国朝典故本，作一尺二三寸两刃短刀，名不剌头连鞘插腰间。〕……男子腰插不剌头一把，三岁小儿至百岁老人皆有此刀，皆是兔毫雪花上等镔铁为之。其柄用金或犀角象牙，雕刻人形鬼面之状，制极精巧。

《番国志》“爪哇国”云:

国人之性，专以强梁竞其胜负。但是男子随身皆有刀一把，仅长一尺有余，刻木作套，装护其刃，贴肉插于腰间。怒欲刺人随手举执，凶恶可惧。其刀名卜剌头，俱以兔儿雪花镔铁为之，两刃尖利之甚，短把用木作人形鬼面，细巧堪爱。

须指出，“不剌头”与“卜剌头”来自阿拉伯语——“小刀”“怀中小刀”（Barraatu）一词。它是由动词“削”、“修（毛）”（过去时式Bara，现在时式Yabree）的词根派生出来的。阿拉伯人从几千年前直至今天，一直保持在裤腰上别把短刀的习俗。尤其是阿曼人，其驻外使节在外交场合总不忘记佩带一把制作精美的不剌头。显然，是这些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或海员将它携带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来的。

（三）姑邦

《胜览校注》“爪哇国”云:

斤秤之法，每族二十两，每两十六钱，每钱四姑邦（Kubaan）。

此爪哇岛的“姑邦”是一种衡量。可巧，如今的阿拉伯、波斯人，仍将与衡量有关的秤、提秤、磅秤呼做“姑邦”，阿拉伯语读做Qabban；波斯语读做Kapan（见商务印书馆《波斯语汉语词典》1851页），或读做Ghapan（见前书1765页）。彼此皆为衡量概念。显然，爪哇国的“姑邦”源出于西亚的穆斯林文化。

（四）姑剌

《胜览校注》“爪哇国”又言:

“升斗之法，截竹为升。为一姑剌（Kulak），该国中官升一升八合。”文中的“姑剌”为量度。中世纪的阿拉伯文献有其踪影，即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撰《道里邦国志》、伊本·古达玛撰《税册》所言的“库尔（Kurr）。”

《道里邦国志》言:

“安巴尔县有5个镇，250个谷仓，年收小麦2300库尔，大麦1400库尔，银币150000迪尔汗（银币）。”（见该书第8页）

这反映的是9～10世纪时伊拉克的巴比伦地区的农业税收情况。倘若姑剌与库尔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它出现的历史可上溯到上古时期的古巴比伦。巴比伦王——汉谟拉比（前1792～前1750年）在《汉谟拉比法典》中写道:

自由民租处女地三年，以资耕殖；则至第四年时应将田犁翻、掘松、耙平，交田主，并应按每一布耳凡十库鲁之额，以谷物交付田主。（见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

从而看出，姑剌本是库鲁，它是由西亚穆斯林商人从两河流域带到东南亚的爪哇的社会生活中的。

（五）损都卢斯

《胜览校注》“满剌加国”云:

内有明净好者，却似金铂一样，名‘损都卢斯（Sindarus）’。番人做成帽珠而卖，今水铂即此物也。

波斯语呼做Sandarach，阿拉伯语呼做Sindarus或Sindalus，它又是种药物，中国呼之为“山达脂”。透明者即“岩树胶”。伊西那《医典》卷二记有此药。伊本·贝塔尔《药典》言:

（它）是种树脂，颇类琥珀，但比它软，有苦味……热性、燥性在第一等级，能消除胃、肠内的脓性分泌物。能杀虫……焚烧之，所出的烟气可消除内痔的疮疡……陀巴里说:它的烟气可治愈伤风、感冒……

（六）哈里撒

《番国志》“忽鲁谟厮国”云:

“其市店出卖烧羊、烧鸡、烧肉、薄饼、哈里撒一应面食。”其中的哈里撒，即波斯语Hareese，“是一种用肉和麦粒做的食物”（见《波斯语汉语词典》2543页）。朝鲜刻本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是中国元代人的作品，其中言:“哈里撒:小麦一碗，捣去皮，牛肉四五斤或羊肉，切脔同煮极糜烂，入碗，摊开，烧羊尾油或羊头油，同黄烧饼供加松仁炒。”元代以来的中国回回人，多是从波斯故地迁徙来的，对波斯食品已有约定俗成的称谓。忽鲁谟厮国，即伊朗在波斯湾的港口城市，即今天的Bandar Abaas港，该港口如今所邻的一个圆形小岛，仍叫做“忽鲁谟厮”。

（七）垛沙布

《番国志》“忽鲁谟厮国”云:

万年枣亦有三种。一种番名垛沙布，大如拇指，核小结霜如沙糖甘，难食。

万年枣，即椰枣。垛沙布，即波斯语词Doshab，今义为“用葡萄和椰枣熬出的糖浆”（见《波斯语汉语词典》1089页）。《番国志》中的“垛沙布”，是一种有如上滋味的椰枣。

（八）倘伽

《胜览校注》“天方国”云:

其王以金铸钱，名倘伽（Tanka），每个径七分，重官秤一钱。

《胜览校注》“祖法尔国”云:

其王铸金钱名倘伽。每个重官秤二钱，径一寸五分，一面有纹，一面有人形之纹。

《胜览校注》“榜葛剌国（即孟加拉国）”云:

国王以银铸钱，名倘伽。每个重官秤三［钱］，径官寸一寸二分。面有纹。一应买卖，皆以此钱论价零用。

倘伽，本为波斯钱币名，读做Tanga，义为金、银小钱币。如上引文表明，当时各地的倘伽并非一种，且质量、大小各异。

（九）甫噜嚟

《胜览校注》“阿丹国”云:

王用赤金铸钱行使，名甫噜嚟。

阿丹，即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亚丁市面上流通的赤金金币——甫噜嚟，本不是阿拉伯、波斯的传统货币，而应是中世纪意大利的货币——甫洛林（Florin）。阿拉伯人、波斯人呼之为菲卢林（Filurin）（见《阿拉伯语汉语词典》986页、《波斯语汉语词典》133页），郑和、马欢在印度洋的重要商埠——亚丁港已见到了这种欧洲金币。

（十）撒白值

《胜览校注》“忽鲁谟厮国”云:

此处各番宝货皆有，更有青、红、黄雅姑石，并红剌、祖把碧、祖母剌、猫睛、金刚钻，大颗珍珠如龙眼大，重一钱二三分。珊瑚树株，并枝梗。金铂、珀珠、蜡珀，黑铂，番名撒白值。〔……撒白值应是波斯语琥珀名称Sahboi之译名，其第三字疑为仪或伊之误。〕

撒白值，应是阿拉伯语词——黑玉珠（黑煤玉，Sabaj）的汉字音译名。撒白值，即煤精，中国辽宁抚顺煤矿亦产之。伊本·贝塔尔《药典》言:“撒白值:它是产印度的石头。甚黑，有闪电般耀眼的光泽。质地松脆易碎裂。它具有冷而燥的性质。将其粉涂在眼上，治疗黑眼圈有效。”可见，《胜览校注》作者将“撒白直”断定为“琥珀”是错误的。

（十一）撒不泥

《番国志》“天方国”云:

“堂近有司马仪圣人之墓在焉。其坟冢用绿撒不泥宝石为之……”撒不泥，乃阿拉伯语词Sabunee，义为“肥皂草色的”。在阿拉伯人的辨识宝石的著作中，撒不泥，为“肥皂草色的绿宝石”，即“肥皂草色的祖母绿”。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回回石头”言，撒不泥是第三等级的绿宝石，即三等货色的绿宝石，一种不透明的、没有水头的宝石。

如上的阿拉伯或波斯语番名、番物不胜枚举，它们全得自马欢等穆斯林的亲口询问与记述，从而使中国人更多地了解世界，更好地同域外的民族、国家打交道。

四、郑和一行所抵达的国家地区及其文化与物产

1.占城国新州港，即今越南的归仁。伽蓝香独产于此，又产降真香、观音竹、乌木、犀牛角与象牙。

2.爪哇国、旧港，即印度尼西亚。土产苏木、金刚子、白檀香、肉豆蔻、荜拨、龟筒、玳瑁、鹦鹉（大如母鸡）、红绿鹦哥、五色鹦哥、鹩哥、芒果、白鹿、白猴、白猿。又有“拉洋片子”的曲艺，明人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言，爪哇国“其国人以图画相解说”，“纸图人物、鸟、兽、虫、鱼之形如手卷，以三尺木为轴，坐地展图朗说，番人环听笑语”。

3.暹罗国，即泰国。土产黄速香、罗斛香、沉香、降真香、花梨木、白豆蔻、大风子、血竭、象牙。

4.满剌加国，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土产打麻儿香、山达脂（损都卢斯）、锡。

5.锡兰国。土产红、黄、蓝宝石（刚玉）、石榴石（昔腊泥）。

6.小葛蓝国、柯枝国、古里国，即印度。土产苏木、胡椒、木鳖子。

7.溜山国，即马尔代夫。土产椰子、龙涎香。

8.天方国、祖法尔国、阿丹国，即阿拉伯。土产乳香、血竭（龙血）、芦荟、没药、安息香、龙涎香、苏合香、木鳖子、蔷薇露、万年枣（椰枣）、猫睛石、珍珠、珊瑚树、金铂、麒麟（长颈鹿）、狮子、花福鹿（斑马、黑白花驴）、阿拉伯马（西马、天马）、金钱豹、羚羊、驼鸡（鸵鸟）。

9.榜葛剌国，即孟加拉。土产砂糖、白糖、糖霜、蜜煎（饯）。

10.忽鲁谟厮国，即伊朗。土产红宝石（刚玉）、剌石（红玉、红尖晶石）、蝇绿色祖母绿（祖把碧）、祖母绿、金刚钻、黑煤玉（撒白值）、梭幅（羊毛衣）、撒哈喇（Seghlat，北京大学的时光先生在其论文《二十五史中的波斯语借词》中说，它是一种波斯毛布料子）。

11.竹步国、木骨都束，即索马里。土产狮子、金钱豹、鸵鸟（六七尺高）、龙涎香、乳香、金珀。

12.苏禄国、麻逸国，即菲律宾。土产木棉、黄蜡、玳瑁、槟榔、珍珠、降真香。

13.渤泥国，即文莱达鲁萨兰。土产降真香、黄蜡、玳瑁、片脑。

五、对郑和航海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的感言

在读了向达先生校注的《西域番国志》（中华书局版），看到他注释波斯语词“撒白值”出现的错误，以及他不知“哈里撒”究为何义时，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向先生不幸逝世于动乱而惨烈的年代，他的学术成就对我辈影响至深。倘若今天仍健在，他一定会利用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好条件，悉心培养一代新人接他的班，以完善他开创并钟爱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这方面所需的新人，就是知识结构要新。具体而言，就是既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又要熟练掌握数门外语。郑和航海研究意义重大，在当今大好的国内、国际环境里，我们应着力将年轻人培养成精通阿拉伯、波斯、印地、马来等语言文化的才俊，或者吸纳这方面的海内外人才，从而使郑和航海史料的整理研究有所前进，有所突破，焕然一新。

我以为，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与中外穆斯林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穆斯林先贤们，为明代中国政府实现与不同国家与地区、不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接触与了解，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外文明之间，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性对话，为中外文化的友好交流立下了奠基之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应继承与发扬郑和航海和平对话的精神，同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积极开展学术文化交流和方方面面的合作。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5年第3期）